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藩王们散布在各地，要等他们串联好，将意见反馈到中央，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削减宗室领取俸人口的议案引起的风波没有几天就平息下去。
在朱伟迪的授意下，廷议的初步结果也很快给出，朝廷准备以万历中期对宗室管理制度的改革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改革范围。
万历中，朝廷曾更定《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
此次廷议的初步结果将允许自便生计的宗室范围扩大到辅国将军（皇玄孙）爵位及以下，准辅国将军爵以下宗室参加文科举考试，放宽对宗室入仕的限制，准许以上范围宗室担任亲民官等掌握实权的官职。
这个廷议结果虽说没有直接提减俸和降等袭爵这种敏感议题，不过很多人都清楚，实际上别说这种爵位级别的宗室，就是郡王下的镇国将军一级的也不一定拿得到账面上那些俸禄，允许自便生计的意思就是暗示各地方官日后不用再给这些人发俸禄。
而对宗室管理制度比较了解的官员早已经将皇帝的心思摸透，这个议案其实也只是初步的试探，他们都知道减俸和降等袭爵才是皇帝的终极目标，不知道的只是皇帝准备什么时候实现那目标。
《宗藩事例》的初版修改内容，此时也已经通过邸报传遍了大江南北。朱伟迪准备在和各宗藩讨论后，将最终的决议在明年年底前施行。
在等待各个宗藩的回应时，朱伟迪也没忘了让太监们将各种弹劾各个藩王的奏章整理起来。闲下来的时候他也翻过两次，不过那些无法无天的藩王的累累恶行只让他越看越生气，翻了两次就不再看。
藩王的问题，朱伟迪自然也下了番心思研究，结果自然是触目惊心。
大明记录在玉碟上的宗室人口有近二十万，这些人的岁禄开支账面数额如今已经高达近千万两，而大明全国一年的岁入不过三千万两左右。
据朱伟迪手上的资料，拿藩王最密集的河南来说，整个河南省的土地大半都已经在宗室手里，而仅开封的周王一系，人口数已经接近四万，周藩一系散布在各地的郡王让朱伟迪数下来只觉目瞪口呆——居然有72个之多。
这会朱伟迪才想起东林党人弹劾魏公公的罪行里有这么一条——大肆克扣宗藩俸禄。
不过，大明的税务加派可不只是有三饷，宗室的禄米和赐予的庄田，有不少是通过加派赋税来实现的。大明近二十万的宗室俸禄基本都是由地方供给，这样恐怖的数额，地方官员哪里有办法拿出来，他们对那些爵位不高远支的宗室自然不会理会，不过亲王郡王级别的，他们也惹不起，只有一边拖欠，一面向农民加派。
魏公公别的罪行且不论，单只这一条就完全是东林党人在胡说八道。不管哪一党在台上都得克扣宗室俸禄，要是真照账面上的数额发下去，不出一年大明就会灭亡。
进入深秋之后，北京城越来越冷，今年朱伟迪倒是不用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羊毛纺织技术在工匠的努力下已经获得成功，三位后妃都用毛线为他编织了一件毛衣，虽说三位后妃的手艺都还有些粗糙，不过朱伟迪也不以为意，反倒是十分珍惜，三件轮着穿。
在赏赐给京师的达官贵人许多件毛衣之后，这件新事物也开始慢慢在京师的上流社会圈子里流行，轻薄保暖的毛衣，比棉衣和皮草还是受欢迎得多。
与此同时，朱伟迪对蒙古的布局也在进行中。
羊毛厂的经营权，朱伟迪给了田妃和袁妃两家。这种类似美丽奴绵羊的羊，他在援助蒙古人时每家大部落都赠送了几百对，让田袁两家派人去蒙古收购这羊毛。
如今这毛衣是有价无市，羊毛自然也是随着水涨船高，让部分蒙古人追悔不已。
朱伟迪让赠送羊的官员反复向蒙古人强调过，这羊不是用来吃的，他们中许多人却是不信羊毛能卖出什么价钱，把那些可怜的绵羊填进了自己的肚子。如今这些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靠着羊毛大赚特赚，他们还得死皮赖脸地来向大明讨要这出细毛的绵羊。
当然，这个战略也不是一帆风顺。考虑到国内的灾情，大明对蒙古人的粮食供应也从来不是敞开的，只是按照锦衣卫反复核查后的人口给粮，在粮食危机的压力下，愿意养殖这种绵羊的蒙古人也没有朱伟迪想象的那么多。
朱伟迪暂时还没有强制要求三家外戚交税，倒不是他怕老婆在耳朵边吹枕边风。他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过早暴露出收商税的野心，让外戚交税这动作的政治意图明显了点。再说，如今三家外戚的厂子，也就周家的纺织厂稍微大点，周家一年下来也不有了过几万两的利润，他们的工坊还远没有成规模，要收也收不到多少钱。
