01
守在东京已无意义。整天在街上游荡，我自己还很容易被警察盯住。我想离开东京。若是侥幸让警方找到我女儿，反正我手机号码没变。
去哪里？我想起了几年前去过的仙台。那个我曾经和他一起住的中国人已经不在了，但那房东电话没有变。我打过去，听出是我，房东很热情。当年我住哪里时，给他送过乌龙茶叶，我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满口答应把房子给我住。日本人相信熟人，而且恋旧。也许还因为，在烟台，中国人不多，也因此对中国人没有恶感，原来我和跟我一起住的中国人，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去了。物是人非。房东老了。他说我也老了。是的，老了。他更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几年前的我了。
在仙台，我常常记起鲁迅。之前并没有这么强烈地想起他。也许是因为我强烈感觉到了“弱”，鲁迅是我们这个“弱”民族的“民族魂”。我感觉着他的存在，在我走路的时候，在我做事的时候，在我睡觉的时候，在我人说话的时候，他会蓦然岔进来。他好像鬼。
听说东北大学有个鲁迅故居。有一天，我专门去造访它。大学正门附近，有一座二层普通日本旧式民居，前面是车水马龙，周围现代化的公寓，一座破旧的房屋夹杂在其中，显得有点怪异，那就是鲁迅故居了。再往前走，到了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的一个院子，走到最深处，那里据说有鲁迅当年听课的阶梯教室。有栅栏，进不去。我在外面转了转，碰见一个人，觉得有点亲切，原来是他的神态，他的模样，他脑袋后面翘着几丝头发，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他让我想起了我读大学时的时光。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淡忘了自己也有过这种辉煌的时光。在东京，有那么多名牌大学，也从没想过去里面转转。我问他入口在哪里？他愣了一下，停住，问：“你是中国人吧？”
他怎么看得出？我已经在日本这么久了，警察都未必认得出。
他笑：“中国人认中国人，火眼金睛。”
我也笑了。
“我可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才认你的。”他说明道。
我没明白。
“中国人，我才不认呢！他们跟你有仇似的。你在国外出了事，他们才不理解你，反而幸灾乐祸，咬牙切齿。”他道，“去年签证，因为担保人材料不行，险些被拒签，郁闷，就在网上发帖。那些国内人却说：别发牢骚啦！你出国了，有钱，该！我跟他们无冤无仇，又都是中国人，他们怎么这么恨我呢？所以我认你，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外面的中国人。……你也是来办事的？”
我摇头。“你是来留学的？”
他说他在这所大学读博士。“就是研究他。”他指了指栅栏内。
“来日本研究鲁迅？”我奇怪。他马上明白我的话意，敏感地解释道：
“可不是蒙日本人哦。不是冲着日本人，着眼点在中国，在这里研究鲁迅，比在国内更容易发现问题。”
瞎掰吧！我心里想，多少人出来混洋文凭，我还不知道？
他大概捕捉到我的神情，问：“你不相信？”
“不，不，”我连忙说，“可以直接进入当时的情境。”
他似乎仍然心虚，仍然问：“那你不相信什么？吃鲁迅？”
这种说法我知道。我读大学时，就有这种说法，多少人研究鲁迅，吃鲁迅饭，啃鲁迅腐尸，其实什么也没有研究出来。我说：“不，我相信。”
他说：“要知道，至今对鲁迅研究最深入的，不是中国那些鲁迅专家，而是日本人竹内好。”
这我倒不知道。
“如果没有日本，也成就不了鲁迅。”他又说，“鲁迅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刺激物的，日本是中国现代化的坐标，而又是中国最大的耻辱源。在中国人世界里，日本对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问题，日本是中国的……怎么说呢？好像是……生化反应试剂。”
他做了个捏试剂的手势，这看起来倒像个生化博士。“因此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问题。所以通过日本这个试剂，来观察中国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
我愣，我望了望栅栏内。“想进去？”博士问。
我点头。他热心地为我去求门卫。门卫看了他的证件，答应了，放我们进去。教室不太大，有十多排木制的长椅，阶梯形状，从讲台往后升高。“当年，幻灯片就在这里看的吧？”我问。
就是那个中国人众所周知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就是因此“弃医从文”，成为鲁迅的。
他一笑：“说不定只是个托词呢。”
我诧异。
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献，鲁迅当初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得并不好，也许已经遇到了困难，难以为继了，所以借‘幻灯片事件’出走。”
我没想到，看来他还真研究出了成果。
“困境中的人容易不择手段，寻找托词。所以那与其是民族的耻辱，勿宁是个人的耻辱，是作为人都会有的普遍的耻辱感。民族主义只是个宏大的借口。”他停了一下，又说：“当然这样容易引起共鸣。就好像现在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的中国人，明明违背的是人类基本规则，但是总是拿‘民族歧视’说事；即使你在英国、美国或者韩国、新加坡这么做，也会遭到谴责，但我们却偏盯着说，这是日本人在欺负中国人！”
我愣。
“即使是被欺凌，也只是一个弱者被强者欺凌，与民族实际上没有关系。再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族、国家真的那么重要吗？真的那么爱国吗？只要看看那么多人干着丢中国人尊严的事，那么多叫着爱国却不回国的人，更不要说那么多年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斗中国人、中国人拆中国人的台的事了，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竞相放弃日本对中国的赔偿。这是民族主义吗？在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幌子罢了！所谓民族主义，实质只是自我主义。”
