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丽
生态环境危机既质疑人类文明，也挑战人类在地球上持续生存的生态智慧。人类文明所表现的智慧可以说在近三四百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比尔·布莱森在《万物简史》中对人类的科技智慧做了一次全景式扫描，同时也启发我们反思科技智慧在多大程度上为环境危机负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在整体上接近我们生存的真实。
布莱森认为，科学“定律的性质并不是真正理解”（《万物简史》，152），“我们对大宇宙的理解也不完整”（151）。他担忧对不完整的认识加以开发利用势必对整体世界造成破坏与分裂。如果将人类不完整的认识神圣化、绝对化，人类认识的局限就会变成替代或者割裂整体存在真实的偏执力。而偏执地发展人类不完整地认识必然要打破完整世界的平衡。“我们也许是最有智慧的。我们也许是万物之灵长，同时也是万物可怕之噩梦，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沮丧。”（437）科技智慧的悖论处境指向对另一种智慧类型的诉求：一种让我们能够可持续地生存与发展、并且能够保护我们生存环境的智慧——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
生态批评家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指出，“人类必须培养新的、更精深的智慧，能够理解生态世界复杂的过程，而不是毁灭它的智慧。生态学挑战人类走向更加有活力的复杂性，而不是被动的简单片面化。”（JoseophMeeker，1974）他强调一种对待生存的认识态度，一种将人类自身看作自然整体一部分的认识态度，而不是将自然对象化的简单认识态度。
雷彻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说，“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地喷洒，仿佛别无它法。事实上，倒是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寂静的春天》，10）自然界有其自己的法则，在卡森看来，人类最大的才智应该是发现自然界的法则，利用自然界自身的法则管理自然界。那么对自然界自身法则的认识一定要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获得吗？
卡森在分析虫害的原因时发现：“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大面积土地上仅种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单一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与平衡，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就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予以适当的限制。”（9）我们不能说原始时代的农夫更先进，但显然，在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与运用上，他们也许比受科技启蒙的现代人表现出更多的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与生态法则紧密相连，认识生态法则是认识生态智慧的基础。
生态学家康门纳在《与地球的战争》中指出：生态学的法则有三：“第一，万事万物紧密相连，这表明生态圈是一个精细的网络，每一组成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连接，……从进化的意义上来说，网络的大部分，能够确立自身的位置，就是因为它能够恰当的适合早已存在的系统”；第二，“任何事物都有个去处”，“去处”即指事物的功能，事物的目的性。这表明生态圈内“循环”的至关重要性。每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恰如其分的作用。无论土壤还是海洋，各种有机物都构成一个相互链接循环的食物链。在这样封闭循环的系统中，循环的一端产生的任何事物都“有去处”，都会在下一个环节中被利用，实现它的存在意义；第三，“自然最知情。”生态圈自我保持协调一致，数不清的组成部分彼此兼容互为整体。这是经历了45亿年的生物进化的结果（BarryCommoner，1994）。生态智慧就是能够充分利用或契合于生态法则，从而表现出整体生存智慧的能力与技巧。
生态智慧需要将自我与生存所在区域结合在一起，它是在个体融入整体后，与整体形成一个生命网络，根据对整体的感悟调节自身行为节律的能力。从英国生态批评家贝特对浪漫主义生态学的研究到美国劳伦斯·布依尔对环境想象的文化梳理，乃至格兰·拉夫实践生态批评运用的人文与科学相结合的阐释，可以说都在求解生态智慧。在揭示文学文本与自然环境隐含的联系的过程中，生态批评力图阐发人与自然成为一体时所感知到的自然节律以及与之相协调的智慧。生态批评对生态智慧的求解最有利的文本对象是自然/环境文学创作中的区域叙事，例如华兹华斯对于湖畔的诗歌叙事、梭罗对于瓦尔等湖的散文叙事、维拉·凯瑟对于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拓荒者生活的叙事、埃德华·艾比对于大沙漠的随笔叙事等等。这些区域叙事与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目的性联系，一种叙事者对所在区域保护、尊重、欣赏、负责的情感与想象、审美与伦理联系。生态批评旨在论述文学与生态环境现实的联系，旨在将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探求区域叙事与生态智慧之间的联系，在文本与现实相结合层面，使区域文化叙事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起到相应的作用。
区域叙事
