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的诞生源于德国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并不只是向犹太人泼出更多的脏水，而是把仇恨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912年，泛德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称，“如果我是皇帝”就有权攻击犹太人。克拉斯设想的是，他所要求的变革可以在以皇帝为首的既定政治体制中实现。但在1919年，一个反犹主义领袖是不可能以“如果我是魏玛共和国总统”来号召对犹太人发起攻击的。政府不再被视为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途径，因为政府本身就是犹太人“问题”的一部分。
在所有这些不满之下，反犹团体蜂起。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反犹团体是“德国人民保卫与反抗联盟”，它成立于1919年2月。到1922年，该联盟有十五万名成员，他们每个人都签署了一份章程，要求“消除犹太人恶劣而毁灭性的影响”[41]。
巴伐利亚尤其成为反犹团体的滋生之地。例如在慕尼黑，每一个希望加入遒力会的人都要发誓“自己和妻子身上没有犹太人或有色人种的血脉”[42]。一旦符合标准入了会，会员们就将听到创始人鲁道夫·弗赖赫尔·冯·塞伯滕多夫天花乱坠般的说辞。他的观点在1918年德国军队战败时成了令人深信不疑的预言。他宣称，现在“我们的死敌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这场混乱会带来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猜测。战斗的时刻即将来临，苦难的时刻、危险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处境危险，因为敌人不喜欢我们对犹太种族无限的憎恨。现在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了……兄弟姐妹们！现在不再是沉迷于演说、会议和盛宴的时候了！现在是战斗的时候，我渴望并将去战斗！战斗到万字符[遒力会的标志符号]获得胜利……现在我们要的是日耳曼帝国，现在我们要说，犹太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43]
另一个遒力会的主要成员是迪特里希·埃卡特，他在五十岁以前是个酗酒的剧作家，并对三十岁的希特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埃卡特是一名反犹主义者无疑，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其中的巨妖被换成了夸张的犹太人形象。[44]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父亲》中，埃卡特讲述了一个记者试图揭露媒体中犹太人权力腐败的故事：该记者创作了一个剧本以警醒世人有关犹太人的危险，但犹太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使其最终流产。在这个本应是讽刺的扭曲事件中，基本的历史并不暗淡：埃卡特的剧作讲述了一个因为是犹太人而遭遇失败的剧作家，而他的这部剧作本身也没有获得成功，可想而知，埃卡特当时也会将其归咎于犹太人。[45]在埃卡特看来，“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其他所有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永远隐匿，只要有人去揭开它的秘密”[46]。此外，他还写道，一旦世人了解了犹太人，“没有人”会让犹太人活下去，“如果他们突然看到了他是什么，他想要干什么，他们会发出惊恐的尖叫声，并在下一分钟掐死他”。[47]
埃卡特是慕尼黑的一个小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的支持者，该党和遒力会有着松散的联系。正是通过这个党，他和希特勒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1919年9月12日，也就是希特勒写下那封关于反犹主义信件的前一周，他参加了工人党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的集会。工人党是巴伐利亚许多极右翼小党中的一个，它们的调调基本都差不多：德国士兵输掉了战争，是因为后方的犹太奸商“背后捅刀”，犹太人煽动共产主义革命，支持可恶的魏玛民主。在集会上，希特勒展现了才华，被党主席——一位名叫安东·德雷克斯勒的铁路工程师——所赏识。德雷克斯勒察觉到了希特勒用强硬措辞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力促他加入该党。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是迪特里希·埃卡特对希特勒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奇怪的是，埃卡特所看重的希特勒的品质，恰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的战友们认为“古怪”[48]的地方。希特勒不能容忍批评，社会阅历不足，无法进行正常的谈话，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这些在埃卡特看来，都成了积极的品格。毫无疑问，埃卡特相信在德国战败后很多人都深感愤怒，而希特勒正是这种愤怒的化身，他对当前形势应当怪罪于谁的极端观点，迎合了慕尼黑迷茫大众的口味。尤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的普通士兵，这就把他和输掉战争的旧的领导层精英们区别开来。“乌合之众必须被严厉地恐吓，”埃卡特说，“我不能利用军官，人们已经不再尊敬他们。最好的人选是一个明白该说什么话的工人……他不需要太聪明，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生意。”[49]因此，埃卡特做出了关于希特勒的预言：“他是德国未来的人物，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谈论他。”[50]
