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缺失多动性障碍
（一）注意缺失多动性障碍的定义
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性障碍或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在儿童和青少年期颇为常见的行为障碍，初发期一般在五岁以前，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长时间、持续地不集中以及不分场合地过度活动，情绪冲动、任性，并常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该症起病早、过程慢，不仅影响儿童的学校、家庭和校外生活，而且容易导致儿童持久的学习困难、行为问题和过低的自尊心。
（二）注意缺失多动性障碍的特征
儿童ADHD具有如下特征：在需要安静不动的情境中，诸如教室，或吃饭时，患儿似乎特别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即使要求他们安静，他们仍然不能停止移动或说话；他们的行为常常表现为混乱、乖张、笨拙、顽固、专横，且无章可循；他们可能比正常的儿童更快地将衣服和鞋子穿破，毁坏玩具，使家人和教师感到无可奈何。
很多ADHD儿童特别难以与同伴相处，难以与他人建立友谊，因为他们的行为经常干扰他人且具有侵犯性，令人生厌。这些儿童通常很健谈，但是他们经常忽略细微的社交暗示。例如，他们觉察不到玩伴已经厌倦他们抖来抖去的动作。他们也经常错误地理解同伴的意愿和想法，并且犯下并非有意的社交错误。例如，他们把同伴的中立行为看做挑衅，并且用攻击性的方式加以回应。
攻击性是注意缺失多动症男孩常见的症状，会使他们遭到同伴的排斥。
由Melnick和Hinshaw（1996）所做的一项对儿童玩台球的相关研究表明，ADHD儿童，特别是同时具有侵犯性的那些儿童，与其他儿童有着不同的社会目标。具有侵犯性的ADHD儿童带着感觉探索的目标来比赛，譬如制造麻烦、取得支配权及向他人炫耀等；而其他儿童可能只是希望公平竞赛而已。
在假想情境中，尽管患ADHD障碍的儿童知道什么是适宜的社交举动，但是他们不能将这种认知转换成在真实的社交互动中的恰当行为。他们经常很快地遭到同伴的排斥、拒绝或忽视。例如，在一项彼此不认识的男孩夏令营研究中，许多有明显侵犯性和不顺从等外显行为的患该障碍的男孩在露营的第一天，就被同伴给予十分消极的评价，而且这种消极印象在以后的六个星期的夏令营生活中都未能改变（Erbardt et al。，1994；Hinshaw et al。，1997）。
研究表明，约有15%～30%的患儿在数学、阅读或者拼字上有学习困扰，约一半患儿因为有适应一般教室环境的困难而接受特殊教育计划。
由于ADHD的症状不同，因而DSM-Ⅳ-TR将此患儿分为三个亚分类：①主要为注意力缺失型。儿童主要的问题是注意力不佳。②主要为多动—易冲动型。儿童主要的问题是多动—易冲动行为。③复合型。上述两种问题都存在的儿童。多数患儿属于复合型，这些儿童更有可能发展出品行问题和叛逆行为。
必须强调的是，在对ADHD做出诊断时，要注意它与品行障碍之间的鉴别。由于两者都属于严重破坏社会规范的障碍，加之，这两种类型的障碍之间有30%～90%的重叠，因而往往容易被人们混淆。品行障碍的儿童常常在学校中违规，更具有侵犯性，父母有反社会倾向。他们的家庭生活特点是，家庭成员常处于敌对状态，且社会经济地位也较低。进入青春期后，他们更可能处于违法行为和物质滥用成瘾的危机中。
个案研究——儿童多动症
患儿，男，六岁，小学一年级。平素性格外向，活泼任性、胆大好动。五岁上学前班时，老师对他意见颇多。家长经常被老师请到学校，学校甚至要求家长到校陪读。该患儿上课小动作多，手里总是不停地玩铅笔或尺子、橡皮等；把书本撕成一条一条，坐在椅子上来回扭动。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常被老师提醒才能认真听一会儿课；上课嘴里常发出怪声，弄得同学哈哈大笑，扰乱课堂秩序；做事情丢三落四，经常忘记布置的作业，需在家长的监督下完成作业；爱与同学打闹，摸人一下或碰掉同学的铅笔盒。做事情不能持久，不喜欢看书，常要求父母买书讲给他听，但是坐不了一会儿就跑掉了；考试经常七八十分，交卷子最快，从不检查，有时被老师叫到讲台上才能完成试卷，而且所丢的分都是粗心大意造成的；情绪不稳，爱发脾气，不称心如意就生气丢东西；特别高兴时喜欢高声叫喊。经检查，诊断为儿童多动症。
（资料来源：翁永振，精神障碍典型病例分析，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当一个儿童同时具有这两种障碍时，每种障碍中最消极的品质便会表现出来。这种儿童具有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也最有可能遭到同伴的拒绝，成绩落后，且预后不佳。有人认为，同时具有这两种障碍的儿童极有可能发展为成人反社会人格障碍（Frick et al。，1999）。可能的发展路径是这样的：最初是ADHD，然后患儿的恶劣行为导致同伴与成人的不满与敌对反应；随着不断加剧的攻击和反击，患儿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后导致品行障碍，特别是攻击性行为。
