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翼
这么多年来，有一句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那是上中学时读到的郁达夫的一句话：“我常常听到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在一九九九年里我更多地想起了这句话。
人生的确有很多让人百感交集的时刻，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平静地流过，在你吃早餐的时候，在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在你头痛的时候，在你为一点琐事与人纠缠的时候……生命就这样静静地流逝过去，但是你偶一出神，就会听到那隐隐缓缓的、像是从极远的某处传来的音乐声，这声音流过童年，流过一个个春夏秋冬，流过每一次的幸福和痛苦、每一次的悲欢离合。
在一九九九年里更多地想起这句话，并非因千禧年将至。那与我何干呢？相干的是我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八字凑巧，这一年，命运让我有机会提前几年来想那些“四十不惑”的问题；也有机会让我长久地坐在温哥华安静的海边和宁静的草坪公园长凳上，听着海鸥的叫声、看着飘落的枫叶，想关于灵魂的事情，想该怎样做个文人。每当这时候，“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就像晨雾一样从心底轻轻地浮上来。
灵魂的事情
我深信灵魂的存在。
灵魂对于我还不只是一件心理的、诗意的或是哲学的事情，灵魂是与我们这些如草木三秋一样活过一世的人最切近的神秘。帕斯卡说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我却觉得人更应说是“一棵有灵魂的芦苇”。这世界于我总是有着若隐若现的大神秘存在，“视之不见，搏之不得”，但在某些时候，如在静静的海边面对血红的夕阳时，在听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时，在雅斯贝斯所说的那些人生的“极限时刻”，在教堂里唱赞美诗或是打坐到最深入的时刻，我都感到灵魂是我们体内唯一与神秘存在相联的天线，于是我也相信上帝以他的肖像造人造的是人的灵魂而非肉体。
大约是十年前的一天，在南开大学研究生宿舍那个令人怀念的大阳台上，我望着沉沉的夜空，忽然非常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短暂、死亡的可怕和永恒的诱人。在此之前，虽然我也早就相信灵魂的存在，甚至对东北原始森林中的老树都抱有敬畏之意，但占据我心中的是古巴比伦歌手吉尔伽美什所唱的那歌：“人生命定有友谊、爱情和英雄业绩，人总是要死的，但事业是不朽的。”这种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来自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到的红色文化的哺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遗传基因、童年经验和心理资源，就像不同的传记一样。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我们都不得不在一生中的许多时刻意识到潜藏在心底的它们。这也是一九九九年我更多地想起的事情之一。我们这一代的那种抽象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童年经验注定在未成年之前就要面对新的转换。
我之相信灵魂存在及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也就是这种转换的后果之一，我视之为较我的学术职业更为重要的事情。在九零年前后，宗教借气功热的余绪开始重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我开始对西藏密宗和基督教、天主教等感兴趣。西藏密宗至今仍然在我的心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对我而言，藏密是一种“实证的宗教”，它的神不可以什么现象学、超验主义之类的想法来转换或诠释；藏密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一套只有印度瑜伽才能媲美的通向神秘世界的技术。每一个修习藏密的人都会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的。对于灵魂归宿问题，藏密甚至有专门的操作性技术来处理（当然只是辅助手段），如宁玛派的“颇瓦法”，在生前把头顶练就一个当时可以插进草的通道，临终时灵魂便可从那里从容起身奔赴那个与Dasein不同的世界。我一直觉得基督教是一个文明的产物，而宗教是非得如范德莱乌、奥托等人所说的“与全然相异者的相遇”。
荣格有书《寻找灵魂的现代人》。只有现代人才会怅然若失于在这个皮囊里面少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又正是这“现代”把那雪山高原永远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别处”。要修习藏密，对内地汉人来说，真正的金刚上师又何其难寻啊。而现代人的另一个性格是难以摆脱美感的诱惑，那些法器对现代人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的符号。我深深地向往那种原始体验，但我也需要有美学式的宗教体验来救助我这个现代人的灵魂，于是圣经和教堂就成为这样的目标。
对于一个俗人或异教徒来说，基督教或天主教最先给我的印象就是：感动，而非神秘。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的故事。”这世界有一个最高的和唯一的主宰，上帝；人类则是渺小和有罪的；而这个上帝竟然爱我们这些渺小和有罪的世人到了如此地步——他以耶稣基督之肉身自愿被他要拯救的人类以最屈辱和最痛苦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为人类赎罪、来使他们获救。面前有两种选择：如果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使我至为感动的爱的故事会使我毫不犹豫地成为他的子民；如果上帝仅仅如伏尔泰所说：“如果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也有必要发明出一个上帝来”，我也将会为人类自身的苦难和对爱的追求感动至深。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天壤之别。我有一万个理由应该做基督徒，但只有一个理由就阻止了我：神在那里？
最初读《圣经》时，在其中找到了我理想中的神的形象以及在藏密中对神秘的理解模式。但是，偏偏有资深基督徒告诉我：《旧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对新教的灵恩派（五旬节派）感兴趣，以为那是圣灵在出来作见证，但又听见有牧师和神学家说：“五旬节在历史上也只有一次。”有无数的神学家、灵修家、牧师和基督徒朋友讲：“你这样寻找神的方式是错误的。”他们说得非常有理，但我想倾听的却只是神的声音，而非人的声音。我甚至相信圣安东尼和圣弗兰西斯的与魔鬼争斗、口吐十字架、向小鸟讲道的传说，但是，“俱往矣”，现代人包括现代基督徒似乎已经丢失了基督教修炼的秘籍。
基督徒里面，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断头台上，以为自己的生命只有最后一刻的时候，望着远处教堂尖顶上那一抹阳光，深信了上帝的存在。上帝也许就是这样一种藏在人类和个体生命最深处的力量和希望，它是真正的“灵魂的事情”。
但我还是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在我心底的更深处是相信神乃活生生存在的，而不只是存在主义的、现象学的、诗意的、宗教心理学的神。刚刚来到加拿大这个神学院时，我一下子被抛入了一个有浓厚宗教气息的氛围里，我感到惊异：在现代理性、科学、世俗化的世界里竟然有这样一个角落，人们无时不在谈论一个对象或是直接向之诉说——上帝，好像他就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员。我受到感染，给我一位尊敬的老师写信说：如果我能在加拿大找到“生命”，那真是不虚此行了。老师回信说：在这个世上谁能找到“生命”呢？连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都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我听到的又是“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耶稣的悲苦岂不正是我们的悲苦？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可谓不悲，但若从求道的速度来看，他还真是挺幸运的：“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最后竟至于“随心所欲”之境，令人艳羡。我呢，只能如弗罗斯特诗所说：
AndmilestogobeforeIsleep.
也许会有神的召唤，也许没有，但是做一个“属灵的人”——那种把生命中的碎片整合起来的生活——真是神往之事，不管是藏密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印度教的、巴哈伊教的。
文人的事情
灵魂的事情不只是有关彼岸的和神秘主义的，它更是日常生活的，对于我，它就是关于文人的事情，或叫知识分子的事情。这是一九九九年里想得多的另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