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悠久并为人熟知的历史中，英国人总是尽力保持远离欧洲及欧洲内部的缠斗。在19世纪中叶，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曾宣称，由于他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帝国并掌控了海洋，英国已经“超越了欧洲大陆”。在迪斯雷利发表上述言论近一个世纪后，英国人仍然把欧洲人和所有的外国人看成麻烦的制造者。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所说的那样，英国人“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逸的傲慢——一种自以为他们比别人更为优越的感觉”。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上台并开始征服欧洲时，英国人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为了和平——他们自己的和平，他们对一个接一个国家被德国占领几乎无动于衷。当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时，他们还积极与德国合作。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1938年9月提到那个国家时，表达了其众多同胞的感受。他抱怨说：“因为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在一个遥远国家中的争吵，我们就必须在这里挖掘壕沟，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在1940年5月和6月那一段混乱的日子里，伦敦人突然发现伦敦成了事实上的欧洲首都。每隔一天，乔治六世国王（King George Ⅵ）和接替了张伯伦成为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就要到伦敦的一个火车站去迎接一位国王、一位女王、一位总统或一位总理。他们国家的自由在纳粹对欧洲的闪击战中被残暴地夺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首都就成了六个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天堂”。这六个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连“自封”为自由法国代表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也逃到了英国。
大多数流亡领导人最初对离开自己的国家是抵制的，他们对英国的感受和英国对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对英国之前拒绝与希特勒抗争，拒绝援助他国感到极为不满！但有其他选择吗？新一任首相在这关键时刻，激发了英国的斗志，而她是唯一一个仍然在抵抗德国的国家。各国政府只有结成联盟才能团结起来，继续战斗。
丘吉尔对内阁成员和英国政府大部分成员的反对置之不理，对欧洲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毫无疑问，他的热情好客出自真心，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对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占领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之后，希特勒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英国，英国的未来命悬一线。他们马上就会充分领受到德国强权的暴虐，不得不依赖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外国佬——最紧密的盟友，帮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绝望挣扎中生存下去。
当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劳德（Stanley Cloud）为撰写第一本书——《默罗的男孩们》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资料时，我们看了一部关于英国大战的老电影，其中有一个场面展示了由波兰飞行员组成的中队的飞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只有英国飞行员才会在那场史诗般的战斗中飞行，我们想发现更多的史实。由此，我们发现几十名波兰人不仅参加了战斗，而且为赢得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知，所以值得一写。然而，当挖掘得更深时，我们意识到波兰人对盟军胜利的贡献远不止飞行员的壮举。波兰人以及他们战时的经历成了我们共同撰写的第二本书《事关荣誉》的主题。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又写了三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全部涉及英国在“二战”初期为生存而苦斗的方方面面。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温斯顿·丘吉尔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普通英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之上。同时，我也考察了英国与两个主要的战时盟友——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在探索这些课题时，我有了另外一个发现：波兰并不是唯一帮助盟军的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事实上，逃亡到伦敦的绝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流亡政府都提供了帮助。在1940年至1941年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些国家的支持不仅让英国免遭失败，并在战争后期为盟军的整体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为什么他们的贡献会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二战”的胜利通常会被描绘成纯粹是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胜利？真相是丘吉尔必须承担起被历史遗漏的大部分责任。在战争初期，他创造了一个弱小的英国与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巨兽（德国）抗争的英雄形象。他在整个“二战”期间及其之后不断地重复这一说法，他在欧战胜利日通过广播电台向英国人民这样说道：“在法国大败之后，我们依靠这个岛屿和我们团结一致的帝国，孤军奋战，直到苏维埃的军事力量和稍后来的具有压倒性实力和资源的美国加入了战争。”丘吉尔的说法忽略了以伦敦为基地的被占领国家仍在战斗这一事实。没有他们的帮助，英国人可能会在不列颠之战和大西洋之战中失败，并且可能永远无法破解德国人复杂的恩尼格玛密码，而所有这些都是英国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这个丰富并极具人性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大人物”，从君王到科学家到间谍到破坏者。