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伦敦感受到的兴奋
相对于伦敦大轰炸所带来的所有的害怕、恐惧和破坏而言，在许多生活在伦敦的人心中，还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兴奋感，一种在这样的时候能在伦敦生活的“正能量”。在战争的高潮阶段，死亡的威胁似乎只会增加生存下去的兴奋和激动。美国的杂志记者昆汀·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你走在街上，每个在你身边走过的人都象征着生命脉搏的跳动。”
战时伦敦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欧洲的流亡者们，他们为伦敦炸毁的街道增添了色彩和生命。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伦敦人会知道，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在餐厅或酒馆里，坐在旁边的那个人是谁。他可能是一名刚刚从轰炸袭击中返回的波兰飞行员，可能是一名从被鱼雷击中的船上救出的挪威水手，也可能是一名从法国偷渡过来的抵抗运动成员。对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来说，与穿着各不相同的、眼花缭乱的军服的欧洲盟国军人一起在肯辛顿花园漫步，就像是“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游泳”。
流离失所的欧洲人似乎无处不在。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在白金汉宫对面的鲁本斯酒店办公；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在皮卡迪利里兹酒店对面的斯特拉顿乡村别墅办公；其他外国政府的办公室分散设在贝尔格拉维亚、肯辛顿、梅费尔及圣詹姆斯等上层居住区的房屋和办公楼内。毗邻比利时只有“邮票大小”的国家卢森堡大公国，也遭到了德国的入侵和占领，他们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威尔顿广场设立了办事处。
在1940年晚些时候，戴高乐和他的日益扩大的自由法国运动也从他们在圣史蒂芬之家的简陋住所搬到了卡尔顿花园中的四层豪宅。从那儿可以俯瞰圣詹姆斯公园，那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仇视法国的首相帕尔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的住所。戴高乐自己住在由英国政府提供的豪华的康诺特酒店，而他的妻子伊冯娜（Yvonne）和他们12岁的弱智女儿安妮——她们在7月份逃出了法国，则住在索罗普郡一座宽敞的乡村居所里，远离了德国炸弹的危险。
而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则住在满布弹坑的切斯特广场旁的一栋小型的连体公寓里。那儿离白金汉宫不远，战前是伦敦最高雅的社区之一。现在，广场及贝尔格拉维周围的地区在大轰炸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已经空无一人。每天晚上，在德国空军袭击开始之前，威廉明娜会提着一个装有官方文件的小型手提箱去梅宝尼克拉里奇酒店。她将在酒店加强的大型防空洞里度过一夜，在第二天早餐后再回家。她自己的住所在遭受轻微的炸弹损伤之后被修补好了。像广场上的其他房屋一样，住所的前面看上去非常破旧，急需重新油漆。她的工作人员敦促她重新涂漆，但对这种不是必需的且普通市民无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女王拒绝加以考虑。她还顶住了荷兰官员的压力，拒绝转去更适合国家元首居住的更大、更豪华的住宅。荷兰首相彼得·格布兰迪（Pieter Gerbrandy）说：“女王一直认为，当她的子民在荷兰处于那样一种悲惨的境地时，她决不能住在宫殿里。”
威廉明娜的朋友，挪威国王哈康与他的儿子奥拉夫王储是在伦敦以西约45英里的伯克郡的乡间别墅里过夜，他们每天乘车来往于伦敦和住所。哈康和奥拉夫与乔治六世国王的关系较为紧密，因而是白金汉宫的常客。乔治六世还曾在1929年奥拉夫的婚礼上当过他的伴郎。
在挪威经历了动荡不安之后，被他的侄子和其他英国皇室成员称为“查尔斯叔叔”的哈康对他认为的松懈的皇宫保安感到很不放心。乔治向哈康保证，他不用担心。英国国王告诉哈康，经过在白金汉宫和温莎射击场上的勤奋练习，他和王后已经完全能够保护自己了。乔治还骄傲地向哈康展示了在皇宫地下室里的一个作为防空洞的房间。那个房间以前是皇宫女仆的休息室，房间里放着皇宫中过剩的维多利亚式椅子和沙发，并配有桶装的沙子和救火用的手动水泵。
哈康还是很不放心，因为他知道德国人跟踪敌人的技能是非常高超的。他问他的侄子在德国入侵的情况下，王室有什么样的计划从伦敦撤离。他被告知，为保护国王，专门指定了一支由精心挑选的皇家骑兵组成的精锐军事部队。他们将昼夜待命，以备在发生突击袭击时保护王室人员乘坐装甲车去安全地点。