（三）注意缺失多动性障碍的流行病学
由于ADHD的定义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再加上取样对象不同，统计标准和流行率的统计也有一定的差异，而且特征表现及严重程度波动较大。ADHD的流行率在美国、新西兰和德国有2%～7%之间的变化，在印度和中国患病率则较高。一般认为，目前全世界约有3%～7%的学龄儿童患有ADHD（DSM-Ⅳ-TR，2000）。患ADHD的儿童特征表现的波动，有时与所处场合不同或从事的活动不同有关。一般来讲，在有吸引力的、新奇的，或不熟悉的情境下特征表现可能会减轻，而在从事重复性或需较大努力的活动时注意力的维持最困难；在连续而直接的强化程序下比在局部的延迟的强化程序中，注意力维持情况明显较好。
很多证据表明，男性患ADHD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男女比例约为2：1～9：1（APA，2000）。但是必须指出，这一调查结果的样本可能主要来自门诊，而非一般人口，因此其准确性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男孩子可能因为更多地表现出了攻击性或反社会行为而被带到门诊就医。此外，Biederman等人（2004）和Hinshaw（2002）各自的研究小组所做的研究指出：①收养的女孩比其他女孩更可能患ADHD。②与男性样本结果相似，复合型女孩比注意缺失型女孩有更多的破坏性行为。③复合型女孩比没有患这一障碍的女孩更可能合并出现品行障碍或表现出叛逆特征。④患ADHD的女孩比其他女孩更可能感到焦虑和抑郁。⑤复合型女孩比注意缺失型和未患此症的女孩更容易得到同伴消极的评价；注意缺失型女孩也比未患此症的女孩有更多的消极评价。⑥和其他研究结果一致，与未患此症的女孩相比，患ADHD的女孩表现出许多神经心理方面的缺损，特别是决策功能（如计划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的缺损。
就年龄而言，过去人们认为ADHD会在进入青春期时消失。但是，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虽然一些儿童到了青春期时症状严重程度会降低，但是，仍有65%～80%的患儿在进入青春期后依然符合诊断标准。此外，与同伴相比，患有ADHD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辍学，并出现反社会行为。到了成年，大多数患者会找到工作且能经济独立；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和一般人相比，这些人通常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更为频繁地更换工作。
（四）注意缺失多动性障碍的病因学
1.生物学原因
（1）遗传因素。研究显示，ADHD可能有遗传倾向。如果父母曾患过ADHD，他们中有半数的孩子就很可能患此病（Biederman et al。，1995）。根据家庭调查研究、领养关系研究、双生子研究的结果来看，ADHD与遗传有较为直接的关系。Barkley（1998）的研究表明，有10%～35%患儿的近亲也患有同样的障碍，其中兄弟姐妹患此障碍的风险为32%；而父母患有此种障碍，其子女患有同样障碍的风险高达57%。Barkley等人（1998）的大型调查显示，ADHD患者有80%是由遗传性造成的，遗传对活动过度造成的影响远比环境更为明显。
目前有关该障碍的基因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一些更具前景的发现包括了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相关的基因。确切地说，有两种不同的多巴胺基因与该障碍有关。它们分别是DRD4多巴胺接受器基因和DAT1多巴胺传送基因。当然，即使有了这些发现，多数研究者仍然认为，并非单一基因导致了这一障碍。相反，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几种基因，更可能详细地说明其致病因素。
（2）神经生理因素。可以说，确切的遗传因素仍然是一个未知因素，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患有ADHD与没有患ADHD的儿童的大脑功能和结构不同。有研究指出，患儿的前额叶对刺激没有反应，大脑血流是减缓的（Rubia et al。，1999；Sieg et al。，1995）。患ADHD的儿童的大脑（前叶、尾核、苍白体）部分比正常儿童的小（Castellanos et al。，1996）。其他研究证据显示，ADHD儿童的前额叶功能的神经心理测验表现很差（例如抑制行为反应）。