至于希特勒，他和埃卡特的关系是最为亲密无间的。他崇敬埃卡特，几乎视之为英雄。当第一次遇见埃卡特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在智识上就像是个喝奶的孩子，不过令我宽慰的是，即便是他，一切也并非自然而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经过思考和耐心努力的结果”[51]，埃卡特“在我们的眼里就像闪耀的北极星”[52]。
直到1923年埃卡特去世之前，这对奇怪的组合——一个早衰的秃顶酒鬼，一个拙于社交的前士兵——有过很多一同冒险的经历，有些行动如神话般离奇。例如，后来有文章写道，1920年3月，他们乘坐一架轻型飞机到柏林，试图和刚刚在“卡普政变”中推翻政府的右翼革命者接触，航程穿越风雨，以至于希特勒向飞机外呕吐。最后他们降落在柏林，埃卡特冒充商人，希特勒则假扮他的助手。为了装得更像，希特勒还戴上了假胡子。他们来到了短命政变的领导者沃尔夫冈·卡普的总部阿德龙酒店，却被新闻官告知卡普不在那里。埃卡特看着新闻官，并告诉希特勒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个新闻官显然是犹太人。希特勒立刻说道，他已经意识到卡普政变会失败，因为“卡普政府的新闻主管……是个犹太人”[53]。
在这一所谓的失败的柏林之行三周前，德国工人党——现已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在慕尼黑的皇家啤酒馆通过了包含二十五点的党纲。党纲主要是由希特勒和安东·德雷克斯勒草拟的，其中第四点写道：“只有这个民族的成员，才能取得国家公民的资格……因此，犹太人不能成为这个民族的成员。”[54]倒数第二点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反犹政策，宣称纳粹“反对国内外的犹太唯物主义思想”。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希特勒无数次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会议和集会上宣讲他的反犹主义信仰。他说，“解决犹太人问题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中心问题”，纳粹只能以“强力”来加以“解决”。[55]他还宣称，“犹太人在搞破坏并一定会搞破坏，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建立社区生活的活动观念”[56]，“没有解决的办法，除非这些犹太分裂者丧失为害的能力”[57]。希特勒甚至攻击是犹太人给德国带来了民主——“民主根本不适合德国人，那是犹太人的东西”[58]，并且重复着传统的反犹主义老调：“犹太人是人民的强盗。他们[犹太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文明，却摧毁过许多。他们没有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东西是自己创造的。”[59]
希特勒向他的听众强调，永远不会有“好”犹太人这样的事情，个人的行为和成就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希特勒来说，“一个犹太人‘体面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他身上携带着自然赋予他的那些特性，他永远无法摆脱那些特性。他对我们是有害的”[60]。在希特勒看来，纵容犹太人“只会招致一场狂热的攻击”，因为“平等”被给予了那些“明确非我族类”的人。[61]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式宣布的方针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不过在1921年3月《人民观察家报》——这是纳粹在迪特里希·埃卡特帮助下收购的一家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希特勒走得更远，他建议用囚禁犹太人的办法来保卫德国。“犹太人对我国人民的暗中破坏必须被制止，”他写道，“如有必要，可以把他们的煽动者关进集中营。简言之，我们的人民必须从头到脚清除所有的毒素。”[62]
在纳粹党的草创阶段，希特勒激进的反犹主义已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说明当时每一个加入纳粹的人都对犹太人有如此强烈的愤慨。某些人受到了蛊惑，像埃米尔·克莱因，主要是出于对战争失败的幻灭和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我们是战争中成长的年轻一代，”他说，“我们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征召入伍，看着他们在车站戴上花环出发去法国打仗，看着他们离开哭泣的母亲远去。”[63]然后，他的父亲回来了，战争失败了。1919年，“当时慕尼黑崩溃了，我们突然看到了红旗，因为共产党人来了。他们在车上炮轰整座城市，散发传单，喊着‘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口号宣传他们的政党和革命”。
埃米尔·克莱因的反犹思想，是从所谓共产主义和犹太教之间的联系萌生而来的。“当时据我观察，那些[在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掌权的人基本上是犹太知识分子——好吧，有整整一长串。巴伐利亚发生的可怕罪行，犹太人难辞其咎，这也是‘犹太共和国’这一说法的由来。”在接触了纳粹党的言论之后，克莱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犹主义，相信犹太人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幕后推手，还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负责。他认为，包含在纳粹党纲中的“对抗犹太人”，“不应只针对犹太人本身，还要针对国际犹太金融势力……所以，不是反对犹太人的个体，而是要反对来自华尔街犹太人的资本主义。那时，‘华尔街’经常被提及”。
然而，希特勒所做的更多，他不仅鼓吹了一种仇恨的学说，告诉纳粹党的拥趸们是犹太人该为德国的问题负责——他还要给人们以希望。他描绘了一个全新的德国，阶级差别将会消失，所有的“雅利安”德国人将会团结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下。埃米尔·克莱因被纳粹的想法所吸引，他认为纳粹“想要根除阶级差别，不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这些都曾是根深蒂固的割裂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喜欢它……因为国家必须团结一致”[64]。
