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1893~1941年)作家、学者。福建龙溪人,生于台湾台南。燕京大学教授,后赴香港任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道教史》、《国粹与国学》等。
许地山是以笔名“落华生”知名于世的。
他写过一篇散文《落花生》,朴素,简洁,又富于生活气息。自它发表以来的七十年里,中小学课本常选它为范文,让代代少年儿童们诵读。
这就是他笔名的来源。许地山很喜欢这个笔名,郑振铎问他取这个笔名是什么意思?许地山说,不是落花生嘛?花不美丽,但结的果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
落花生又俗称长生果。
许地山虽离开这个世界已有六十个春秋了,但留下的著作和思想,包括读书和读书方法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有知识就不会产生糊涂的行为
许地山是学者型作家,也是作家型学者。这在他同时代的人群里是不多的。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他的成就源起于爱好读书,善于读书。早在童年时代,随父自台湾东渡福建的许地山,就养成了读书求知的习惯。早年所读的书,使他印象很深。若干年后,他在谈论明末洪应明《菜根谭》一书时,就提及1907年,即十四岁那年,初读《菜根谭通解》时的情景。他说,这是一本由日本人编注的《菜根谭》,到现在还有好些教训盘踞在心中。并就读书的目的,向读者介绍了《菜根谭》的有关格言,如:读书不希圣贤如铅椠佣;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立业不思种德如眼前花。
许地山很注重读书的目的。他曾说过,读书目的有三:一是生活;二是求知;三是修养。读书为生活,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行的。但所学非所用,或所用非所学,因“谋生”而无形中浪费许多人的大好时光、精力。他说,这是读书人执持“敲门砖”的态度,事一混得来,书本也扔了。它正是读书人的误区,也是社会的误区。
许地山提出,读书为用,生活是靠知识培养、丰富的,读书求知识求修养也是人生不可缺的。
有一天,许地山和同学李勋刚闲谈。李勋刚告诉许地山,他有一个朋友,不学无术,很骄傲,最看不起读书,反对进学校求知识。那朋友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可以月月赚钱,读书尤其是进大学,是没有用处的。李勋刚回答说:当然像你家有万贯,做事与否都没啥关系,可是读书并不仅是为做事;读书,获得知识,叫人不糊涂,岂不是也很重要嘛?像我进过大学,虽然没能像你那样连小学都未读完的人赚钱多,但如果我的孩子病了,我决不会教他吃下四只蝎子。他说这话是因那朋友愚昧,在不久前,为给儿子生病求药,竟听信巫医处方,把四只蝎子烧成灰当药吃,不幸却加重了病。
许地山听了不胜感叹,就此发表了一通读书求知的感想。他说,从这件事很可以看出知识与人生的密切关系。有知识,便不会产生糊涂的行为;而知识大半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许地山是很欣赏、赞同宋末文天祥死后衣带留下的诗句中的这八个字。这就是读书为求强化文化素质,有修养,有理智。他说读书求知识,读书求修养,读书求应用,三者是合一的,串连在一起,只为一个目的而读书,是读不好的,也难以取得个中三昧。因此读书求知识,要辨利害;读书求应用,要审时宜;读书求修养,为完备理智。
读好一部书,要走三步路
许地山爱读书。
少年时代,有家学渊源的许地山博览群书,求知的战线拉得很开。若干年后他追忆这段读书生涯,觉得很有意思,并认真作了梳理,认为一个人常要经过乱读书的时期,才能进入挑拣书读的境地;乱读书只是寻求知识的初步,拣书读,才能算上了知识的轨道。
这也是大清康熙皇帝所说的读书必走之路: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守约。
许地山的读书面是非常宽广的,他读书很注意选择,不在前人的道路上爬行。
他有相当高的梵文知识。据说早年在缅甸求学时,为能掌握梵文,特地赶到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古庙,向一位精通梵文的和尚求教,为此足足面壁了两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通梵文的学者如凤毛麟角。
许地山很欣赏北宋画家米芾所说的话:一日不读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他自己也是坚持日日读书。还说过:应是读一日书当获一日之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之用。
早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几年里,许地山就日日泡在图书馆里,北平的各家图书馆和博物院,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是很善于抓紧时间的。
许地山知识面广,于文学创作和研究、宗教学、史学、文化社会学(习俗、服饰)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功底很深。察其原因,还在于完善完美的读书法。
其实,他的读书方法也很朴实。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许地山认为,为达到读书的目的,“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个人性质不同,研究材料的多少难易,使他采取一种适合的方法。”那就是读书要因人制宜,因书制宜,要在读书实践中积累、总结出适合自己读书的方法。