他此时已经发现真缺钱，琢磨三个外戚的那点商税，还不如抓几个站错队的文官和太监出来抄家快。前不久，徐应元负责去抄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的家，抄完后一共上交十九万两，这还明显是被徐应元和他的手下黑了一大笔的。
这次的宗室管理制度改革，虽说后面隐藏着的是不良意图，基本的调子还是给了宗室许多好处。
离京师比较近的一些藩王的回应很快到达京师，山西、河南和山东三地的晋王、福王、周王和齐王等藩王分别上疏支持朝廷的改革，对改革内容也有很多的赞颂。
福王之外的几个藩王，和神宗这一系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稀薄，换别的朝代他们早没了亲王这等尊贵的爵位，关系隔得远了，当然也不敢对朝堂上的事多说什么。
万历皇帝一直都希望福王等上大位，东林党们却抵制了万历的这一想法，硬是将泰昌推上了帝位，这也是东林和阉党两党党争的重要起因。鉴于这个缘由，福王这一系地位也有些尴尬，就算是要降等袭爵他最多也就上疏哭诉一番，多的话他不敢说。
由于朱伟迪已经惩罚了敢提出降等袭爵等激进改革措施的文官，这些藩王也没有什么上疏表示忧虑的理由。
只是和他们关系很远的宗室，亲王们也不会有多在乎，他们的上疏完全是一边倒的赞同，那些郡王在这事上压根就不敢多说话，只有零星的几个郡王向朝廷表达了点不满，那些郡王也没敢冲着朱伟迪发火。
这倒是让朱伟迪吃了一惊，本来他以为这些藩王会来向他哭诉那几个文官破坏祖制的“恶行”，不想他们连声都不敢吱一下。
朱伟迪此时才明白是自己想岔了，靖难之后大明对藩王的管理就变得非常严苛，相关的规定很多——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
而正德年间的安化王和宁王造反之后，藩王们更是被彻底削去了兵权，此时的大明藩王们已经没有多少在政治大事上和朝廷讨价还价的实力。
此时朱伟迪已经发现，只要不做得罪其他利益集团的事，这些藩王在大明就完全是孤立无援，想要让这群猪们出点油水，也许并不是太难的事。
此时，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这个试探动作太小了点。
我果然还是太嫩了点么？
放下，藩王们的上疏，朱伟迪揉了揉脑袋，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这些亲王和郡王的田地和产业规模非常庞大，完全可以说是肥的流油，在缺钱赈灾的情况下让朱伟迪实在是眼红不已。
不过仔细一想，他又觉得自己先前的想法太过天真。
要收藩王的税，说起来容易，但是要真正去把这事落实，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些大手大脚惯了的藩王一定会将税务转移到农民身上，地方官也没有处理藩王的权力，闹出乱子的可能也很大。
如果让地方官也有权去处理地位尊贵藩王，这些藩王恐怕也有会直接造反的。
而降等袭爵这种规定，是要这些藩王的老命，肯定会有人造反。此时大明有大把的流民，这些藩王只要拿出家产振臂一呼，也未必拉不起些乌合之众，那些不满朱伟迪这个“昏君”的东林党人也未必没有想动歪心思的。
虽说朱伟迪认为这些猪们掀不起什么大浪，不过天下的藩王如此多，也可能会闹出相当规模的乱子。他想要做出决断，却总有许多顾忌，思索良久后，他还是决定等把后金和蒙古解决了，把军权抓牢，那时再来处理这些肥猪。
这些时日，他的脑子里也不时冒出这么一个疯狂的念头——等把鞑子灭了之后，干脆把台上这些贪腐的文官、武将和猪一样的藩王一锅端，全部诛杀，直接来个改朝换代。
掌握了相当多实权的皇帝，却产生这种奇怪的念头，他恐怕会是史上头一个。
想通了之后，朱伟迪也发现其他宗室的意见也不重要，如今朝廷也没缺钱到需要立马就对藩王动刀的程度，宗室问题他决定暂时放下。
反正调子已经定下，后续的烂事，朱伟迪也懒得去管，全部交给内阁处理。
除了看看少数几个高级文武官员的奏折，听听厂卫的汇报，在这两项事情之外的时间，朱伟迪做的事情可以说一点不像个皇帝。
他会亲自检查京营所有新募的壮丁，还经常去抽查军饷发放和军队训练情况。不时就会去对各个武器制造作坊进行抽查。有时还偶尔客串下教师，为四卫营那群作为后备武将培养的青年传授各种文化知识。除此之外，他还得负责起综合管理各个新设立工坊的新事物研发事宜。
他这个皇帝，快把总督京营戎政的武职和工部里处理琐事的跑腿职位都兼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