哈康还是半信半疑，他要求实地操练一次撤离计划。乔治感到有些困扰，但还是遵从了哈康的要求，按下了一个警报按钮来召唤他的警卫部队，然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王派了一个侍从外出找原因，侍从回来报告说：一位在皇宫值班的伦敦警察通知警卫没有任何攻击行动，“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国王命令继续操练在发生袭击的情况下的紧急应对措施：一群警卫冲进了皇宫花园，“像松鸡狩猎时赶松鸡的人那样拍打灌木丛和花坛，而不是像在追捕一个危险的敌人”。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大笑起来，而哈康国王则大为惊恐。由于这次事件，皇宫的安全防卫措施大大增强了（战后发现的德国文件显示，在入侵英国的时候，一支由100多名训练有素的伞兵组成的突击队将直接降落到白金汉宫的地面上以抓捕乔治六世国王及其家人。德国的“俘虏名单”上还包括了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国王哈康、威廉明娜女王、西科斯基将军和爱德华·贝内什等外国领导人）。
在战争期间逃到伦敦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比他们国家的君王或政府高官要差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在梅宝尼克拉里奇酒店或里茨烧烤餐厅吃午饭时，他们的同胞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移民生活的中心苏豪区——从17世纪以来那里就是欧洲外籍人士的避风港，随意、嘈杂且便宜。那个地区布满了流亡者们喜爱的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和其他民族的餐馆。老康普顿街拐角处的约克大教堂是最著名的会议场所之一，吸引了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和比利时政府的低级官员。老康普顿街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屠宰店、蔬菜水果店和糕饼店，人们称它“法国化了，就像是巴黎的圣多诺丽”。
到了1940年底，在英国首都居住的欧洲大陆流亡者——军人和平民超过了10万人。随着战争的持续，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他们大多是逃离了自己国家的年轻人，来到英国以便继续战斗。荷兰法律系学生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在23岁时，乘坐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生锈的货轮逃离了他的国家。他说：“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去英国，并加入盟军。要渡过海峡到英国去，你就不得不牺牲所有你爱的人……所求的就是这么一项特权：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去抗击纳粹。”
在移民中就有捷克流亡政府广播部门的负责人约瑟夫·科贝尔（Josephf Korbel），他与妻子和小女儿马德伦卡（Madlenka）住在肯辛顿公园路一座红砖公寓的三楼。60多年后，马德伦卡——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将会以生动的细节来描绘在她4岁经历伦敦大轰炸的时候，她如何每晚都蜷缩在公寓地下室庇护所的一张双层床上，听着德国空军的炸弹在附近的街道上爆炸。
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德国的轰炸袭击几乎算不上是科贝尔和其他欧洲流亡者不得不应付的唯一困难。与美国等多个国家一样，英国也担心来自国外的“第五纵队”渗透进城市和农村，为德国的入侵做准备。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德国在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取得的惊人的胜利不能仅用这些国家政治和军事的软弱来解释。纳粹德国的胜利必定和他们的特工及同情者在德国入侵之前实行了有效的破坏有关——这一看法后来被证明没有多少事实依据。
尽管如此，当时有很多英国人对外国人非常怀疑，尤其是对来自德国、奥地利和东欧的外国人非常怀疑。所有的非英国人被命令到警方登记，他们的活动（包括旅行和就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整个1940年期间，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2万多名“敌方侨民”，许多是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从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场所被带走，关进了在英国西海岸马恩岛的拘留营中。