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这个幌子是谁都需要，受用无穷。呆会儿你会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种的树，是红梅。”
他煞有介事做出傲然挺力的姿势。
“也是啊，毕竟一个民族需要一个神话，一个受欺凌的民族，需要为他的仇恨心理找到堂而皇之的托词。你还会在市博物馆看到‘鲁迅之碑’，居然是郭沫若题的字，我不知道这个曾经被鲁迅仇恨，也仇恨鲁迅的郭沫若，在题写这几个字时，是什么心态？出于原谅？宽恕？这不是我们民族的关键词。或者出于民族自豪感？我也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明白地说，出于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考虑，本质上仍然是算计，逃不了的是仇恨。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揣度别人中过日子，没有大智慧，只有揣摩他人的智慧，整个中华民族仇恨哲学蔓延，陷入暴力情境，中华民族因此繁衍下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形，他们跟我根本不熟，但是他们就是恨，恨有钱人，恨官僚，恨《杜鹃山》里那个给财主抬轿的，尽管也是受苦人。恨别人，恨外族人。一个不爱人类的人，能够爱自己的民族吗？不可能。他只能爱自己。所谓民族主义，实质只是自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民族，只是由这些只爱自己的人组成的团伙，谈不上真正的民族。只爱自己的人是可怕的，由只爱自己的人组成的团伙也是可怕的，一旦这个团伙得势，强大起来，就更可怕。”
谈何强大？我还弱得可怜！如果真能强大，被看作强盗也在所不辞，为什么不行？只要能做大做强。我应：“难道为了人类爱，人类大同，全球化（哈，我的女儿就是被这么“全球化”给“化”掉了）就只能当牺牲品？我们一反抗，就是暴力，就成了可怕的‘团伙’。可我们不反抗，怎么能强大？这简直是悖论：因为我们弱，我们落后，别人不爱我们，欺凌我们，我们却还得爱他们，也就是任他们欺凌，我们还有没有强大的权利，还能不能爱自己？”
“确实，越是苦难的人，就越是强烈感到要爱自己。越是被欺凌的人族，就越强烈地渴望自己要强大起来。民族也是一样，一样的狭隘。个人和民族是同构的。一个狭隘的民族不管拿什么做借口，都掩盖不了它狭隘的本质，因为它只爱惜自己，只渴望自己要强大。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处在这种渴望的焦虑中。比如鲁迅，因为在这里看了一场砍头示众，就深感民族的弱小，国民的不觉悟，落后。砍头事件，就是外来的暴力侵犯的视觉化象征。在鲁迅文学神话的建构过程中，幻灯片事件和砍头的场面已经充分事件化了。用王德威的说法，王德威，知道吗？”
我不知道，大概也是研究鲁迅的什么人，我想。但我装作知道，点头。
“嗯，”博士说，“王德威说，一部中国文学现代史必须从‘头’说起。其实岂止，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都是如此。当然这个‘头’，还包含着事情的起点。因为弱，因为落后，要强大，所以要启蒙。其实虽然有被外族‘砍头’这个说辞，但鲁迅作品里针对的只是本国。《狂人日记》中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药》和《祝福》中是中国人吃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在‘吃人’。反复出现的人血馒头，《阿Q正传》中人群‘呆滞的但穿透皮肉的目光’。梁启超也将中国二十五史称为是一部‘相斫书’。所以要启蒙。但是很不幸，外族入侵了。在这些入侵者里，最让中国人受刺激的是日本。这个我们本来看不起的小学生，居然跑到我们前头来了，而且反过来欺负我们。这是双重的耻辱。怎么办？只有救亡，抱成一团，铸成一个严密的整体，自强，让自己也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集权主义得到了承认。一如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同构那样，这个集权主义不仅针对外族，同时也针对本国人民施行暴力。因为要抵抗外国暴力，建立起了集权国家，包含了抵抗和压迫的双重性格。
“也许你会说，这是倒退，复辟。我不同意。要是这样就好了，再把它复辟过来不就行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它是什么‘封建主义复辟’，而是一种极端的现代现象。是现代性的问题。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说：野蛮和暴力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纳粹大屠杀就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而日本侵略中国，也是他们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性是有破坏潜能的，一方面，它存在着绝对化和总体化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呢，又存在着多元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人们一方面接受不同的价值观、信念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将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合理性合并起来，表现出一种将其绝对化的强烈倾向。这些破坏潜能最充分地表现在暴力上。暴力、恐怖和战争，被意识形态化和圣化了，让我们身陷其中而不自觉。弱民族的崛起，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和圣化，这种崛起的焦虑让我们内心产生了鬼，对，是鬼！这种鬼，一旦成了气候，就成了复仇的恶魔！”
也许吧，我承认。我内心有鬼气。难道这是我的错？我是恶魔，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愿意当恶魔？一切从头说起，嗯，是应该从头“说”起，好好说一说！
可是我说不清。我承认，我说不清。
02
一天，偶然翻开菅原先生给我的那个小册子，开头一段吸引了我。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那段历史，既熟悉，又陌生。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