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送行，我并不在行。我觉得要扮好送行的角色似乎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了，对大家来说，或许同样如此吧。
到滑铁卢车站给一位去伏克斯豪尔的朋友送行，那该是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我们从来不会被请去表演这种小技。只有当一个朋友将做一次较长的旅行，将离开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才来到火车站。朋友越亲，路程越远，分别越久，我们就到得越早，送行也必定越笨拙得可怜。我们的这种无能，与送别场合的隆重以及我们感情的深度恰成正比。
在房间里，甚至在家门前，我们能亲切、自然地送别友人，脸上会流露出心中所感到的真诚的忧伤，话语也很得体，双方都没有拘谨，不觉得尴尬，我们中间的友情之线并未折断。这样的告别倒是理想的。那么，何不到此为止呢？辞行的朋友往往恳请我们，第二天早上不必劳驾去车站，我们明知这并非真心，也就不予理会。可如果我们信以为真，离去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太不谙世故了，况且他们也确实希望再见我们一次。他们这个心愿得到了诚心诚意的报答——我们按时来到车站。随后呢，天哪！随后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深渊。我们徒劳地伸过手去，它还是把我们断然隔开。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互相注视着就像不会开口的动物瞧着人一样。我们在“制造谈话”——就这样没话找话。我们明知昨天晚上刚和这些朋友道别，他们也清楚我们没变模样，但表面上，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是那么紧张，只盼着车警吹哨开车来结束这一出滑稽戏。
上星期一个阴冷的早晨，我准时赶到尤斯顿车站，去送一位动身前往美国的老朋友。
头天晚上，我们为他饯行。席间，欢宴的气氛里掺杂着惜别的凄怆，他可能一去数载才归，我们有些人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既有对未来的悬想，又有对昔日欢乐的倾诉。我们感谢他光临做客，惋惜他即将离去，两种情感都溢于言表，这实在是一次完美的送别了。
可现在，在月台上，我们又变得局促不安了。我们的朋友的脸出现在车窗口，但那已像是一张陌生人的脸——一个巴望讨好、哀哀求助的、笨拙的陌生人。“你东西都拿了吗？”我们中有人打破了沉默。“拿了，都拿了。”“你将要在车上吃午饭。”我说，尽管这个“预言”已经重复过几次。“啊，是啊！”他坚信不疑地应道，还补充说那趟车是直达利物浦的。这句相当奇怪的话使我们很吃惊，我们互相递着眼色，有人问：“它在克鲁不停吗？”“不停。”那位朋友简短地答道。他几乎变得叫人讨厌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们之中有个人强作笑颜，对旅行者点点头，打了个哈哈，对方同样应一声，报之以点头和微笑。又一个人一阵咳嗽，打断了又一次沉默，显然，那是故意做作的，不过也能挨点时间。月台上的嘈杂熙攘不见静息，离开车还早，我们的，也是我们那位朋友的“解脱”还没到来。
我游移的目光落在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身上。他站在月台上，正与车厢里一位年轻的小姐热切地说着什么，和我们只隔开一个车窗。他那硕大的侧影好像有点面熟。一望而知，那位小姐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要不，凭他那感人的表情，我会猜想他是她的父亲。我真希望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我断定他正给予她最好的忠告，他眼神里深挚的慈爱实在动人。临别赠言从他口中一泻而出，使他那么吸引人，以致在我站着的地方也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就像他的侧影一样，这魅力我也似曾相识。我在哪儿见过呢？
忽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休伯特·勒罗。自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变多了！那还是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剧院，他刚被解聘，问我借了半克朗钱。他总是那么诱人，能借什么东西给他，似乎是件很荣幸的事。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魅力没使他在伦敦舞台上获得成功。他是个优秀的演员，平素稳重，但像许多与他同类的人一样，休伯特·勒罗（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很快就漂泊他乡，从我，从每个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过了这么些年，在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邂逅，他显得那样壮实，那样神采奕奕，真不可思议！除了身体发福，一身衣着也使人难以认出他来了。从前，他老是穿件仿毛皮的外衣。这件外衣，像他那胡子拉碴的瘦长下巴一样，也是他的组成部分。现在，他的服装堪称华贵高雅，岂止招人起眼，简直引人注目。他看上去像个银行家，任何人有他来送行，都会感到荣幸的。