但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逐渐消失，公众开始意识到对被关押的外国人的不公平待遇。英国人变得更加开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人在1941年夏天恢复了自由。虽然英国政府本身只向欧洲移民提供了极少的帮助，但许多民间人士站了出来，向欧洲移民提供援助，有些人还开放了他们的住所，作为新来者的临时避难所。其他人帮助开办食堂、组织足球赛，开展戏剧、舞蹈文化活动和英语课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公司将伦敦一座豪宅改为流亡军官的俱乐部，利物浦牧师的女儿奥文·沃恩（Olwen Vaughan）在皮卡迪利附近的一栋连体公寓的地下室里开设了著名的“法国小宠物俱乐部”。沃恩原来是英国电影协会的雇员，一个狂热亲法的人，她想要创造一个空间，让在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能找到一点他们被迫离开的国家的精神”。虽然空间狭窄并拥挤，但这个俱乐部不仅在法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而且在其他国家的流亡人士中也非常受欢迎。它也成了吸引英国电影制作者的磁铁，当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也吸引了美国电影同行。一位旁观者曾说：“它有这样的声誉。如果在战争期间你听说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或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在伦敦，而你想见到他们，那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先试试那个法国俱乐部，然后再去萨沃伊饭店。”
尽管几乎没有听说过英国公众主动与外国人接触，但许多英国人暂时摒弃了他们的传统偏见。这不仅是因为同情流亡者的困境，而且是因为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这些欧洲人是英国的非正式公民，他们同样遭受着大轰炸的危险和国家严峻的战时物资匮乏。CBS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指出：“英国人基本上对陌生人并不比以前更感兴趣。但现在当他们在经受考验时，这些陌生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大轰炸之前，许多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中欧和东欧的人，在英国感到孤立和不受欢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母亲记得：“我们住在一个外国，但周围全是捷克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我们不与英国人交往。”多年后，一位曾经是科贝尔邻居的英国女士告诉奥尔布赖特，尽管欧洲流亡者和居住在科贝尔所在公寓的英国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是大轰炸创造出了一个瞬间的精神上的社区。那位邻居说：“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群人，双方都感受到友好和温暖，人们相互间非常支持。他们在地下室、防空洞里大玩桥牌，并分享各自的生活用品。”
在另一方面，欧洲人对他们的地主所展现的勇气、决心、韧性和抗争精神印象深刻。一位流亡者写道：“因为英国人每天表现出来的忍耐，英国式的平静和幽默感就在你的眼前。”这使得忍受夜间大轰炸的爆炸袭击更容易了。
当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塞马在1941年逃离荷兰抵达伦敦时，他和另一位年轻的荷兰移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乘这座城市著名的红色双层巴士，快速浏览他们的新家园。他们发现公共汽车的大部分窗户都刷上不透明的胶水，以防止炸弹爆炸时伤害乘客。在一个窗户上贴着官方的通知，告诉乘客不要刮掉胶水：“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的举措，这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在通知之下，有人写道：“我感谢你的信息，但我因此就看不见血染的车站了”。这两个年轻的荷兰人被这种意见交换的魅力所感染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正经受着纳粹占领者的蹂躏和恐吓。哈泽尔霍夫·罗尔塞马后来写道：“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极为轻松的互动，德国人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即便是脾气不好，从来就不是英国人粉丝的戴高乐，也对他在伦敦开始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遇到的英国人赞不绝口。他曾回忆说：“面对德国进攻的情景，每个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堪称典范的决心。看到每个英国人都将国家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责任，那真是太好了。”
