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导者必须对未来有清晰的愿景，在独到洞察现实本质的基础之上，清晰勾画出世界应有的面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克里斯玛型领导者不仅要是“英雄”，还要是“先知”。[95]1924年，希特勒曾试图在《我的奋斗》中证明自己拥有这些特质。尽管这本书写得真的很粗糙，其写作风格实在是令人震惊，但对于了解希特勒作为一个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的成长而言，《我的奋斗》还是至关重要的。
三年前，当纳粹党内的高层人物有意与《西方的复兴》的作者迪克尔教授合作时，希特勒面临着很多问题。现在，尽管希特勒已经战胜了这一挑战，他的权威已经得到加强，他已经开始崛起，但曾经因为这位知识分子的出现而让自己显得缺乏政治思维的记忆仍会让他感到刺痛。他写《我的奋斗》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自己不仅是啤酒馆里的煽动者，还是极具远见的政治思想家。
这本书确实展现了希特勒对世界的清晰愿景，虽然这一愿景非常骇人听闻。在希特勒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冷酷无情，永恒不变的唯有斗争。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残酷的霸权之争中，没有道德可言。希特勒说：“想活下去的人就去战斗吧，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上，不想战斗的人就不配活下去。”[96]
《我的奋斗》忽略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承认。一千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社会，对基督上帝和死后基督救赎的信仰是数百万德国人生活的中心。但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几乎没有谈到这一慰藉。尽管他后来根据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关于宗教的说辞，但关于宗教他在《我的奋斗》中只说了一句：“如果不相信死后某种形式的生存，日耳曼人的宗教就是无法想象的。”[97]他的核心信仰在这里都表达了出来。这本书的实质是一种荒凉的虚无主义。希特勒既没有详细描述死后可能的生存“形式”，也没有说明他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因此，对于《我的奋斗》，最合乎逻辑的解读就是，尽管希特勒准备相信最初的造物主上帝，但他并不接受传统基督教对天堂和地狱的看法，也不接受人死后“灵魂”的继续存在。他后来的很多私人声明都证实了这一分析。[98]在希特勒看来，人能经历的只有当下。我们都是动物，跟动物一样面临着杀戮或被杀戮的抉择。
希特勒用具体而又悲凉的细节描述，强调了人类的动物本质。五十年后，欧内斯特·贝克尔在其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死亡否认》（The Denial of Death）中探讨了这一观念的影响。在书中，贝克尔说道：“生物的日常活动就是用各式牙齿撕裂别的生物——用磨牙咀嚼鲜肉、茎秆、骨头，带着欣喜把嚼烂的食物急不可待地送入咽喉，将其中的精华融合进自己的组织，然后排泄出散发恶臭的残留物。弱肉强食是普遍的法则。”[99]
希特勒无疑是赞同贝克尔所表达的观点的。他认为，生命就是弱肉强食。但他不会赞同贝克尔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贝克尔认为，要让人类去想象一个自己注定会在经历一生的兽性斗争后消亡的世界，实在是让人难以承受。“……你能体会到，对于动物来说，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处境。有人认为，人会因为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境遇而发疯，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字面上非常正确。”[100]与贝克尔不同，希特勒认为，生命弱肉强食的本质极为振奋人心。他是一个准达尔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不仅强者应该消灭弱者，优越种族也应该团结起来消灭劣等种族。希特勒曾经写道，“雅利安”种族是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负有责任的“优越”种族。[101]他的核心思想是，个人因为是“种族”的一部分而有意义。个人只有从属于种族“共同体”的利益才能过上最好的生活。你的生命也因此而有了意义——在你死后，你可能无法再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但如果你过了正确的一生，你所属的种族共同体将会繁荣兴旺。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是这场种族霸权之争的主要对手。《我的奋斗》几乎无处不流露着仇恨，而他的仇恨针对的主要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写道：“他[即犹太人]是典型的寄生虫，就像有毒的细菌一样，只要遇到有利的环境就会不断滋生。”[102]尽管并没有呼吁杀光所有犹太人，但希特勒的话说得已经很清楚，如果“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名品质恶劣的希伯来人能被关进毒气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士兵在前线的“牺牲”就“不是徒劳的”。[103]希特勒还把犹太教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说“命运”召唤德国人在“俄国及其周边附庸国”开拓殖民地。[104]他呼吁他的读者“永远不要忘记俄国现在的统治者是沾满血污的臭名昭著的罪犯”[105]。
