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结成社会，建立国家。“无规矩不成方圆。”要保持国家的良好治理、社会的有序运行，就必须有规矩，于是慢慢就有了法律。春秋战国时期，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封建社会，虽也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在封建特权和腐败官吏面前，“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冤案错案，屡见不鲜。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指的是依法而治，靠的是法律的理性和权威，强调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至上地位。人治是指依人而治，靠的是掌权者的智慧和权威，强调掌权者的绝对权力。法治代替人治，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是对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如今，依法治国已经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已经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例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治国，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法治之光暖民心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那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
——［英国］培根
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宋鱼水办过无数个案子，可她最难忘的还是那一起案件：
那是一个寒冬的早上，一位二十几岁的民工走进了法院。他衣着单薄、破旧，尽管屋里有暖气，但他还是微微发抖。接待他的正是宋鱼水。民工告诉她，他给一家饭馆送了一年的菜，对方却一直没给钱。快过年了，他冒着严寒一趟趟去要，求了服务员，求了老板，不但没要到钱，反而被人连推带搡地赶了出来。
听了这位民工的述说，从小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宋鱼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同情不能代替法律，宋鱼水告诫自己不能掺入任何个人情绪。立案后，宋鱼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得知原来这家餐馆多次倒手，欠民工钱的老板早就没影了，而现在的老板又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宋鱼水找到老板，明确告诉他：按照法律规定，你可以向过去的承租人追偿，但你现在必须先把钱还上！
缜密细致的调查和公正的判决，使案件顺利解决。小伙子捧着一沓钞票痛哭流涕，他告诉宋鱼水，病重在床的妻子和上学的孩子都在等着这点钱救急……
清白是法官必须坚守的职业道德底线。
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几次打电话表示自己从未打过官司，要求宋鱼水给他推荐律师。宋鱼水说：“法官不能给你推荐律师，理由很简单：我如果给你推荐了律师，你会怀疑我从中获取费用。对方也会怀疑我偏向你。”挂断电话后，宋鱼水有些遗憾，甚至矛盾。在正常情况下，法官根据律师的诉讼水平，为当事人推荐合格的甚至优秀的律师，对当事人来讲是件好事，会起到最好的帮助作用；但法官介入此事，一定会有人认为法官有问题。宋鱼水的原则是，绝不给别人怀疑自己清白的机会。
宋鱼水认为，法律是有原则的，法律最终的结果也是无情的，但是司法可以是温暖的。让法治之光温暖民心，这是宋鱼水的誓言。
在一个法治的时代，这是法官的责任，也是法官的追求呵！
一部法规的废除
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陈弘毅
10多年过去了，孙志刚的名字仍然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一个公民之死，导致一部法规的废除，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第二天，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那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这一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这一事件一经媒体报道，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随后，广东省、广州市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省、市政法公安机关也迅速成立联合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短短一个多月，先后抓获8名涉嫌殴打孙志刚的人，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护工等5人也被抓捕归案。同时，检察机关对涉嫌渎职犯罪的有关人员立案侦查。
2003年5月14日，北京大学3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三博士上书引发了对孙志刚案更深层的讨论。5月23日，贺卫方等5位著名法学家也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新办法提出了全新的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各地收容遣送站纷纷摘下了牌子，人性化的救助站代替了收容遣送。
由此，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了施行近20年收容遣送条例的终结和救助条例的实施。一位公民的遭遇直接导致一项全国性法令的终结。同时它也昭示我们：中国法治进步，不仅仅需要理想和原则，更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和本职工作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坚持不断地推动法治进程。
让悲剧不再重演
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
——[美国]卡多佐
“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
“劝亲劝友，不劝司机喝酒！”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
在公路两旁，司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然而，却并不是每个司机都能真正坚定不移地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少人总是心怀侥幸，觉得自己酒量大，喝得也不多，不会出什么大事。2011年以前，醉酒驾驶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一般的醉驾仅仅是被处以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然而，一些震惊全国的恶性交通事故，却让人们猛然意识到，酒驾猛如虎。
2008年12月14日中午，成都某公司员工孙伟铭无证驾驶自己的别克轿车，前往一酒楼为亲戚祝寿，席间大量饮酒。餐毕，孙伟铭驾车将父母送至成都火车北站后，与一辆比亚迪轿车发生追尾，迅速驾车逃逸。车行至成都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直到自己驾驶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为止。该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5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人李启铭在保定市一家酒店请朋友吃饭，喝了不少白酒。饭后，李启铭驾驶一辆黑色迈腾轿车送朋友回河北大学新校区生活区，当行驶至新校区生活区一家超市门前时，撞倒两名女生，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当时已处于醉酒状态的李启铭，看到前面有人影，于是猛打方向盘拐弯并按喇叭，但还是没有避开。事发后他继续驾车行驶，“因为当时自己已经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桩桩的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把现行交通规范推到了风口浪尖，法律界人士不断呼吁：“醉驾应当入刑！”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危险驾驶罪”正式列入刑法，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正式实施之后，2011年5月1日至15日，全国查处的醉驾数量同比下降35%；全国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37.8%，酒后驾驶者的人数显著下降。这样明显的改善正是刑法预防、威慑作用的效果，说明了醉驾入刑切实起到了作用。