然而戴高乐对英国政府却感到不满，他认为英国政府在确认他在英国的公众地位上存在着误导。随着丘吉尔的批准，政府官员聘请了公共关系顾问里士满·泰普（Richmond Temple）来宣传将军和他的事业——这项举措激怒了戴高乐。他咆哮道：“我不想成为新闻界造就的电影明星。”他补充说，丘吉尔似乎想让他装扮得“像一个新品牌的肥皂”。
戴高乐尤其不想让记者和摄影师看到他的妻子和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女儿。从各方面来衡量，他对女儿一直是全身心奉献的。他对她的温柔和看顾，是他身边的人几乎从未看到或经历过的。他后来说道：“没有安妮，也许我永远做不成我所做过的一切，她给了我那么多心灵和精神上的力量。”
事实证明，政府宣传戴高乐的运动是不必要的，英国人已经被这位孤独的法国人迷住了。他拒绝接受失败，他加入了他们看似愚蠢的对希特勒的战斗。知名作家、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指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人们总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到失望。而在战争的初期，法国的事业看上去是失败了。戴高乐以他闪光的奇迹鼓舞了我们，他表现得如此正面，他可以用自己和人民的梦想的力量带领他们走出深渊。”
在他每天行走于卡尔顿花园至自由法国运动总部的路上，高大的法国人会受到许多认识他的伦敦人的热烈欢迎。戴高乐记得，“每一处的英国人对我们展示的慷慨与善意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无数的人来提供服务，提供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当伦敦的报纸报道说维希政府判处了我的死刑并没收了我的财产时，许多珠宝被放在了卡尔顿花园，数十名不知姓名的寡妇送来了她们的黄金结婚戒指”，以帮助他的“运动”。
没有任何事件能比伦敦在1940年7月14日纪念“巴士底日”时更清晰地展示了戴高乐对英国人之间的亲和力，那是在戴高乐首次抵达英国首都后不到一个月。在那个暖洋洋的下午，他和他刚招募到的为数不多的自由法国的部队——排列成两列的水手、飞行员和士兵，长度不到城市的一个街区，自豪地从白厅行进到纪念碑。那座石碑是为纪念那些在英国战争中死去的人而设立的。
埃里克·塞瓦雷德站在旁观者队伍里，旁观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行的队伍。塞瓦雷德写道：“我曾经当过一百多次军事操演的观众，他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展示的只是一个有组织的、例行公事的、没有脸部表情的身体。”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每一张脸”，特别是戴高乐的那张脸。“他在队伍中挺直地走着，从不张开他那紧闭的嘴唇，几乎直视着每一双瞪大的眼睛。他有一个将军视察一支伟大的军队时的气场”。
塞瓦雷德和其他的旁观者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法国人的行列，激情地高唱起“马赛曲”，这场人数不多的游行的效果是英雄主义而不是让人耻笑。塞瓦雷德曾就此说过：“你有冲动脱去你的帽子，以立正的姿势挺直地站着。每个在场的法国人都坚守继续战斗的信念。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那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示威活动中感受到的，即便那些示威活动的人数是他们的数百倍。”
当英国人在整体上对流亡者表示欢迎时，他们最为热情欢迎的是军队里的年轻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军服上带有皇家空军标志的人。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公交车的售票员拒绝接受他们的车资，服务员不让他们为就餐付钱，而酒吧的顾客也买下了所有他们能够喝下去的啤酒。
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都强调了流亡飞行员们对不列颠之战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英国空战的贡献。毫不奇怪，波兰飞行员，特别是303中队的飞行员吸引了最多的关注。《纽约时报》在1941年6月宣称：“在皇家空军中飞行的波兰人正在成为这场战争的传奇英雄。他们不仅被赞赏，还被崇拜了。”昆汀·雷诺兹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美国杂志《科利尔》上写道：“波兰的飞行员现在成了英国真正的酷男。”
在英国上层社会的鸡尾酒会或正式晚餐上，能否有一两个波兰人出席成了档次高低的攀比标准。1941年2月，知名的社会名媛琼·史密斯—宾汉姆（Jean Smith-Bingham）“收纳了”303战斗机中队，并在多切斯特酒店举办了一场色彩缤纷的舞蹈晚宴。英国社交杂志《尚流》（The Tatler）不吝笔墨，用了两个版面详尽地描述了那场晚宴，它称这是“伦敦近几个月来所能看到的最兴高采烈和最生动有趣的场面之一”。史密斯—宾汉姆的社交活动开启了一个趋势：不到几天，伦敦上层社会的其他女士都赶紧收纳自己的波兰飞行员中队了。