“请往后站！”火车就要开了，我挥手和朋友告别，勒罗没朝后站，双手仍紧抓着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先生，请往后站！”他听从了，但马上又冲上前去，小声地最后再叮咛几句。我觉得小姐眼中仿佛含着泪水，而他注视着列车驶去，直到看不见时才转过身来，我发现他确实泪水盈眶。不过他看到我，还是挺高兴。他问我这些年来躲到哪儿去了，同时把半克朗钱还给我，好像它是昨天刚借去似的。他挽住我的胳臂，顺月台慢慢走着，一面告诉我，每星期六他是何等欣喜地读我写的戏剧评论。
作为回敬，我也告诉他，舞台上失去他是多么遗憾。“啊，是的，”他说，“如今我不再在舞台上演戏了。”他把“舞台”这个字说得特别重。我又问他到底在哪里表演。“台上。”他回答。“你的意思是，”我说，“在音乐会上朗诵？”他笑了。“这个月台，”他用手杖敲敲地面，悄悄说道，“就是我说的台。”莫非神秘的发迹使他神经错乱了？他看来很清醒。我请求他说明白些。
他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帮我点上火，说道：“我想，你方才是送一位朋友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说我看见他也在送人。“不，”他一本正经地说，“那位小姐并不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不到半小时以前，我跟她才在这儿第一次见面。”说着，他又用手杖敲敲地面。
坦白说我给搞糊涂了。他笑道：“你大概听到过英美社交处？”我没听说过。他对我解释说，每年有成千上万美国人路经英国，其中许多人在英国没有亲友。以往他们一般都带介绍信，但英国人是那么不好客，以致这些信的价值比它们所用的纸都不如了。“于是，”勒罗说，“英美社交处就满足了一个想望已久的需求。美国人是爱交际的，大多很有钱，英美社交处向他们提供英国‘朋友’，百分之五十的报酬付给这些‘朋友’，另一半由社交处扣下。我嘛，唉，不是处长，否则一定成个真正的富翁！我不过是个雇员，但即使那样，我也混得不错。我是送行员之一。”
我再次请他指教。“许多美国人，”他说，“在英国交不上‘朋友’，但完全可以雇人送行。送单身旅客的费用仅仅五英镑或二十五美元，送两位或更多人就收八英镑或四十美元。他们到社交处付钱，留下动身日期和外貌特征，以便送行员在月台上认出他们。然后嘛，然后他们就被送行了。”
“但是那值得吗？”我喊道。“当然值得，”勒罗说，“这样可以免得他们感到孤独，既让他们博得车警的尊敬，也不致被他们的旅伴——那些将要同车的人瞧不起，在整个旅途中都有了身价地位。此外，这送行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乐趣。你看见我送那位小姐了，你不感到我干得很出色吗？”“出色，”我承认，“我很羡慕你。我在那儿……”“是啊，我能想象，你在那儿浑身不自在，茫然地看着你的朋友，竭力找些话讲。这我明白。在学习这一行，入了门并以此为业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我已经精通，我仍然一上月台就发慌。你自己也发现，一切演出场所中，最难演的地方就是火车站。”“但是，”我不满地反驳道，“我并不试图演戏。我的确有感情！”“我也一样，伙计，”勒罗说，“没有感情演不成戏嘛。那个法国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狄德罗——说没感情也行，可他懂什么送行？火车启动时，你没瞧见我眼中的泪水？它们不是我硬挤出来的。告诉你，我真的感动了！我敢说，你也不例外，但你就洒不出一滴眼泪来证明你是感动了。你不会表达你的感情，换句话说，你不会演戏。至少，”他温柔地加了一句，“不会在火车站演戏。”“教教我吧！”我叫了起来。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嗯，”他终于说，“送行的季节差不多过了。好，我将给你上课。我现在已经有不少学生，”他翻了翻一本精美的记事本又说道，“不过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我可以挤出一小时时间。”
我承认，他索取的学费相当贵，但是我并不吝惜这笔投资。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著名作家，著有《福尔赛世家》等作品，一九三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