其他神经生物学方面的风险因素包括许多出生前后与产前的并发症。例如，出生体重较轻是患ADHD的一个特定预测因子。因围产期感染、铅中毒、外伤等引起的轻微脑损伤等也是该障碍的预测因子。
2.环境因素
早期的一些理论认为，多动与环境中的有毒物质有关。一些研究者认为，食品添加剂对多动儿童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了干扰，但相关的研究并未证明这种观点。
另有观点认为，铅中毒可能与多动症状和注意力问题有一定相关，但大多数铅中毒儿童也并未因此而患上该障碍，且在大多数患ADHD的儿童中，并未发现其血液中铅含量的增加。
目前有人把注意力集中于尼古丁的影响方面，即研究母亲吸烟与孩子患ADHD的关系。Milberger等人（1996）的一项研究发现，怀孕期间每天吸一包烟的母亲，22%的孩子有此障碍；8%的孩子未患此障碍；而Thapar（2003）的一项双生子研究发现，在控制基因影响和其他环境风险因素之后，母亲抽烟会导致这一障碍。针对母亲吸烟与ADHD之间关系的24份研究评论指出，暴露于尼古丁的子宫与ADHD症状有关（Linnet et al。，200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个动物研究认为，长期暴露于尼古丁会增加大脑多巴胺的释放并且引起多动症状（Vaglenova et al。，2004）。此外，尼古丁戒断会减少大脑内多巴胺释放，并因此造成易怒的结果。根据这类研究资料，研究者假设，母亲吸烟会影响胚胎多巴胺系统的发展，导致无法控制行为和产生ADHD。
3.社会心理因素
ADHD的产生也与家庭、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有研究认为不良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亲子关系、经济贫困、住房拥挤、父母离异、家庭功能紊乱等均可构成本症的诱因，增加发生的危险性。Williams等人（1999）的研究指出，过于挑剔和缺乏管教子女的方法都与儿童活动过度活跃有密切的关系。
（五）治疗与预后
1.药物治疗
对ADHD患儿的药物治疗应慎重选用，首先要考虑病情的需要，对病情并不严重的轻度患儿不宜采用药物治疗，应重视心理治疗和饮食调整，如每天早晨和中午给患儿一定量的咖啡饮料，以调整患儿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使多动症状逐渐改善。另外，对症状较重的患儿，可采用一定的药物治疗，临床常用的药物有以下几种：
（1）中枢兴奋剂。刺激患儿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能减少孩子的冲动性行为和攻击性行为，并有助于提高患儿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2）抗抑郁性药物。对于不能服用刺激性药物的患儿可用一些抗抑郁性的药物，这些药物也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减少冲动，还可振奋患儿委靡的情绪。
（3）抗紧张性药物。如可了宁是一种用于治疗成人高血压的药，也被发现可用来治疗多动性障碍，它能减轻患儿的攻击性行为和突发性行为，但疗效没有刺激性药物明显。
（4）综合性药物。有些患儿同时服用几种药物效果会更好，但这只能在经验丰富、受过良好的理论与实践训练的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
2.心理治疗
目前，儿童临床心理学家所使用的心理治疗包括：
（1）行为疗法。除了药物之外，最有前景的治疗方法包括父母亲训练及使用行为治疗的方式改变教室管理。这些计划被证实在改进患儿在社交和学业表现方面至少有短期成效。在这些治疗中，需要监控儿童的行为（在家和学校，叮咛他们要表现得体）。例如，在座位上坐好、认真写作业等。对多动性障碍儿童主要是通过行为矫正和行为控制的手段来改善或减少其过多的行为和不良行为，可通过家庭行为控制、课堂行为管理、放松训练达到矫正目的。例如，在家庭行为控制中可通过制造成功感，使遭遇到较多挫折的患儿在成功完成某些任务或表现出合作态度时，父母多加赞赏和给予鼓励，以增强他们的成功感，强化其对行为的控制。
课堂行为管理的目的是增加学生的适当行为，减少不适当行为。可用强化、付出代价、代币制等方法重塑学生行为。如根据学生的表现给予恰当奖励，例如，学生完成作业后可以玩游戏等。在幼儿园或学校，点数指标系统和星图是这类监控与辅导计划的典型特征。为了得到点数或星星，儿童就要有某种行为表现；得到一定点数或星星的孩子可用它换取奖品。
这类行为治疗的焦点放在了提升学业表现、完成家务、学习特定社交技能等方面，而非降低诸如到处乱跑、乱动等多动现象。