他曾对传统文化提倡的读书法进行梳理,说过去的读书人做学问的读书法,“是注重在修养与力行方面,知而不行,便是学还没得到方法的表征”,表现在:
一知的方法,就是读书,不慌不忙,日积月累,终有成功的一天;
二不怕困难,不作中间停滞;“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是要不得的;
三读书要有信心,如《中庸》说: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四读书要有信和疑两种认识,不懂则疑,不疑就不能了悟,“读书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牟行中《庸行编》卷二);否则没有己见,一诺百诺,有如屠儿礼物,倡家谈礼;
五少年读书在装知识,有如进账;老年却把所知应用,有如销账。
他以为这是关在书斋里,终日不闻窗外事的封闭读书法,它可借鉴,但不能照搬。
30年代,作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许地山也谈了自己的读书法。他说,读好一部书,要走三步路:
第一步,读书首先得检阅图书目录(图书馆、书局出版部门等),要找最靠得住的本子来读,如果有靠得住的书评,也当读一下。他说:“近代书贾多为赚钱,宣扬文化不是他们的目的,有时看见书名很好,内容却是乱七八糟,以致读者对于书的选择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依着靠得住的评书家指导,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事也就可以避免了。”
第二步,读书的过程要作记录,用笔记法、签条法、纸片法都行,各人以习惯和需要去做。他说:在所学还没有得系统的时候,应当用纸片将书中所要用的文句抄下来,放在一定的地方,自己分出类部来,这就是做学问颇流行的一种方法;签条法,便是用纸签一条一条抄录,依着部类钉在一起成“条”;若要强化自己读书方法,还不妨就书籍里的若干问题,另外提出来存疑,以便日后探讨、注解和校勘。
第三步,读书便到应用的程序,即将所得的文字梳理,排列次序,便于查阅和使用。
许地山说,这是他多年读书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治学基本功。
在许地山的书斋里,四面墙壁有三面都紧靠着书架;书架上很少有工具书之类书籍,倒有两面排列的书架,全摆着的是他日日夜夜抄录的笔记本和卡片、纸签;有的是利用打字纸、信签写的,有的是用统一规格的卡片写的,也有的用大小不一的纸签装订成册的,字体虽不甚清晰,但排列得井井有条,有的甚至连章节、字数行列都仍保持原来的格式体例。许地山常对朋友和学生介绍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海外留学,尤其是在英国读书时,在当地图书馆或博物馆里手抄来的。
读书,好似开矿,要发现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富矿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许地山读书起点是很高的。
有一段时间,他精研印度文化,凡属印度人文科学,均在搜集、阅读之列,并根据读书所得,编译了《印度文学》、《二十夜间》和《孟加拉民间故事》;还热衷于编制一部《汉英梵文大辞典》,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是为世界语言文化作出的大贡献。
读书,好似开矿,许地山就是善于发现那些从不为他人注意,而自己又能胜任开掘富矿的读书人。
许地山还能化腐朽为神奇。他在香港为一般读者写的《扶箕迷信的研究》,就是从宋元以来的笔记、方志,如《夷坚志》、《梦溪笔谈》、《明斋小识》、《咫闻录》、《子不语》和《江西通志》、《宁波府志》中,分别摘录了有关鬼神迷信的一百多个故事,来说明所谓扶箕不过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这对当时破除洋迷信,即所谓“一切类似扶箕的各种‘灵物崇拜’,如何靠洋鬼子,或‘英美必胜论’之类”是一个批判和揭露,也正如胡愈之所说,“中国民族真想活下去,就只有相信自己,相信活的人”。
许地山读书面广,起点高,还在于读书在书外。他提出:我们要读有字的书,也要读无字的书。他把大千世界万物也当作书来读。
早在学生时期,他就对金石、器物、服饰等都怀有浓厚兴趣。在大学时代,自己就能裁衣制衣,设计服装。30年代,还写了一部洋洋万余言的图文并茂的《中国三百年来的妇女服装》。他说,“衣服直接影响到礼俗。”除了从方志、家谱寻找图像,还多次到北平齐化门东岳庙观摹,恳请学生帮他为那些所谓东岳七十二司泥塑神像写真。许地山说,这些神塑虽然制作在元朝,但服饰却是用宋朝的穿戴,而宋以前的服饰是与宋朝相距不大的;东岳庙的神像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们大部分是当时庶民的打扮;这种打扮,不像帝王将相那样可见于书本,他们是缺乏文字记载的。
在北平教书期间,他常同朋友或学生参观城内外寺庙,不论有人问的是某神像的帽子或是某菩萨所着鞋子,他都能给予满意的回答。许地山还常逛故宫后门,在那鳞次栉比的旧地摊,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曾一度大量搜罗“压胜钱”,计划编一册《压胜钱谱》。他还搜集了各地的门神绘像,用作比较研究。此外还对钮扣的起源,古画像、金石等作过考察研究。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