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年）梵文学家、翻译家。山东清平人。北京大学教授。有《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和译作《沙恭达罗》等多种。
季羡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次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印度中世纪语言及佛典，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至今。
探寻他的读书之路，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他把写文章看成谱乐曲
季羡林出生在一个极为贫穷的家庭。1917年，被叔父从家乡山东清平（临清）接到济南读小学，叔父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靠自学，也读了不少经史子集，而且能诗善书，由于家中没有男孩子，便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侄子身上。平时叔父对季羡林既慈又严，在季羡林读书之余，亲自为他上课，选用的是《课侄选文》，里面大多是理学文章，还花钱送他到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读英语，因此季羡林古文和英文基础很扎实。
对季羡林来说，第一次接触英语，便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居然能发出音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上英语课要经过一个院子，春天的时候，那儿开满了绛紫色的芍药花，绿叶紫花，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夜色中虽已看不清楚花的颜色，但仍能感受得到它的气息，使得以后季羡林一想起学英文，眼前就会出现绿叶紫花的美妙景象，对这种神秘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愿意下功夫去学。
高中阶段，季羡林曾因一篇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而受到国文课老师、桐城派的古文作家王琨玉的赞许，自此对古文产生浓厚的兴趣，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认真钻研起来。以后他又陆续接触了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等国文教师，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他阅读了大量的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新文学作品，同时“没有放松对旧籍的钻研”，也读了不少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诗人、词人的作品。
由于大量的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季羡林无意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他浪漫地把写文章看成谱乐曲，认为“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有节奏。”有一次上作文课，董秋芳在黑板上书写了四个大字：“随便写来”。季羡林早就想写一篇回故乡的文章，既然是“随便写来”，他便埋头写了起来。没想到，当作文本发下来时，董秋芳竟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了些批注，不少地方还写有“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令季羡林既感动、又高兴。
季羡林曾在自传中讲到“真要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决非易举。”多年来，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写散文风马牛不相及，但感情上一有触发，便会写出许多充溢着学者智慧和诗人情怀的散文，这与当年老师的培养、认同，与他本人长期的文学熏陶、勤奋好学都是分不开的。
埋首图书馆苦读古梵文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以四年成绩全优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季羡林参加考试并被录取，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
初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并没确定学习哪种专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开始季羡林选修了希腊文，以后又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甚至还产生过学习古埃及文的想法。当季羡林逐渐地了解到哥廷根大学有着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多位教梵文的泰斗曾在这儿教授过梵文，而大学的图书馆历史极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特别是梵文藏书在德国都首屈一指时，他决定学习和研究梵文，因为“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学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梵语是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其形态变化丰富，每个名词有八个格，三个数，二十四种语尾变化。每个动词按照各种时态和语态，变化繁多，而这些语法变化，学习者必须掌握它的规律，还必须死记硬背，否则连梵文字典都不会查。季羡林的梵文老师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使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德国式教学方式，正如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说的那样“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当季羡林确定学习梵文后，非常刻苦，每天都按时到梵文研究所，或者听教授上课，或者埋首在图书馆的一堆古文字堆里，苦读不辍。他坚持在课前做好准备，认准每个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态，读解每首古典梵文诗，并重视研读原文，通过查字典，建索引，译生字来加强理解，在以后学习吐火罗语时，季羡林仍然坚持以阅读和研究原著为主的学习方法。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梵语史诗、文学作品、佛经，巴利文佛典等书籍，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1937年，季羡林修完基本课程，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此时德国老师认真、细致、严谨的学风已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研究之中，季羡林在自传式散文集《留德十年》中写道：“我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后回国后讲得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当时梵文研究在德国已非常成熟，而中国却还是一片空白，季羡林希望能掌握真才实学，以便为祖国培养出一批梵文研究人才。
由于德国大学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十分严格，题目虽然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于是季羡林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准备论文《（大事）偈颂中的限定动词的变化》的撰写材料，他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杂志，大约看了一百多种书刊，把需要的资料记录下来，然后进行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再列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季羡林曾深有体会地说：“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
1940年季羡林的毕业论文获得通过，拿到了博士学位。由于他的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很大创见，曾受到了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的高度评价，在哥廷根大学还引起了轰动。为了写《糖史》，用一年多时间读了一遍《四库全书》
从1946年起，季羡林应邀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同时还兼任系主任的工作，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教学工作。1960年，北大东语系招收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由季羡林和金克木教授授课。在德国学到的知识，终于能够派上用场，而且能为国家培养一批自己的人才，这使季羡林特别兴奋。在培养学生方面，他按照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方法严格要求学生，无论是讲课还是布置作业，都要求他们认准每个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态，不允许瞎蒙瞎猜，要求学生读解古典梵文诗时，要像组装机器一样，大部件和小零件都要安装准确。
由于西方学者以及印度本国学者对梵语和梵语文献的研究著作，包括字典和工具书，很多是用英语写的，如果不懂英语，就不能占有原始资料，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于是季羡林亲自为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学生聘请英语教师，并在整个大学阶段坚持开设英语课。
季羡林在教学中还让学生大量阅读梵文和巴利文的作品，在谈到读书时遇到的材料有用无用时，他说：“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他要求学生成为读书的有心人，随时注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他还结合教学，介绍印度古代文化知识以及各门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让学生了解印度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印文化关系的源远流长，并掌握哪些研究领域仍有空白，从而确定研究方向。很多学生毕业后都在梵文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季羡林曾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社会活动特别多。对于怎样处理好治学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季羡林很有体会，“对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要“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经有个“三上”的著名说法，即读书、写作可以在马上、厕上、枕上。而季羡林将其发挥成了“新三上”：会上、路上、机上。季羡林还有一个保持了近四十年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看书写作，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在这个最安静的时间里写出来的。
在完成教学和其他社会工作的同时，季羡林仍以严谨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撰写科学史著作《糖史》，曾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四库全书》翻了一遍，以搜集有关的资料；为了搞清佛教开创时期佛祖释迦牟尼与提婆达多矛盾的史实，他从中外堆积如山的否定提婆达多的资料人手，第一次权威性地证明，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矛盾决非个人恩怨，而是一场“路线斗争”，这种对印度早期佛教史领域的大胆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中，季羡林被打成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就利用看大门的机会，开始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他先在家里仔细阅读原著，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在上下班的路上、在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把散文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相等的诗，经过十四年的努力，近三百万字的辉煌的译著终于全部问世。
季羡林已有五十多部与东西文化密切相关的专著、译著和散文集问世，他将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勤奋，西方文化的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还有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朴厚谦逊的民族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的读书、教学、研究生涯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一代东方宏儒。
张文凡上海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