希特勒的看法冷酷而又暴力，这种看法的形成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影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他获取了生命的本质就是斗争的思想；从《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的作者阿瑟·德·戈比诺及其追随者那里，他接受了雅利安人具有种族优越性的观点；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军曾在东线从新生的苏联手中夺取农业用地的启示，他认为应该在东方建立一个帝国；出生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则促使他认为，犹太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将这些有害的思想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致命哲学。他的想法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希特勒的观点是：生命就是各个种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犹太人是雅利安人在这场斗争中获胜的最大威胁；苏联被犹太人控制着，而苏联又拥有雅利安日耳曼人需要的最佳农业用地。因此，在苏联西部的农业发达地区建立一个雅利安日耳曼帝国可以同时解决三个问题——消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消除犹太人的威胁，并为德国赢得宝贵的“生存空间”。
在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各要素是相互支撑的，这就让希特勒的愿景显得极为有力。如果你不认同犹太人是一个威胁，不认同犹太人控制了苏联，或是不认同希特勒政治思维的任何一个方面，那么他只会认为是你的“错”，认为你没能看清眼前的形势，而不会考虑你的意见。而你一旦接受了其观点中的一部分，就会进入一个无限的循环，一个接一个地全盘接受他的所有看法。
以仇恨、斗争和征服为核心，希特勒想要通过自传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表明他的观点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其自传中的很多内容完全是在粗暴地篡改历史。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自称在1919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我的奋斗》仍然是一部离奇的作品，尤其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德国人认可支撑希特勒愿景的两大思想支柱：系统性地迫害犹太人，占领苏联西部领土并将其变为德国的殖民地。毕竟，要把苏联的部分领土“殖民地化”肯定会引发另外一场战争。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家会提出可能导致自己无法当选的政策呢？有人可能会说，是那些信念坚定的政治家，那些会先阐明自己不受青睐的政策，再说服公众支持自己的政治家。但希特勒显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1929年，当纳粹党开始有机会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时，希特勒仍旧十分谨慎，他并没有竭力推行这两项政策中的任何一项。当然，他依旧反犹，依旧仇视苏联，他从未公开摒弃这些观点，但他力图强调其他一些更受欢迎的观点，比如拒绝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和约，呼吁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新德国。
但是，即使希特勒后来并没有竭力推行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到的核心议程，这本书仍然留存于世，任何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观点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读到它。许多纳粹支持者说，他们并不认为希特勒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这不足为奇。支持纳粹某些政策的经济学家约翰内斯·察恩说：“读《我的奋斗》就像读《圣经》一样，没有人相信自己能百分之百地按照它的要求去做。”[106]外交官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认为，《我的奋斗》是一本很容易被人嗤之以鼻的书。“你要知道，没有人会觉得《我的奋斗》很重要。就是一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而已。政治家们会怎么看他们二十年前写的东西呢？没有人会当真。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经读过这本书，觉得它没什么意思，后来就再也没有翻开过。也许有人会再读它，但我们没有。”[107]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加入了德国外交部的赫伯特·里希特说，他刚开始读这本书时就发现，书里面所写的内容实在是太疯狂了，让人没法继续读下去。“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108]
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出的评论，可能会让人觉得有自利的考虑。但即使是在战前，也有很多人觉得《我的奋斗》即便不是完全没法读，也很难让人读下去。贝尼托·墨索里尼就是一个例子，他觉得这本书实在太过枯燥乏味，根本没办法读完。[109]同样，对于书中谈到“将犹太人关进毒气室”的部分，读者必须谨慎对待，因为书中其他部分虽然也充满了对犹太人的仇恨，但只是呼吁迫害犹太人并剥夺他们的公民身份，而并没有说要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
