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1月12日）
奥·布朗基
事件背景
奥·布朗基生于1805年，卒于1881年。是法国无产阶级政治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策划、领导了多次工人起义。1871年3月巴黎公社成立后，被缺席选为公社委员和名誉主席。曾多次被捕，有33年在狱中度过，有“革命囚徒”之称。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他是大无畏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当局政府企图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该社领导人，并以违反出版法令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人民之友社”。同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尔、托雷、于贝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这份演讲便是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这篇近万字的辩护词，与其说是辩护词，不如说是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声讨和控诉。
陪审员先生们：
我受到控告是因为我曾向法国3000万和我一样的无产者说，他们有生活的权利。如果这是一个罪行的话，那么，至少我认为我只应该对那些决不是这一案件的审判官和当事者的人负责。然而先生们，请你们注意，检察机关并不是诉诸你们的理智和正义感，而是你们的感情和利益；它并不要求你们严惩一个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它只力图激起你们的仇恨来反对被它说成是威胁你们生命财产的事情。因此，我不是站在审判官面前，而是站在敌人面前，所以我今后进行辩护是完全无用的。我听凭你们给我宣布什么罪状，但与此同时，我强烈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正义的行为，而那伸张正义的事留待以后再说。可是，如果我这样一个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无产者，有责任否认与我不同阶级的特权者出席的法庭的审判权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们都有颗相当高尚的心，可以说使你们在人们把解除了武装的敌手交给你们宰割的情况下，恰当地来评价荣誉和你们扮演的角色。至于我们的角色，那是早就确定好了的，只有原告的角色才是唯一适合被压迫者的角色。
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们写过被国王的仆从们诬蔑为犯罪的文章，以及为什么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写这类文章。
可以说检察机关给你们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未来的、奴隶叛乱的前景，其目的在于以恐惧激起你们的仇恨。他说：“你们看，这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全体有产者都应该关心击退穷人的进攻。我们把你们的敌人带到你们面前，趁着他们还没有变得更加可怕之前打垮他们吧。”
是的，先生们，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富人渴望这种战争，因为他们是侵略者。但是他们认为穷人进行抵抗是可恶的；在谈到人民时，他们高兴地说：“这只野兽如此凶猛，人们打他，他居然还要自卫呢。”起诉检察官先生带讽刺的、激烈的控告词可以全部概括在这句话里。
人们不断地谴责无产者像盗贼一样准备夺取财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产者抱怨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受捐税的压榨。至于依靠榨取无产者的血汗过奢侈生活的特权分子，他们却认为是受到贪婪的贱民抢劫、威胁的财产合法所有者。刽子手装出受害者的姿态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么，究竟谁是应该受咒骂和惩罚的盗贼呢？那就是交付15亿法郎给国库，交付差不多相同的数目给特权分子的3000万法国人。而整个社会应该全力保护的财产所有者，就是那二三十万安稳地吞噬着盗贼们缴付的十几亿法郎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我看来，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和在新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封建贵族和被他们拦路抢劫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
难道也不需要这位新的金融巨头，这个19世纪的吉尔·布拉，所有内阁的辩护者和吹捧者，奥利瓦勒斯伯爵和勒尔麦公爵身边的红人，来出卖高官要职以换取巨额现金吗？给代议制机器的齿轮加上润滑油，使子侄、表兄弟、表婶妹都分享到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廷臣、交际花、阴谋家，在证券交易所把国家的荣誉和命运标价出卖的赌棍、媒婆、情妇、承办商、警界的下流作家，这些在波兰沦亡问题上进行投机取巧的人，所有这些宫廷和沙龙的寄生虫，难道不应该使人们的腰包塞满金子吗？难道不应该使这堆有效地影响舆论的粪土发酵吗？这就是被能说善辩的内阁阁员们说成是社会组织制度的杰作的政府，这就是被他们说成是开天辟地以来各种行政机构中最好的、最完善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所吹嘘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类最完美的政府！这真是把贪污腐化的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行的制度下，智慧受到奴役，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富人剥削穷人，只是为了不体面地、粗暴地满足富人的物质利益。事实上智慧是道德的保证，如果无意中把道德带入这种制度的话，它就必然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