塔德乌什·安德烈斯（Tadeusz Andersz）是最近组建的波兰人315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某天晚上在伦敦参加聚会时，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问他的中队是否已经有了一名“母亲”。原来她是电影演员弗吉尼亚·彻里尔，她主演过许多角色，在《城市之光》中与查理·卓别林演过对手戏。彻里尔曾与卡里·格兰特（Cary Grant）结婚，现在是九世泽西伯爵的妻子。当安德烈斯告诉她中队依然是一个孤儿时，泽西女士问道她是否有幸能收纳他们的中队。
在获得批准之后，她为飞行员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派对，有时在她伦敦的连体公寓里，有时在她的乡村庄园中（安德烈斯回忆说：她总是很注意，“不邀请比自己更漂亮的女孩”）。她参加了中队的圣诞节聚餐，给在德国战俘营中被俘的波兰飞行员邮寄包裹，并把她的旧丝袜送给飞行员，让他们包裹在膝盖周围，在执行高空飞行任务时保持膝盖暖和。有一次记者在乡间别墅里采访她时，他们听到了飞机在空中掠过时发出的吼声。望着窗外，他们看到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在屋子上空很低的地方盘旋。泽西女士自豪地宣称：“那是我的波兰人之一，我是他们的母亲。”
英格兰各地的英国上层社会都纷纷效仿，向波兰人展示了他们的善意。一位303中队的飞行员在不列颠之战期间被击落，跳伞降落到了一个不对外的高尔夫球场，在第八洞球区附近着陆。正在那个球区打球的人坚持要把那个还有点眩晕的飞行员送到会所一起喝杯酒。还有一个跳伞的飞行员降落到了伦敦郊区一个私人网球俱乐部旁边的矮树丛里。三名在等人打双打比赛的俱乐部成员看着他降落，他们帮助他脱离了树丛，然后不再等他们预期中的第四个人，而是问那个飞行员是否会打网球。当年轻的飞行员说他会打后，他就穿着借来的白色法兰绒球衣和球拍上场了。
为热情奔放的欢迎所感动，一位兴高采烈的波兰飞行员对伦敦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其他的外国飞行员也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在整个战争期间，来自附近空军基地的欧洲飞行员和从较远地区的驻扎地托布鲁克和的黎波里回英国休假的士兵都涌入英国首都，寻找放松、友情、欢快和浪漫。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在从荷兰首都逃离之后就一直在为战争而忙碌。先是充当荷兰情报机构的情报员，后来成了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最后成为威廉明娜女王的军事助理。他回忆说：“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哪怕只是喝一杯啤酒。我们在一起喝酒，把我们的女朋友带到同一个夜总会——斯维大使馆俱乐部400号。挪威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全在那儿——每个人都挤在那些很小的舞池里”，成双成对紧紧地拥抱着，随着《伯明翰广场上的夜莺之歌》《你让我那样心烦意乱》《我将会来见你》等伤感的流行歌曲而尽情摇摆。香烟的烟雾卷曲盘旋升到了夜总会的天花板上，浪漫和性感也弥漫在空气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抛到了一边。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曾写道：在战时的伦敦，“空气中散发着勇敢的气味……一种与结婚无关的倾向。整个国家都在传说伦敦的每个人都坠入了爱河”。
在所有的欧洲人中，自由法国的战士和波兰飞行员在赢得英国女性的陪伴和情感方面最为成功。她们被他们的冲动、大胆和洋溢的生命热情所吸引。温斯顿·丘吉尔的小女儿玛丽和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就是米特福德所说的众多受到“自由的青蛙”所吸引的人。在那场战争中，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中最年长的南希，曾与三名法国人交往，并深深地爱上了他们中的一个——机智、世俗、不可救药地追逐女性的戴高乐的参谋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 Palewski）。他们之间那种疾风暴雨般的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闹，一直持续到米特福德1973年去世前。
然而，因为吻手礼仪并喜欢送花，波兰人在女士们中赢得了最有勇气的美誉。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 Colville）曾经问过一位女性朋友，一位伯爵的女儿，作为一名波兰空军军官的志愿者司机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嗯，我整个白天都得说‘是，先生！’而整个晚上都得说‘不，先生！’”一名英国女子学校的校长曾上了报纸的头条，她告诫毕业班的学生如何在外面的世界中避免落入生活的陷阱时是这样结束她的演讲的：“请记住，远离杜松子酒和波兰飞行员。”