然而，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德国人支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疯狂观点，却有大量证据显示，跟约翰内斯·察恩一样，很多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在德国的影响“过大了”。跟赫伯特·里希特一样，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处置过于严厉，德国失去的领土，尤其是东部的领土，应该被归还。所以，当希特勒呼吁迫害犹太人并夺取苏联的土地时，他不过是又一次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出了许多德国人的心声，不同的只是普通德国人的观点较为温和罢了。[110]
迄今为止，任何读过《我的奋斗》的人都会觉得它的作者是个偏执到近乎精神错乱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整本书都弥漫着暴力的气息。康拉德·海登写道：“他所有的计划，甚至包括他的友谊在内，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这让他的外交政策有了邪恶的意味。不论是谈及艺术、教育还是经济，他总是会看到血腥。”[111]同样，《我的奋斗》也体现了希特勒巨大的野心和极度的自负。写这本书时，希特勒三十五岁，刚刚因为带领一小撮支持者在巴伐利亚发动了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而被定罪。但在书中，他却用了大量篇幅谈论德国的外交政策。要知道，德国可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希特勒不相信任何人能担当起纳粹党的发展重任。他不仅视自己为各种事件的核心人物，还认为自己是这些事件的唯一策划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在这个世界上，鲜少有人能够集理论家、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于一身，这样的人都是伟人。”[112]毫无疑问，希特勒现在想让全世界都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伟人”。
《我的奋斗》共两卷，先后于1925年和1926年出版。它的销路并不是很好，至少最初情况如此。例如，到1929年时，第二卷的销量还不到一万五千册。后来，希特勒的成功上台让这本书的销量达到了出版界的巅峰，到1945年时，仅在德国就卖出了一千万册。[113]
1924年12月20日正午刚过，希特勒就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了。他被判刑五年，而实际服刑的时间还不到三十八周。巴伐利亚州的检察官曾反对提前假释希特勒，但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却下令释放他。
在希特勒短暂离开的那段日子里，纳粹党已经开始瓦解。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被希特勒选中在其被监禁期间负责监管纳粹运动，但他根本无力控制党内的各个派系。罗森贝格既软弱又充满学者气，希特勒任命他暂时代替自己的位置恰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希特勒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对他的权威构成严重的威胁，即使这意味着他所任命的人并不能胜任。
离开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已经不仅仅是纳粹党的领导人，还成为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并且，他现在坚信纳粹应该试着通过选举这一新的方式来获得权力。[114]他曾经公开表示：“比起杀光他们，以多数票击败他们要花更长的时间，但至少这个结果将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
然而，尽管在出狱后被允许重建纳粹党，但几乎是在整个德国，希特勒都被禁止公开发表演讲。不过，他的政治对手似乎也在逐渐淡出。1925年3月，在德国总统选举中，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中的合作伙伴埃里希·冯·鲁登道夫仅获得了略多于1%的选票。这场惨败摧毁了鲁登道夫的政治力量，再也不会有人说希特勒不如鲁登道夫了。
希特勒在努力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刚刚出狱后的那几个月里，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应希特勒的要求，施特拉塞尔已经离开他在巴伐利亚的药店，搬到了德国北部，帮助组织纳粹党。他借此机会在北方发起了一场关于纳粹政策确切内容的辩论。他的一个年轻追随者约瑟夫·戈培尔也参加了这场辩论。戈培尔拥有德国文学博士学位，在1924年年底才加入纳粹党，是党内的一名新人。
施特拉塞尔并没有想要推翻希特勒对纳粹党的领导，但他建议改变纳粹党的政策，这在希特勒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从表面上看，施特拉塞尔和希特勒的分歧在于，纳粹党是否应该走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是，纳粹到底是一个允许内部辩论的“普通”政党，还是一场由一位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独立领导的“运动”。