（2）认知疗法。包括自我监察、自我教导、自我奖励、自我谈话等。例如，运用自我教导法，使患儿向自己不断地提出忠告和指令，以便使具有冲动性和过度活跃的儿童和青少年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再如，预想策略是一种自我控制技术，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目的是减少冲动行为和增强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通过让学生认知事前预计即时反应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从而帮助他们重新计划活动过程和将要实现的目标。该方法强调的是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目标分析，例如自己分析目标，自己假设将来的负面后果，自己进行行为替代，自我反省检讨等。
3.联合治疗
在对ADHD的临床实验中，设计最好的应该就是名为ADHD的多种疗法联合治疗（MTA）的研究。这个实验是由六个研究小组参与，对579个ADHD患儿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研究。实验将被试随机分为四组。其中，三组治疗组分别是药物治疗组，药物加上强化性行为治疗组（联合治疗组）和强化性行为治疗组。一组对照组儿童仅仅接受常规的照顾。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的疗效比强化性行为组和对照组好，至于那些ADHD特异症状，如社会技巧、学业、逆反性行为以及焦虑等，联合治疗组比其他三组略有优势。
二、品行障碍
（一）品行障碍的定义
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是指儿童与青少年期反复出现的反社会行为、攻击性行为及对抗性行为，违反与其年龄相应的社会道德规范，长期严重地妨碍他人日常家庭或学校生活，如反复出现盗窃、伤人、械斗、性攻击、毁坏公物等不良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品行障碍与青少年犯罪有不少相似之处。很多犯罪行为的特征表现也是品行障碍的特征表现。Fergusson与Horwood（1995）研究发现，90%的有三个或更多品行障碍的15岁青少年，一年后便成为罪犯，而对照组（正常群体）的犯案率只有17%。可见，品行障碍与青少年犯罪有紧密联系。然而，Burke等人（2002）的研究指出，品行障碍与犯罪行为并非同义词，在177名接受诊断的儿童中，只有28位同时兼有品行障碍和犯罪行为，41位只有品行障碍没有犯罪行为，8位有犯罪行为却没有品行障碍。因此，品行障碍与青少年犯罪是既重叠又独立的两个概念，品行障碍青少年与犯罪青少年是两组有不少共通点但并不同质的群体。
在DSM-Ⅳ-TR中有一个与品行障碍相关但又不太好理解的外显障碍——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关于对立违抗障碍与品行障碍是否能够加以区分，或者说，对立违抗障碍是否为品行障碍的前兆，或是其较为初期且缓和的表征，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如果儿童的行为表现不符合品行障碍的诊断标准，同时一再地表现出极端的敌意或违抗，那么他们就会被诊断为对立违抗障碍。有对立违抗障碍的儿童，会一再地和成人争论、发脾气，而且会非常愤怒与怨恨。DSM也提及，他们经常不理会成人的规定或要求，故意惹恼他人，而且为自己的错误和问题而指责别人，并为他们的违拗行为寻找理由。在青春期之前，这种障碍在男孩中比在女孩中更加普遍，但是在青春期之后，两种性别的比率相等。大约2%～16%的儿童会表现出这种模式（APA，2000）。
患有品行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同时患有其他精神失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有84%～96%的品行障碍青少年同时患有“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defiant disorder）（即对权威人士抱有持续负面、违抗、不服从和含有敌意的行为、态度）；45%～70%则有注意缺失多动性障碍；约70%同时患有身心失调症状，如医学上不能解释的头痛、肚痛等；滥用药物也与品行障碍密切相关。因此，品行障碍将使儿童青少年的大部分生活领域都受到消极影响，并可能发展为成人期反社会人格失常。
许多患品行障碍的儿童同时有其他问题。焦虑症、抑郁症在品行障碍的儿童中很常见，共病率估计在15%～45%。与患品行障碍的男童相比，患品行障碍的女童可能具有同时并发焦虑症、抑郁症、物质滥用及ADHD的风险高。在美国，由Loeber和Keenan（1994）所做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指出，品行障碍非常普遍，男童比率为4～16%，女童比率为1.2%～9%。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和流行率在17岁左右达到高峰，并在成年期急剧下降（Moffitt，1993）。虽然在所有犯罪行为并非都是品行障碍所常见的凶暴和冷酷，但它也说明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问题。