一个律师的“八年抗战”
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
——[东汉]班固
苏向祥是黑龙江的一名普通律师。1995年，是他当律师的第一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8月29日，苏向祥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爆炸发生在50年后》的文章，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文章讲黑龙江周家镇的几个农民在田里挖土修路时，发现一枚日军遗留炮弹，拆卸时炮弹突然爆炸，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两人被炸成重伤。而周家镇是当年日军327、382部队弹药库所在地，1945年日军投降后将大量化学弹和普通炮弹遗弃在这里。周家镇的农民在基建、农耕、修路时，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的事件经常发生。富有正义感的苏向祥当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帮助这些面临巨大灾难的农民兄弟，一定要让日本政府听到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在成为侵华日军遗留武器诉讼案代理律师后，苏向祥致函日本驻华大使馆：“目前，日军遗留炮弹随处可见，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生命……受二位受伤者及一位遇难者家属的委托，我全权处理有关善后赔偿问题。望贵国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并将此事的处理意见予以转告。”
1995年12月28日，苏向祥收到了日本国大使馆的回复：“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中日间有关战争请求权的问题，自从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以后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人无权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
国家放弃战争赔偿不等于民间放弃赔偿。日军秘密埋藏和遗弃化学武器弹药是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它所造成的伤害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日本政府必须负法律责任。苏向祥决定探索一条民间诉讼的途径。
苏向祥选择了状告日本政府就选择了艰难。对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调查走访和证据采集，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困难最重要的环节。从1995年到2003年8年里，他收集了1000多份证据，重达近100公斤。8年里，为了寻找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苏向祥拿着一张当年日军化学武器及炮弹的分布图，走遍全国20多个省，找到了200多名受害人。而苏向祥的委托人基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原本生活就很贫困，出事后更是陷入绝境。苏向祥深知只有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为他们讨回公道，才能改变他们凄惨的境遇，才是最好的馈赠。
2003年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对苏向祥代理的第一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索赔案宣判。当审判长历史性地宣布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判决日本政府向13名受害者支付1.9亿日元赔偿金时，人们激动万分，一跃而起，与苏向祥和其他律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消息传到国内，一夜之间苏向祥成了全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人民对他坚持不懈地主张正义给了最佳褒奖：“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之一、“2003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之一、“2003年度十大律师新闻人物”之一。苏向祥的名字传遍了中国，传遍了世界……
苏向祥坚信现代文明社会用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有化学武器受害者最终都会获得全面的胜利。
民间打假第一人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意大利]贝卡利亚
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总是戴着一副深色墨镜，充满神秘感。他用自己的行为，为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中国民间打假第一人王海。
1995年，陪亲人来北京的山东小伙王海年仅22岁，在书店翻阅法律书时，他看到了前一年刚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买到假货，退一赔一，能兑现吗？”王海想尝试一下。
于是，他到北京一家商场买了总价170元的两个假冒名牌耳机。可走上维权之路，王海才知道有多难：从消费者协会到工商、质监部门，再到厂家、检测中心，碰了不少钉子。不计算时间精力，光耗费的交通费用就远远超过了170元。
王海较真了，考虑到维权成本的上升，“至少要保本”，他咬咬牙又到商场购买了10个同样的假冒耳机。将近一年的奔波下来，终获成功，他获得“退一赔一”。
有人问王海：“你知道这耳机是假冒的吗？”“我知道。”“知道是假的还买？岂不是愚民？”王海却不去理会这些质疑，始终坚定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后，他又在一些商店“知假买假”索赔，刮起一阵旋风。
当发现像自己一样的民间打假者、职业打假者开始出现时，王海顺势成立打假公司。从个体行动到团队行动，从打假谋利到公益维权，他一直走在依法维权的路上，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和质疑，也遭遇过威胁和诉讼。
王海的打假行为涉及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对王海“以打假、以诉讼牟利”的质疑一直未曾中断。“公司的盈利点在于帮助有需求的企业打假，而服务普通消费者的打假不以盈利为目的，有时候能够退一赔一，有时候政府部门查实后会有一些奖励，但即使亏本，我也会干。”王海说，他很坦然，“退一步说，消费者动机如何，企业不应多问，企业应该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行业规范和商业道德。”
一、活动名称：“青春不迷路，法律来导航”主题活动。
二、活动目的：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学生个人实际相结合，通过普法知识竞赛、模拟法庭等活动使学生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养成自己遵守和维护法律的习惯，懂得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三、活动内容：
1.开展“法律知识知多少”的普法竞赛活动。通过竞赛在学生中进行一次法律知识大扫盲，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积累法律常识，更多地了解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2.举办模拟法庭活动。围绕校园生活进行选题，以学生兴趣为基准，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学习法律概念，在观看模拟法庭庭审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