希特勒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施特拉塞尔和德国北部的其他纳粹党领导人，与慕尼黑纳粹党领导层（希特勒除外）的意见似乎并不一致。而希特勒处理这一分歧的方式，表明了他解决党内高级成员之间争议的首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在他看来，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他的直觉告诉他，不论支持哪一方，都会疏远失望的另一方。这种领导风格与他的深刻信念是相悖的，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应该为解决问题斗争到底。这样的不作为也符合他那有点懒散的性格。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觉得，就算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一些北方的纳粹分子受不了巴伐利亚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和赫尔曼·埃塞尔，又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一旦希特勒觉得自己作为纳粹党绝对独裁者的个人权威受到了质疑，他的态度就不会这么轻松了。1925年11月，北方的纳粹领导人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提议修订希特勒和德雷克斯勒在1920年制定的党纲。施特拉塞尔乐意效劳，但他提出的一些新政策，比如重新分配土地，威胁到了希特勒想让纳粹党对商界更有吸引力的意愿。因此，希特勒于1926年2月14日在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召集了一次特殊的党内会议。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同出席的还有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忠实支持者埃塞尔、施特赖歇尔和费德尔。
不出所料，希特勒并没有与施特拉塞尔辩论。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用说教的方式表明了，他和纳粹党对于施特拉塞尔及其支持者想要重新讨论的所有政策问题都坚决反对。这让戈培尔很是抓狂。希特勒认为，纳粹主义的任务是摧毁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戈培尔想与苏维埃合作对抗西方的犹太势力。而让戈培尔失望的并不止于此，还有这次会议的进行方式。希特勒一发完言，他的支持者们就点头表示赞同，与会者短暂地交换了一下意见，施特拉塞尔简短地说了几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党纲还是跟1920年制定时的一样，一个字都没变。
戈培尔写道，他觉得自己和施特拉塞尔根本就不是“那群蠢猪”的对手，他再也“不能完全相信希特勒了”。[115]他很“绝望”，但他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慕尼黑的那些党内领导人，而施特拉塞尔及其支持者的唯一出路就是直接与希特勒交换意见。
戈培尔认为，只要希特勒远离了他的那些“流氓”顾问，事情就能够得到解决。他的这种想法后来在纳粹德国极为普遍。这种“只要希特勒真的知道了”，那么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的意识，将成为纳粹政权转移对领导人的批评的重要安全阀。但有趣的是，戈培尔表达这种看法不仅是在纳粹党的发展早期，而且在直接面对了强有力的反面证据后也是如此。在班贝格，批评施特拉塞尔和戈培尔观点错误的，并不是纳粹党内的“流氓”，而正是希特勒本人。那么，戈培尔为什么还会认为找希特勒交换意见是一个有希望的出路呢？要知道，即使在当时，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阿道夫·希特勒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改变看法的人。
无疑，答案在于，戈培尔把阿道夫·希特勒设想成了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人。戈培尔明白，自己身处于一个赋予了领导人绝对权威的政治体系，要想改变党的政策，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党的领导人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
希特勒了解这一切。他也想修复与戈培尔的关系。显然，他意识到了这个二十八岁的激进知识分子对纳粹党的潜在价值。所以，希特勒给戈培尔写了一封信，并邀请他于1926年4月到慕尼黑发表演讲。在此之后，戈培尔对希特勒的态度就彻底转变了。他不再试图说服希特勒改变对那些在班贝格会议上引发不安的关键问题的看法，而是完全陶醉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克里斯玛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热爱他。他已经想清楚了一切。如此才华横溢的他足以成为我的领导者。我愿意听命于更伟大的政治天才。”[116]不久之后，他又写道：“阿道夫·希特勒，我热爱您，因为您既伟大又纯粹。这就是所谓的天才。”[117]
戈培尔的批评者[118]认为，他之所以会改变对希特勒的看法，是因为与北方的施特拉塞尔等人相比，慕尼黑纳粹党，尤其是希特勒拥有更多的特权和权力，他被这些所吸引了。但是，戈培尔的日记和他当时的行为却对此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那就是，戈培尔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纳粹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更像是一位准宗教先知而不是一名政治领导人。戈培尔已经决定放弃施特拉塞尔关于政策细节的辩论，转而信赖希特勒对所有重大事件的判断。
正如希特勒所说，要理解纳粹党成员当时的行动，“信仰”的重要性是关键。他曾在1927年说过：“放心，我们也把信仰而非认知放在第一位。人必须信仰一项事业。只有信仰才能造就一个国家。是什么激励着人们为宗教思想而战斗？不是认知，是盲目的信仰。”[119]希特勒对“信仰”的至关重要性的强调，与贝尼托·墨索里尼是一致的。1912年，墨索里尼曾写道：“我们想要相信，我们必须相信；人类需要信条。信仰可以移山，因为它让我们有了山的确会移动的幻想。这种幻想可能是生活中唯一真实的东西。”[120]