个案研究——儿童品行障碍
患儿陈某，男性，13岁，初中二年级学生。因说谎、逃学一年有余，加重三个月，常夜不归宿而住院治疗。患儿自幼好动，以自我为中心，学习时好时坏。父望子成龙，采用“棍棒”教育；母爱子心切，常帮孩子蒙骗父亲。小学期间“棍棒”教育尚有效，“严管”之下考入某区重点中学。升入中学后，学习压力大，学习成绩下降。怕挨打，开始说谎蒙骗父亲，以逃学躲避老师。常背书包游荡，有时在电子游戏厅消磨时光。
半年前，患儿开始与坏孩子为伍，偷母亲的钱，抢小同学的东西。曾跑到原小学，往老师茶杯中放粉笔灰。在校园中将干枝点燃，然后大喊救火。趁老师跑出去救火之机，翻老师的衣服偷钱。事发后怕上学受老师盘问和学校处分，怕回家受父亲责罚，漫步街头，来到了火车站，跑到姥姥家“避难”。自此，每当受父母处罚或不能满足其愿望时，就到火车站混入列车到处游玩，夜不归宿。每次都以撒谎、编故事获得生活必需品，在城市游逛时，则夜宿过街地道或车站。父母打骂或学校处分均无济于事。经心理医生检查，被诊断为品行障碍。
（资料来源：翁永振，精神障碍典型病例分析，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莫非特（Moffitt，1993）推测，存在两种品行障碍。有些人倾向于终身持续的反社会行为模式，在三岁开始出现品行问题，且继续犯下严重的违法行为至成年期。另一些人则为“仅限于青春期”——他们在童年、青春期有典型、高度的反社会行为，而在成年期回归正常生活模式。莫非特提出，青春期限定形式的反社会行为是源自青少年的身体成熟和本身能否揣测成年人应有责任之间的成熟度的落差，通常用这样的行为作为调节以获得反应。
（二）品行障碍的病因学
品行障碍的风险因素包括神经生物学、行为、认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许多研究强调，应重视对品行障碍或反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风险的具体因素的研究，包括父母的精神病理学、育儿习惯及同伴的影响等。可见，品行障碍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对于终身持久型的品行障碍儿童而言，其可能包括遗传学、心理、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之间持续不断地以复杂的方式交互影响，导致品行问题。
1.生物学因素
遗传在品行障碍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明确。虽然遗传可能在品行障碍中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它对品行障碍的影响结果很复杂，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往往不一致。例如，一项对3000多对双生子的研究指出，遗传对童年期反社会行为的影响有限；而家庭—环境的影响更重要（Lyons et al。，1995）。然而，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对2600对双生子的研究却表明，遗传对童年期品行障碍的确有影响，且几乎与家庭—环境无关（Slutske et al。，1997）。截至2000年左右，美国、瑞典和丹麦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寄养子研究，这些研究指出遗传和环境因素与犯罪和侵犯性行为有关。有趣的是，尽管男孩和女孩的流行率不同，但证据支持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品行障碍和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在男孩和女孩之间并没有不同。
区分品行障碍的问题类型可能对验证其遗传性有帮助。双生子的研究证据指出，攻击性行为（如虐待动物、打架、破坏财物等）很明显具有遗传性，其他攻击性行为（例如，偷窃、离家出走、逃学旷课等）则并非如此。其他研究证据暗示，反社会和攻击性行为问题的发生时间与遗传相关，例如，从童年期开始的攻击性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诸如Moffitt的终身持久型，比从青春期开始的相似行为更具有遗传性。