后来成为纳粹组织“德意志少女联盟”头面人物的尤塔·吕迪格也希望看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德国：“事实上，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家族，再次是社团，最后是国家和欧洲，这并非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理想……这是一种真正的没有阶级差异的理念，不像之前童子军之类的青年运动大多只是由文法学校里的男孩子参加，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已经把年轻的工人和学校里的青年团结成了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没有区别，没有人会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65]
吕迪格关于“无阶级”德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纳粹上台后的一次经历中。“那是圣诞节前不久，所有的人都在筹集资金，特别是在当时被称为‘民族团结日’的那一天。参加活动的纳粹党主要成员既有部长也有实业家，他们冒着风雨站在街上。”一位外国的富人走近一位德国实业家，问他为什么要站在寒冷的街角去请求人们捐献零钱，只需自己“在罐子里放上一千马克”就行了。那个德国实业家转头对吕迪格简短地说道：“他们根本不懂。”
布鲁诺·哈赫内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加入纳粹党，他也被“人民共同体”的概念所吸引。“很简单，德国社会之前长期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为了跨越鸿沟，需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以确保知识分子和工人能够团结起来。‘人民共同体’的概念出现在[纳粹党的]标语中，‘公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一遍又一遍地说过。我们自认为不仅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是有国家意识的社会主义者。”[66]
正如战争期间关押在英国的一位德国高级军官的秘密证言所说：“有些事情是永久性的，它们将持续数百年。并非指[纳粹建造的]公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组织方式，特别是吸纳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他[希特勒]已经为工人在国内争得一席之地，而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所有人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原则，企业家真正成为代表德国劳工以及其他各类资本的受托人的理想，听起来很容易，但从来没有人做到过。”[67]
然而，纳粹赞成“无阶级社会”还有一个黑暗的想法。因为希特勒教导说，要实现这种“无阶级”的新生活，只能先把其他“种族”从“纯正”的日耳曼民族中排除出去。希特勒说：“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不存在阶级之类东西的，它们不可能存在。阶级就是种姓，而种姓就是种族。”[68]在希特勒看来，“无阶级”的德国首先要接纳“种族”至上的观念。犹太人因此成了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无阶级”理想下团结起来的一个障碍，是犹太人阻止德国人变得幸福和繁荣。如果他们的“权势”得不到消解，就不可能有进步，也无法走出泥潭。在1922年9月的讲话里，希特勒总结了他所看到的德国的困境：“我们德国人的前景是：六千万人民看到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少数几个犹太银行家手中。”[69]
纳粹党并不是同时推动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唯一组织。根据1921年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年鉴》，有多达七十个组织都认为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可以让人民得到复兴。[70]其中，在巴伐利亚北部法兰克尼亚的一个小党——德国社会主义党，在1920年出版了一种报纸。该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试图说服社会主义者接受右翼极端分子的理由，它写道，左翼政党宣称要“打击所有的资本，也包括犹太大借贷商”，但他们实际上都是犹太人赞助的：“难道你真的相信罗斯柴尔德、门德尔松、布雷施罗德、沃伯格和库恩家族会让你靠近他们所提供的资金？完全不要相信这些谎言！只要门德尔松、布雷施罗德和库恩这些兄弟家族还是你们的老板，只要你们党团的领导还是犹太人的雇佣兵，你就对这些富豪毫无威胁。如果你不能独立自主，如果你背后还有异族的阴影，你就会遭到诱惑和愚弄。那些阴暗的异族人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你。”[71]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三十六岁的教师，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后面将在德国的反犹煽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名字就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和希特勒一样，施特赖歇尔在战争中也获得了铁十字勋章，但他出生在德国，并非像希特勒那样出生在奥地利。他在巴伐利亚西南部的奥格斯堡长大。在他的童年时代，这个地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口激增，好几千犹太人拥入这一地区。当施特赖歇尔追溯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恶时，他称是因为自己五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他的母亲从一家犹太商店购买了一些布料，后来发现是劣质的，母亲流着泪说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的欺骗。[72]