有些人，例如戴高乐，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其他大多数人并不为人所知。挪威的英雄国王哈康七世（Haakon Ⅶ）和勇敢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就是这本书里的两名显赫人物。一名无畏的英国贵族萨福克伯爵从法国救出了两名核物理学家，从而使曼哈顿计划的实现成为可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还有一名波兰密码学家马里安·雷耶夫斯基（Marian Rejewsk），他远在艾伦·图灵（Alan Turing）和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参与之前就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而那位年轻俊秀且意志坚强的比利时人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帮助了数百名被击落的英美航空人员通过地下网络逃出德国人的占领区，回到了自由世界。
这本书在详细介绍这些人和其他欧洲人在战时的故事时，也描述了被占领国家从英国获得的回报。对被占领的欧洲来说，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就像是一座希望的灯塔，一个能够抵御绝望的护身符。只要战争还在持续，欧洲人就会每天举行一个弥足珍贵的夜间仪式：他们会从各种隐藏场所，地板底下、厨房橱柜中的食物罐头后面或是烟囱里面，取出暗藏的被德国人禁止的收音机。不管各处情形如何不同，持有这些收音机的人们都会按时将收音机调到BBC的频率，收听大本钟的报时声和那句神奇的开场白“这是伦敦在呼叫”。在战时和战后，欧洲人把秘密收听BBC新闻节目的那一刻描述为他们连接自由的生命线。一名在战争中逃到伦敦的法国人回忆说：“无法解释我们对于英国广播公司的依赖。当战争开始的时候，那就是所有的一切。”
在战争初期，有一名年轻的荷兰法律系学生，曾希望能画出在海牙附近的一个海滩上空飞过的两架喷火式战机的形状。他带着崇敬的心情遥望着飞机，机身上的皇家空军标志在阳光下十分清晰。他后来写道：“德国人的占领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英格兰和自由一样，仅仅是一种概念。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真实的东西，生活在一大片土地上的自由的人民正抵挡着纳粹的吞噬，就需要像上帝的标记那样有一个具体的显现：英格兰还在那里！”不到一年之后，他逃到了英国，并成为一名皇家空军飞行员。
另一名出逃者，一名比利时记者，成功地逃出了纳粹集中营，到达伦敦时“高兴得就像喝醉了酒”。他向一位英国朋友喊道：“你知道我好几个月来就一直梦想着这个时刻吗？”一名年轻的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对这种情绪回应道：“在这里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数以百万计身在欧洲大陆的人都在这个时刻向往着伦敦！”他声称“到了伦敦就像是进了天堂”。与皇家空军飞行员比翼齐飞的波兰飞行员在战争期间把英国称为“最后的希望之岛”。
然而，相对于英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所有的相互支持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像是充满了矛盾和误解的疾风暴雨。即便是在紧迫形势下的绝望时刻，即便是在德国军事机器的碾压之下苦苦挣扎求生的时候，他们也会因文化冲突和语言差异而扭打在一起。对于许多流亡的欧洲人来说，英国人看上去很傲慢并缺乏同情心，对岛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后所带来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英国人对蜂拥而至的外国人无休止的抱怨、抗争和要求也失去了耐心。
尽管如此，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多数人能够为了他们共同的目标——打败希特勒而放弃分歧，紧密合作。当大战结束时，一位皇家空军元帅在评论由他指挥的欧洲飞行员时，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我们已经在一起结下了兄弟情谊”。
在欧洲人之间也形成了相似的兄弟情谊。一位荷兰情报人员曾就他在伦敦见到的波兰人、法国人、挪威人、比利时人和捷克人评论道：“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我以前曾热切认同的荷兰人圈子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兄弟情谊，它张开双臂欢迎了我。”
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成员也在官方和个人的层面上编织起了紧密的纽带。失败和占领的创伤使他们相信，如果欧洲希望在未来具有任何影响、实力和安全的话，他们的国家就必须在战后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伦敦的合作播下了大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种子——这一卓绝的努力让西欧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而两个东欧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苏联和美国在1941年进入战争时，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之间的团结让位给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约瑟夫·斯大林决定在战后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控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负罪感缠身的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直到40多年后，东欧出现“巨变”和苏联“解体”，“战争”才算真正结束。
在此期间，英国在战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对欧洲的超脱，拒绝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运动。尽管它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但却不是心甘情愿的。以后在成为欧盟成员时，它也同样是摇摇摆摆的。这个争议问题在2016年6月达到了沸点，大多数英国人在一次全民投票中支持脱离欧盟。
英国与欧洲即将离开所带来的冲击和痛苦，与当年战争关键时刻的决心和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英国与欧洲团结在一起，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法国记者伊芙·居里（Eve Curie）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和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的女儿，她也曾是一名流亡者。对她来说，战时英国的壮举体现在了丘吉尔和在伦敦加入他的行列的欧洲人身上——“正是那些疯狂的、不拿枪的英雄战胜了阿道夫·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