这种警告被大众忽视了。事实上，许多年轻妇女成了波兰人的追求者或被追求者。不仅英国人是这样，为《科利尔》杂志作战争报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美丽漂亮的美国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在为她举办的一次伦敦鸡尾酒会上，也忽视了其余所有的客人而“全力关注几名波兰飞行员”。
在当时的日记和信件以及后来的回忆中，一些波兰人带着几分惊愕描述了他们战时的浪漫。一位波兰飞行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女人而言，我们只是无法从她们那儿脱身。”当303中队的一位飞行高手在他80多岁时回忆起那些日子，他笑着说道：“我认为，应该为英国妇女立一些纪念碑，一些大纪念碑。她们对我们非常之好！”
尽管波兰人与英国女性和整个英国公众交往的经验令人愉悦，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损害公众情绪的副作用。波兰人（以及许多英国人）困扰地发现：当他们的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当他们的天空和城市经常充满了烈火和死亡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行为似乎像什么也没有改变一样。像其他的欧洲流亡者一样，波兰人目睹了自己国家惨遭破坏，并且认识到他们被迫离弃的家人和朋友现在正生活在德国（对波兰人来说，同时也是在苏联）的占领之下。然而眼下在英国，上流社会被他们所吸引，他们在电影和新闻里展现魅力——他们非常享受这一切，但在享受的同时又时常感到内疚。
在许多波兰人中，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非常亲切友善，但英国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例如，在对波兰飞行员的战斗进行报道时，英国新闻界的惯用手法在波兰人看来是不准确的，并对他们和波兰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固定观念。在许多故事中，波兰人被描绘成独具魅力的外国人，说话方式有趣，并是野蛮的浪漫主义者，活着只是为了杀死德国人。（有一张报纸的标题设法概括了两方面的陈词滥调：轰炸第三帝国刺激了波兰人——我们今晚出去，是吗？）
波兰作家阿尔卡迪·费德勒（Arkady Fiedler）1943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关于303中队的书。他认为英国对303中队提供的宝贵服务的最好谢礼是“更好地了解波兰人。诚实地、个性化地了解他们；反复、深入地了解他们，抛开偏见和先入为主，了解真实的波兰人。”
其他正在努力融入英国社会的欧洲流亡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和保守并受约束的英国人之间的障碍太大了，以致难以跨越。奥地利小说家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后来在一篇关于她在伦敦的战时经历的文章中写道：“由于英国一直把自己描述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欧洲之中’，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在英国，但我们不是‘英国’。”
急于“拥抱英国的一切”，斯皮尔和她的德国丈夫、作家兼记者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 de Mendelssohn）不断地被微妙地提醒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英国。当他们访问门德尔松的英国出版商和他的妻子时，以斯皮尔的话来说，他们被教以“英国生活的基本规则”，但那又似乎与主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问个人问题，不要触摸茶壶（这是为女主人预留的）。”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低调，并紧紧咬住自己的上唇”。
在大轰炸的高潮期间，斯皮尔和她的小女儿从伦敦撤离，在牛津的一个家庭里避难时，她接受了同样的体验。当某一个星期天午餐时，一位邻居告诉她：主人12岁的儿子喜爱的狗刚被一辆车撞死了。当男孩泪流满面时，他的父母瞪着他，母亲命令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那时，斯皮尔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跑着离开了桌子。她写道：“我为狗而哭泣，我为孩子被压抑的感情而哭泣，我为对奥地利的思念而哭泣——在这个国家里，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地哭泣。”她记得：当她离开房间时，“没有一个人看着我，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对于斯皮尔和成千上万战时流亡英国的欧洲人来说，这种痛苦和对失去的国家及失去的生命的思念，是他们心中无法去除的痛。无论英国人多么好客，无论英国人的善意是多么真切，也无法慰藉他们心中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