鲁道夫·赫斯是当时最为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他也认为让追随者对纳粹形成一种超出传统政党预期的忠诚至关重要。他在1927年时说过：“伟大的民众领导人就像是伟大的宗教创始人，他必须向听众传达绝对肯定的信仰。只有这样，大批追随者才能被引领到应该被引领到的地方去。即便日后遇到挫折，他们也依旧会追随自己的领导人；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人民是绝对正确的。”他还说，希特勒“一定不能像学者一样权衡利弊，他绝对不能让他的听众自由地去认为其他事情是对的”[121]。
在赫斯表达出这些观点时，希特勒早就已经这么做了。希特勒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赫斯所提到的“伟大的民众领导人”的众多特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像他在班贝格让戈培尔看到的一样。同时，他也坚信，终有一天，所有事情都会向着有利于纳粹的方向发展。本质上，“保持信仰”的必要性，是他想传递给追随者的最重要的信息。
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并非人人都接受这一点。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尔就肯定没有接受。格雷戈尔坚持把希特勒视为一个“普通的”政治领导人，并公开提出质疑，认为他的判断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但当时加入纳粹党的大多数支持者几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听命于希特勒，就像班贝格会议后的戈培尔一样。纳粹党的结构和制度已经不可改变，一切都表明，作为党的领导人，希特勒“绝对不能让他的听众自由地去认为其他事情是对的”。借用欧内斯特·贝克尔的话，纳粹支持者对希特勒无所不能的坚信，换来的是“牢固的集体救赎意识”[122]。
1927年1月，萨克森首先解除了对希特勒的演讲禁令，同年3月，巴伐利亚紧随其后。1928年9月，随着普鲁士对这一禁令的解除，全德国对希特勒的演讲禁令都逐渐解除了，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看起来似乎不再是个威胁了。然而，尽管希特勒又可以公开发表演讲了，尽管纳粹党的党员人数在1928年时已经达到了十万人左右，但客观上，纳粹党似乎并没有取得突破的机会。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纳粹党仅获得了2.6%的选票，其支持率降到了最低点。超过97%的德国选民仍然拒绝接受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政策。
在1928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共获得了德国议会的12个席位，戈培尔和戈林占据了其中两个。对于自己在这个民主国家的议会中的责任，戈培尔认识得很清楚：“我们进入议会的目的，就是要在民主的兵工厂里，用它的武器来支援我们自己……如果民主愚蠢到为我们这样做提供免费的车票和工资，那这就是它的事情了……我们蔑视臭气熏天的粪堆中的合作。我们到这儿来是要清除污秽的……我们不是朋友，也不是中立者。我们是敌人。我们来到这里，就像是狼闯入了羊群。”[123]
对民主充满仇恨的不止戈培尔一人，极右翼分子普遍如此。同样参加了1928年议会选举的冯·埃普上校就是一个例子。作为最臭名昭著的自由军团之一的昔日指挥官，他宣称：“我就应该成为一名议员。你会怀疑我是否具备做议员的能力。我并不具备，也永远不会具备，因为没有什么取决于这些能力。”[124]当选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议会就是“各种烂泥企图治理国家的地方。教会是一摊烂泥，资产阶级是一摊烂泥，军队也是一摊烂泥”。
但对于纳粹来说，事实就是，民主的“烂泥”赢得了1928年的选举。实际上，在当年，纳粹的资金极为短缺，他们甚至无力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集会筹措经费。[125]不过，当时德国社会中的骚动又给显然需要通过危机来取得政治进展的纳粹党带来了些许希望。全球市场的食品价格下跌让德国农民苦不堪言。由于魏玛政府的相对繁荣一直是建立在利用美国的贷款向英国和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的基础之上，因此德国的经济十分脆弱。而现在，这一脆弱的经济体系已经显现出了崩溃的迹象。
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一直在努力稳定德国的形势。1928年8月，他说服德国政府签署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承诺德国将和平解决国际问题。1929年2月，他又通过可以减轻德国赔偿负担的“扬格计划”的谈判进一步表达了善意。
在这一历史时期，施特雷泽曼是不同寻常的。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有着强烈的担忧。西奥多·埃申伯格回忆说：“我经常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在一起。他是个自由派，右翼自由派。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29年的圣灵降临节。那天晚上，施特雷泽曼开始谈论希特勒，说‘他是德国最危险的人物。他言辞邪恶，对大众的心理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直觉。退休后我会在德国四处游历，远离这个人’。当时还有几个外交部的人也在场，我们并不明白施特雷泽曼的意思，还说‘就这么个小党？让这家伙瞎嚷嚷去吧’。”[126]
1929年10月3日，就在华尔街股灾爆发前不久，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因中风去世。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中，数百万德国人首次响应了希特勒富有克里斯玛的领导。现在，当希特勒发出呐喊时，人们会去倾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