Caspi等人（2002）进行了一项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以预测成年期的反社会行为。研究检测了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这个位于X染色体并释放一种单胺氧化酶酵素的基因，可以促进许多神经传导物质的代谢，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和皮质肾上腺素。这个基因的活性因人而异，有些人的单胺氧化酶A活性高，而另一些人则较低。有人采用来自新西兰达尼丁约1000名儿童的大规模取样（采用Moffitt所描述的终身持久型和青春期限定型的品行障碍样本），测量了单胺氧化酶A的活性，以推测孩子误诊的程度。儿童被误诊并不足以预测其后来是否发展为品行障碍，而低单胺氧化酶A活性也一样。相反，那些被误诊且具备了低单胺氧化酶A活性的儿童，比具有高单胺氧化酶A活性的儿童，或没有被误诊但有低单胺氧化酶A活性的儿童，更有可能发展成品行障碍。因此，环境因素和基因同样重要。
2.心理因素
正常儿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道德意识的发展。大部分人不去伤害别人，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合法，也因为这会让他们有犯罪感。但患品行障碍的儿童似乎缺乏这种道德意识，对他们做出的错事缺乏悔恨感，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Ryall，1974）。
学习理论认为模仿和操作条件作用能给品行问题的形成和保持提供很好的解释。班杜拉和沃尔特首先发现儿童可以通过观看父母的攻击性行为习得攻击性。事实上，受到父母虐待的儿童长大后更有可能具有攻击性（Coie&；Dodge，1994）。儿童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从电视上获得攻击性（Huesmann&；Miller，1994）。
此外，父母的养育方式如苛刻、不坚持原则和缺少对儿童的监控也和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有关。儿童在早期做了错事而又没有受到惩罚，将可能使他形成更严重的品行问题（Coie&；Dodge，1998）。
将不明确行为解读为敌意，是对他人动粗和暴力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心理学家道奇（Kenneth Dodge）以社会认知的观点考查攻击性行为。在一项早期研究中，道奇（1982）发现，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的认知过程有某种特别的偏见。这些儿童往往把暧昧含糊行为（如在队伍里相互碰撞）解释为他人的恶意。这种认知会使这些儿童做出报复行为，并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同伴也会记住这些攻击性行为，并可能变得具有攻击性，从而更经常性地与他们对抗，更进一步地激怒了那些已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道奇因此建构了一个儿童行为的社会信息处理理论。该理论的焦点在于，儿童对环境中信息的处理与认知方式，显著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
3.同伴影响
心理学家认为，同伴对品行障碍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且目前就攻击性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儿童的调查而言，主要关注两大方面的问题：①被同伴接受或拒绝；②和不良同伴的联系。被同伴拒绝的人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和不良同伴一起会增加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4.社会文化因素
贫困和都市生活与较高的违法行为有关。失业、缺乏教育设施、混乱的家庭生活以及认为违法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亚文化环境都可能导致品行障碍的发生。儿童早期的反社会行为与不利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也是儿童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之一。Peeples和Loeber（1994）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及白人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非洲裔美国人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似乎与其居住在较贫穷的地区有关，而不是与其种族有关。研究人员根据家庭贫困、家中无人就业、男性失业和非婚生子女等因素选定了“低阶层”地区或“非低阶层”地区。在忽略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总样本中，非洲裔美国青少年比白人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现严重违法行为（诸如偷车、非法入侵、严重攻击等）。但是，在严重违法行为中，未居住在低阶层地区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与白人青少年之间并没有差异。可见，社会文化因素十分重要。