先生们，我要问一问，那些善良而有识之士被卑鄙的金钱贵族抛入贱民的行列之中，他们怎能对这种无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们怎能对他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对他们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痛苦无动于衷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摧毁贫困和耻辱的枷锁。我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尽管我身在监狱中。而且我们将不怕任何的敌人而把这个责任尽到底。当我们背后有着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跃入面前的壕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奠基石来填平它，以便给人民开辟一条道路。
政府的机关报一再自满地提到无产阶级有公开申诉的道路，法律向他们提供了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讽刺。税收机关就在那里张着大口紧紧跟着他们；为了填满这个永远吃不饱的无底洞，无产者必须劳动，必须白天黑夜地劳动；如果能够有点残羹剩饭给他们的孩子充饥，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报纸上写文章，不向议院送递请愿书，因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响的声音，沙龙里的声音、商店里的声音、咖啡馆里的声音，总之，凡是来自所有那些制造所谓舆论的声音，都是特权阶级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们远远离开这些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高贵地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当讲坛和报纸对人民的贫困偶尔流露出几句怜悯话的时候，就有人急忙用保护公共治安的名义，制止他们发表意见，禁止他们提及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了。如果人们坚持己见，监狱就被用来取缔这些批评政府工作的呼声，而当一切都沉默不言的时候，他就说“请看，法国是幸福的、歌舞升平的，到处秩序井然……”
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千百万不幸人民的饥饿叫喊还是传到特权阶级的耳边，于是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必须强制执行法律！一个国家只应该热爱法律！”先生们，照你们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吗？难道不曾有过一些使你们感到厌恶的法律吗？你们不承认存在着任何一条可笑的、可恶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吗？难道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打掩护吗？这个名词适用于混乱不堪的千万条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说的，也可能指坏的法律说的。他们回答说：“如果有坏的法律，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间，你们要服从法律。”这是一个更加刻薄的讽刺。法律是由10万个选举人制定，由10万个陪审员运用，由10万个城市国民自卫军执行的（因为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和人民较接近的乡村国民自卫军）。然而，这些选举人，这些陪审员，这些国民自卫军，他们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职务，他们同时既是议员又是法官和士兵，结果是同一个人在早上当选为议员，也就是说，在早上制定法律，中午作为陪审员运用这条法律，晚上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街上执行法律。3000万无产者在这些演习中作了一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出钱而已。
自由！幸福！对外地位！这就是写在1830年平民革命旗帜上的口号。而空论家们却把这些口号理解为：维持一切特权！维持1814年宪章！维持伪正统！因此他们对内给人民带来奴役和贫穷，对外丧权辱国。难道无产者只是为了改变他们很少见到的金币上的人像而战斗的吗？难道我们对新的金币如此好奇，以至去推翻王位来满足这种好奇心吗？一位内阁政论家说，我们在“七月革命”时坚持要求君主立宪，以路易·菲力浦来代替查理十世。根据他的说法，人民只是角斗士，他们为特权阶级的娱乐和利益而互相残杀，特权阶级却在窗口拍手叫好……这当然是在战斗结束了的时候。这些代议制政府的美妙理论的小册子在11月20日出版，里昂就在21日作出了回答。里昂工人的回答表现得如此坚决，以至于任何人都不敢再提这位政论家的小册子了。
里昂事件在人们的眼里显示了多么可怕的地狱啊！整个国家看到这支忍饥挨饿的工人组成的大军冒着枪林弹雨，宁愿一死而不愿活着受辱，都感到怜悯。
不仅仅是里昂而是在全国各地，工人都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工人不久以前曾为胜利感动十分骄傲。因为这次胜利把他们走上政治舞台和自由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人曾经企图复兴整个欧洲，他们正为反对饥饿而斗争，饥饿已经使他们不再有足够的力气来对复辟王朝所带来的新旧耻辱表示愤慨了。甚至连奄奄一息的波兰呼声也不能转移他们对自己贫困的注意，他们留住了眼泪，以便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哭泣。这些痛苦竟然使得他们这样快地忘却了被杀死了的波兰人，可见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
先生们，你们对那些已经显示过他们力量的工人大肆凌辱，使他们现在的处境比迫使他们进行战斗以前的处境更加恶劣，难道不觉得有点轻率吗？使人民痛苦地认识到在胜利中受了温情主义的欺骗，这是明智的吗？你们能够肯定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的宽恕，以致敢于表示不再害怕无产阶级的报复吗？看来你们似乎认为只要事先夸大人民杀人抢劫的情景，不必采取预防人民报复的措施，好似夸大这种情景就是防备这种情景成为现实的唯一手段，把刺刀刺进那些在胜利后交出武器的人的胸膛是多么容易啊！
但是要磨灭人们对这次胜利的记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花了将近18个月的时间，想一点一滴地重建在48小时内被推翻的一切，但是你们18个月的反动并不能动摇我们三天的事业。任何人类的力量都不能推翻既成的事实。一个人可以说有些前因没有后果，但是有没有人能说，有的后果没有前因呢？法国已经在6000个英雄的血泊中受孕了，她的分娩时间可能很长，很痛苦，但她的腹都是健全而有力的，害人的空论家不可能使她流产。
你们没收了“七月革命”的枪支。是的，但子弹已经打出去了。巴黎工人的每一颗子弹都在围绕世界转动，他们不断地打击敌人，而且将继续打击敌人，直到威胁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敌人一个不剩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