1921年秋，施特赖歇尔加入了德国劳动社团（Deutsche Werkgemeinschaft），他对犹太人开始了更为极端的人身攻击。他声称，纽伦堡的犹太人诱拐基督教儿童并且杀死他们，为的是给逾越节烤面饼涂上血——和十几年前煽动俄国基什尼奥夫大屠杀的“血谣”如出一辙。1922年9月5日，施韦因富特的地区法院举行了关于施特赖歇尔“攻讦宗教罪”的审判，一位陪审员说：“施特赖歇尔曾指责犹太人仍保持杀人祭祀的习俗。他[施特赖歇尔]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东方担任军官，那里的人很直率地谈到犹太人在仪式上杀人。他补充道，在德国，每年复活节都有一百个孩子神秘消失，‘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73]
在1922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施特赖歇尔称，“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行动起来，把犹太人赶下地狱”，并“把那些说谎的混蛋们抓起来”，那不应该被视为犯罪。[74]他还说，犹太人已经被“证明”对德国“幸灾乐祸”，如果“[德国]人民知道战争秘密条约的内容，他们会把犹太人杀光”。[75]
虽然施特赖歇尔的激烈言辞在特定的人群中很受追捧，但有时也免不了会引起冲突。在一次集会上他激怒了很多听众，他们相互扭打起来，集会也被迫终止。劳动社团领导人对施特赖歇尔的批评毫无作用。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的人，对犹太人和异民族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正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想要的那种人。近二十年后，希特勒回忆这一时期，称迪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地跟他说施特赖歇尔是个“疯子”，但埃卡特“总是补充道，如果不给施特赖歇尔这样的人以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指望胜利”。[76]
1922年末，施特赖歇尔前往慕尼黑，第一次聆听希特勒讲话。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他描述了这一经历：“刚开始是慢慢的，声音很轻，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最后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他在三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展现出一个巨大的思想宝藏，语言华丽而激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人的话语是一种神圣的召唤，当地狱威胁要吞噬一切时，他是来自天堂的使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出于头脑还是发自内心，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他为每个人说话，为全体德国人民说话。就在午夜之前，他以激动人心的号召结束了演讲：‘蓝领和白领工人们！德国人民共同体的心灵和行动需要你们！’”[77]
现在，施特赖歇尔认为他命中注定要追随希特勒，他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在纽伦堡审判时，他说：“我在午夜前看到了这个人，他已经说了三个多小时的话，浑身是汗。我旁边的人说似乎看到了他头上的光环。我经历了一个超凡脱俗的过程。”[78]不久以后，施特赖歇尔劝说自己的支持者加入纳粹党，接受希特勒的领导。192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反犹报纸《先锋报》，并担任这份臭名昭著的报纸的主编，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时期，希特勒还吸收了一些后来成为纳粹运动骨干的人入党。恩斯特·罗姆、赫尔曼·戈林、汉斯·弗朗克、鲁道夫·赫斯等，这些人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决定追随希特勒的。他们中有些是易受煽动的年轻人，但罗姆和戈林这样的人都是顽强务实、社会阅历丰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人。他们都曾当过军官，在战斗中表现卓越。在德国战败后，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无数的政党可以选择，但最后选择了服从这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前士兵。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希特勒语言的力量。他们看到他如何能够吸引新的追随者——就像施特赖歇尔那样。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希特勒和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在政治上，希特勒不需要再说服他们什么。希特勒只要通过他的演讲，给他们描绘一个明晰的愿景和能够把这一愿景变为现实的激烈手段。
希特勒的演讲总是以绝对肯定的姿态出现，这是必需的前提。他阐述了德国陷入困境的原因，然后告诉听众这些麻烦应该如何解决，没有争辩，没有讨论。希特勒极为强烈地认为他是对的，他主宰一切。1923年，在慕尼黑的一次集会上，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教授看着希特勒走上讲台。他之前曾在私人场合见过一两次希特勒，但现在出现在其眼前的男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希特勒。他后来写道：“憔悴、苍白的脸庞似乎被内心的愤怒扭曲了。冷酷的火焰从他凸出的双眼中迸发，似乎是在寻找仇敌去征服。这种神秘的力量是群众赋予他的，还是他感染了群众？我写下了‘狂热、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带着意志力的残酷核心’。衰退的中产阶级也许认同这个人，但他绝非其中一员，他无疑来自完全不同的黑暗深处。”[79]