（三）品行障碍的治疗
品行障碍的治疗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社会学家、政治家认为，贫困的经济状况导致了大多数的品行问题，因而他们提出要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机会，降低对低阶层者的物质剥夺。心理学家在认同上述看法的同时，则更着重于针对特定个人和家庭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1.家庭治疗
由于儿童的品行障碍和家庭、父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治疗品行障碍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家庭干预技术（family intervention），即父母或家庭成员的参与。Patterson及其同事花了四十年发展和测试了父母管理训练（parental management training，PMT）的一套行为计划。在这套计划中，他们培训父母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给予不同的反应，并对亲社会行为给予奖励。当儿童出现积极行为或攻击性行为时，父母则给予正强化。
同时，父母和老师直接观察并报告儿童在家庭、学校的行为可提高该计划的效率，表明PMT能改善亲子关系，反过来又减少了反社会和攻击性行为。PMT也能改善兄弟姐妹的关系，降低参与该计划母亲的忧郁。
在美国，对长期违法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家长训练和法庭规定的家庭治疗都可以降低犯罪率。长期的追踪研究表明，家长训练方式、父母管理训练的积极效果可以持续1～3年。近年来，父母和教师训练的方式已经合并到较大的社区计划中，而且已经证实可以降低童年期品行问题并增加积极的育儿行为。
2.多重系统治疗
在美国，由海格勒（Henggeler）所提倡的一种针对严重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治疗计划正在实施中，该计划被称为多重系统治疗（multisystemic treatment，MST）。由于品行障碍同时受到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多重系统治疗显得格外有意义。这个多系统治疗的范围包括学校、家庭、社区、同伴以及青少年自己。在MST治疗中，治疗师使用的策略是多元的，综合了行为、认知、家庭系统和个案管理的技术来帮助儿童摆脱品行障碍。这种疗法的独特性在于强调个体和家庭的力量，辨别品行问题的内容，以现在为中心、行为导向为干预，要求家庭成员每天或每周进行努力。治疗以“以生态基础”为环境，例如在家庭、学校或地方娱乐中心，将进步的成果带入儿童及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与接受相同次数会谈（大约25次）的传统办公室中个别治疗的青少年相比，接受多重系统治疗的青少年在后续四年的追踪观察中表现出行为问题及遭逮捕的次数减少。例如，当超过70%的接受传统治疗的青少年在治疗后的四年里因违法而遭逮捕时，只有22%的完成多重系统治疗的青少年因违法而被逮捕。另外，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评估也指出，参与多重系统治疗的父母显示出较少的精神疾病症状。家庭互动的录像资料表明，家庭成员之间更能相互扶持，对彼此的敌意和冲突都有所减少。
3.认知疗法
认知疗法把焦点集中在以改变品行障碍者的认知来达到消除攻击或反社会行为的目的，通过给儿童提供一些认知技能，教导他们在能引起怒气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控制。通过认知技能控制他们的怒气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减少攻击性行为。
另一种认知疗法的策略是注重道德认知能力的提高。在学校对品行障碍的儿童进行道德推理技巧的训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鼓励患儿对两难事件各种观点的价值问题以及人民和社会的权利与责任问题进行辩论，参加训练的青少年的道德推理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其行为问题也有了显著的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