区域叙事是自然类文学的标志性特征，自然类文学的区域叙事往往或将“非人类自然本身视为主体、人物、背景的主要构成，或者讲述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的故事，讲述人类自然哲学，或者讲述通过人类文化抑或抛开人类文化与参与自然的可能性”。（FartherAfield，1）。叙事展现人与地方环境在不断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在整体联系中，人类作为特殊的文明物种，创造了充满生态智慧的历史、文化信念以及伦理、审美理念。叙事讲述以区域为主体，人类作为参与者融入本区域所发生的故事。根据帕特里柯·墨菲，“自然类文学还可细分自然写作、自然文学、环境写作与环境文学。就主题或者信息价值而言，小的分类之间不存在等级差异”。（10）写作与文学在文类上表现不同，写作通常指历史文章、哲学文章、游记、政治宣言以及科学考察文章，文学指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美文等文学文类。这样的划分并非铁板一块，一刀切那样分明，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既相互重叠，彼此之间有交集，也各自独立。自然文学的区域叙事主要表现为地方色彩和乡土风情。这种区域叙事带有很强的乡土意识，倾向于表现区域的民俗风情与文化。最显著的例子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巴蜀作家群以及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根据赫明工（《重庆社会科学》，5（2007）），巴金、郭沫若、吴芳吉、刘盛亚、艾芜、沙丁、何其芳、路翎、李劼人都属于巴蜀区域写作。区域写作的叙事主要表现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地区与区域文化的联系，表现地方色彩的人文景观与地方生活特色。而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叙事则是在乡土之中寻找人与自然生命的契合，承继了陶渊明式的对自然持有的怀旧与归隐的情怀，突出地表现了“朴素淡远审美旨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2005））。环境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直接涉及环境问题，表现作者对环境问题的自我意识，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及其对田园生活与田园价值理念的描述。环境文学的区域叙事主要表现为对区域的思考，重在理性的思想表达，叙事与主题的关系高于与情节的关系。当代环境作家徐刚、哲夫、杜光辉、李青松、郭雪波、姜戎等都将区域叙事与理想思考结合起来。作者在环境意识的驱动下，从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忧患意识出发，表现出强烈的探寻拯救区域环境生态智慧的倾向。他们往往在叙事中重新展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引导人们反思割裂传统的现代文明。这种区域叙事将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与区域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着重表现本土居民在长期与环境适应过程中形成的把握与调整自身与环境协调一致的智慧，与现代经济在当地发展造成的环境现实形成发人深思的对比。
《狼图腾》可以说是环境文学区域叙事透射生态智慧的典型代表。《狼图腾》自2004年出版以来一直以畅销书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再加上作者本人最终将中国汉民族的民族性与狼的精神进行比照，从而使广大读者将其视为关于狼的书，引起了沸沸扬扬关于狼的精神与品质的讨论，而却忽略了书中叙事表现的生态智慧内涵。《狼图腾》与其说是关于狼的书，不如说是关于草原的书，或者说是草原生态学的书。首先书中主要展现的是草原整体，生活在草原之上的狼、羊、人、马、鼠、兔、旱獭、草、天等万物相互依存的整体，彼此之间一环套一环，缺一不可，相互关联。草原是它们健康地环环相扣形成的意象。其次，狼本身的重要性是相对草原而言，没有了草原，狼的重要性无从知晓。狼因为保护草原的功能而形成了它特有的品性，狼与草原相互依赖。此外，只有在草原上，狼与人之间才发生用道德与文化考量的关系。草原是草原人文化的根基，草原人的文化由草原的规律所制约。无视草原的规律，草原文化就面临着解体的命运。因此，《狼图腾》中，叙事的主体是草原，生态智慧在草原叙事中体现出来。在草原叙事中，毕利格老人是主要叙事者。而围绕毕利格老人形成诸多的叙事关系；毕利格老人讲述与狼的关系、知青们讲述与毕利格老人的故事、草原展现毕利格老人与包顺贵对待草原不同态度的冲突的故事。在不同的叙事关系中，突出体现了毕利格老人与草原以及草原上万物的合一关系，以及他在合一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生态智慧。毕利格老人与草原及草原上万物形成合一关系为我们理解区域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提供了生态智慧的可能选择。这种智慧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来自于生存于世界之中的生存者的直接感知，将自身与生存世界合为一体的感知，与区域形成一个生命整体后感知到的智慧。于是，毕利格老人谈起草原、谈起狼、谈起腾格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在谈论自己的生命一样。
草原是大命
“草原是大命，可它的命比人的眼皮子还薄，草皮一破，草原就瞎了，黄沙刮起来可比白毛风还厉害。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啊。”（《狼图腾》，149）老人熟谙万事万物紧密相连的生态原则，草原与草原上的动物彼此之间是生命与生命相互维系的关系。草原与草原之外的世界也彼此关联。保护草原不仅关系着草原人，也关系着草原以外的世界。老人对草原大命的认识是感性的，它无法被科学实验证明，而只能由时间无情地决断。在时间摊牌之前，人类要经历智慧的选择与考验。
老人的叙事语气既坚定又饱含无奈。他坚定地相信草原自有其平衡规律。草原牧业是一环套一环的经济系统，而令老人无奈的是现代社会逻辑粗暴地重排草原规律，以大规模的农耕经济打破草原游牧经济的完整循环，恰如殖民主义以大规模的商品经济打破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一样，其后果必然对自然环境造成大规模破坏。目前内蒙草原以每天3米的速度迅速沙化，这个现实向我们证实老人无法用科学实验证明的生态智慧可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