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许多人都渴望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他们开辟出一条穿过四周荆棘的道路。正如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斯特凡·格奥尔格在1907年写道：“伟大的人！伟大的事业！人民和精英向往伟大的人！伟大的事业！”[80]现在希特勒的出现似乎应验了这一命运。就像纳粹的支持者布鲁诺·哈赫内尔所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一个强人来拥有决定权，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强人。”[81]
希特勒很快就成为纳粹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在1922年1月的备忘录中，他指出了之前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错误。他们很聪明但有着“天真的空想”，“缺乏一个年轻健壮民族的灼热呼吸”，希特勒认为，这场运动需要的是“烈性子人的冲动力量”。[82]他发现施特赖歇尔、罗姆和戈林正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他所谓的“斗争和行动的党”所需要的人。
因此，希特勒不仅提供了一个激进主义和反犹主义的世界愿景，不仅分析了德国为何输掉了战争又输掉了和平，不仅给出了一个“无阶级”国家的许诺，他还向年轻人指出了一条激动人心、危险和有计划的前进道路。“旧的党派只是在口头上给他们的年轻人以教导，”希特勒在1922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说道，“而我们则要求年轻人身体力行。我告诉你们，如果年轻人在最后关头不去寻找最能代表人民命运的出路，而只是研究哲学问题，在这样的时代把自己埋在书堆下或是枯坐在家中的炉火边，那么他不配做德国的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我们的风暴之师！”[83]
就在那一年，慕尼黑大学二十一岁的农科学生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吸收了许多激进主义的理念。不过，他并没有被施特赖歇尔那种粗陋和冲动的反犹主义所打动。相反，希姆莱更喜欢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那些伪学术著作，《19世纪的基础》显得较为“客观”，并非完全被反犹主义的“仇恨”所充斥。[84]年轻的希姆莱认为，他可以对单个的犹太人彬彬有礼，不过他仍然认为整个犹太种族是个威胁。例如，1922年1月，希姆莱遇见一位犹太律师，并在日记里称他“非常和蔼可亲”，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犹太性”，因为那是融合在其“血脉”里的。[85]希姆莱还赞成以残酷的方式处理狂热民族主义者认为有害于德国的犹太人。1922年6月，当听到德国的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刺而死时，他写道：“我很高兴……他是个恶棍。”[86]
就像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见过战斗的人一样，希姆莱想证明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当在慕尼黑听完一个1919年曾在波罗的海对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将军演讲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在东方有另一场战斗，我会前往，现在我比以前更坚定了这一点。西方已经垂死，东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东方，我们需要战斗和殖民。”[87]希姆莱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策划了在东方的种族灭绝，他日记中的这些话不知不觉成了预言。
日记中的希姆莱是个压抑、拘谨的年轻人，对自己想的很多，在和女性的关系上存在问题。他认为自己属于“忧郁”和“严格”的“那一类人”，这类人“在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不尽快结婚或者订婚，有朝一日也终将堕落，因为人类的自然动物性太强大了”。[88]他还认为：“每个人的目标应该是要做一个诚实、坦率、公正的人，从不害羞或恐惧，而这是很难的。”[89]1922年，和许多人一样，希姆莱的事业发展因经济危机而破灭了。他原本希望在完成农科考试后留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政治，但到1922年秋天，他只能去一家化肥公司工作。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因为蔓延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财产缩水，使得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难以继续供孩子们读书。当时，希姆莱还没有见过阿道夫·希特勒，但他已被希特勒的信仰理论和个人魅力所折服，认为其目标相当有吸引力。
当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自视为革命者，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从1919年共产主义者在柏林和慕尼黑的起义，到1920年右翼的卡普政变。1922年的希特勒对于暴力夺权已经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他已经准备好带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去大干一场。冲锋队起初被委婉地冠以纳粹党的“体操和体育”部门之名，其作用实际上是保护党的集会和殴打政治对手。
1922年10月，希特勒雇了一列火车，把约八百名纳粹冲锋队队员运往巴伐利亚北部的科堡，那里的左翼势力很强大，他的目的就是在科堡挑起冲突。他获得了成功，冲锋队队员在街头和社会主义者打了起来，最终宣布自己获胜。此类行动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清晰看到了纳粹党的真正本质。
像所有革命者一样，希特勒不关心他的想法能否在投票箱里获得成功。他并不担心大多数德国人是否支持纳粹的政策——比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对他来说其实无所谓，因为根本看不出大多数德国人支持这种激进的观点。应该指出，纳粹仍然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党派，大量的群众看不起他们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信仰。事实上，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投票选举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德国人给不赞成反犹的政党投了票。[90]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有很多人在听完希特勒的演讲后感到了厌恶，例如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约瑟夫·费尔德。他记得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听了一场希特勒的反犹谩骂，然后告诉朋友，“但愿希特勒永远不会掌权”[91]。
然而，似乎1922年给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革命一个好兆头。就在希特勒带着冲锋队队员冲上科堡街头的那个月，一位革命同志——贝尼托·墨索里尼——看着他的黑衫军向罗马进军并导致了政府的更迭。当年10月底，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总理。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危机不断扩大。1923年初，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开进了德国领土莱茵兰，作为惩罚德国支付赔款违约的占领，这无疑是很不得人心的，也表明了魏玛政府似乎无力保卫德国的边界。在经济危机之后，纳粹党成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到了11月，大约有五万五千名成员。这是纳粹运动灾难性膨胀的第一个迹象。
在巴伐利亚，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可以说是那里的独裁者。现在，希特勒试图强迫卡尔和驻巴伐利亚的德国军队支持纳粹等右翼团体的民兵组织向柏林进军。希特勒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干了什么，现在德国的纳粹党也一样可以干。11月8日夜，纳粹的冲锋队打断了卡尔在慕尼黑啤酒馆主持的集会，并于次日发起了穿越城市的游行。参加这场后来以“啤酒馆政变”而闻名的人，很多都将在日后的纳粹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希姆莱（他还没有见过希特勒本人）、戈林和施特赖歇尔——所有这些人都是不怕死的革命者。在游行中，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在市中心的统帅堂和音乐厅广场遇上了警察，共有十六名纳粹分子和四名警察在当天的交火中死亡。
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尽管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希特勒的威胁之下，卡尔答应支持政变，但当他从纳粹控制下逃走之后就立刻反悔。希特勒误以为巴伐利亚右翼当局支持其革命，并且没有准备好他们只能单干时的应急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有本事把这次耻辱的失败转化为一场胜利的宣传。
希特勒于1924年2月被捕并受审。众所周知，由于卡尔当初曾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答应过支持希特勒，巴伐利亚当局自己已经卷入了政变，希特勒便利用法庭作为舞台向世界广播他的政治信仰。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只是想在德国创造条件“把敌人的铁腕从我们身上掰开”，而没有犯什么“叛国罪”。[92]希特勒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相反，他似乎为此深感骄傲。
希特勒被判犯了叛国罪——对他没法给予其他罪名。但法庭是宽大的，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德是巴伐利亚当权派中同情纳粹的人之一。结果，希特勒被判了最轻的刑期——五年监禁——并且有希望在判决生效前获得很长的缓刑期。
值得注意的是，若要试图理解纳粹党早期的革命和反犹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希特勒的个人特质——虽然这也很重要——不如说是巴伐利亚混乱的局面使其成了纳粹的温床。很难想象，若非时代动荡，一个文明的社会怎么能容忍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暴力团伙兴旺发达。
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就陷入了困境，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潜在的威胁。恶性通货膨胀耗尽了他们的储蓄，魏玛政府面对外国干预时的表现软弱无力——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侵占莱茵兰尤为耻辱——共产主义革命仍然是个威胁。民主带来的似乎只有混乱，而荒谬的是，纳粹这样一个暴力的政党却声称可以开辟一条走向稳定的道路。结果是，有一小部分德国人——在这一时期仅仅是一小部分——成了他们的支持者。
最后，在一个令人深感痛苦的时刻，希特勒安慰了民众。“听着，”他演讲的潜台词似乎在说，“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你们的错。”接下来在监狱服刑的几个月中，他将详细阐述德国的所有苦难都是谁之错——以及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