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的比较文学？斯匹瓦克根据一个简单的二分逻辑来解释世界和比较文学：老的比较文学是北半球的，是欧美的（她用了Euro-US这个词，使它具有强烈的铜臭意味），这个欧美传统，用她的比喻来说，就是大都会的（Metropolitan）；和它相对的，新的比较文学则是南半球的，草根的，或者她所喜欢用的被压迫的他／她者（subaltern）。这种新的文学应该全面处理后殖民问题（postcoloniality）。换言之这个学科有强烈的工具性，斯匹瓦克说：“正如同社会主义要坚持不断地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压榨干净一样，新比较文学要坚持不断地颠覆和瓦解统治者的奴役新兴者”（页100）。她鼓吹学者调整研究方向，转注南半球弱势语种和被殖民者的文学，细读他们的作品（页72）。我禁不住要问：如何阅读？用什么方法和策略来阅读？你用的细读方法难道不是在美国学院文学系，尤其是英文系，所学到的那一套后设语言：后新批评的意识型态论述？亦即：庸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口头上的反霸是斯匹瓦克作为印度出身的女性主义者一贯的立场；至于她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长春藤联盟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讲座教授，并不时巡视亚洲，包括港台和大陆，是否吃得脑满肠肥？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执教的学者一贯的作风。
照理说全球化现象和老比较文学毫无关系，如巴斯奈特所说的，它应该属于新比较文学的课题。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二元对立逻辑，斯匹瓦克必须制造出和全球化现象——她认为可以电脑为缩影——对立的另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她称之为地球性（planetarity）；新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处理地球性的问题。根据这个逻辑，全球化现象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我是否应该送作堆，把它强加给老比较文学呢？斯匹瓦克的地球论述有强烈的原始主义与葛天氏之民思维，她竟然用了一次流行的字眼：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我们隐然呼吸到“绿色”空气！当然我们未必需要这么吹毛求疵，也不妨接受新比较文学的伦理学可以矫正全球化的流弊。但是我们的分析顺便披露了作者二元对立逻辑推理的漏洞。
和大多数目前当红的文化研究学者一样，巴斯奈特和斯匹瓦克津津乐道后殖民论述，并认为它取代了比较文学。这个领域的流行自然不在话下，研究生十之八九都选修这方面的课，写这方面的论文。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有强烈的意识型态与价值取向，但是论者夸夸其谈，却没有想到，在没有文化研究之前，在没有文化之前，在没有人之前，生物界就有普遍的殖民现象，比方说这边食物少了，生物就迁移到另一边去。可是这些搞文化研究的从来没有想到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背后是一个生物学的基础。殖民研究本来是物种生物学（populationbiology）和环境生物学（environmentalbiology）的课题，具有相当的科学客观实证性，初无道德与价值涵义。可悲的是：受到身份政治学和性别论述的影响，原来是生物学概念的殖民和环境问题，都被强加上了道德工具性，我在下一节要检讨目前当红的生态论述，正是这种诠释现象的牺牲品。巴、斯两位女士完全没有考虑到生物学参照座标的问题。
四、生态论述的危机
斯匹瓦克的书比巴斯奈特晚了十年，除了共同的关怀之外，时空的差距显然会产生不一样的课题。大体上而论，斯匹瓦克比较关注新世界的现象，前面我提到她呼吁新比较文学应当关注生态，显然是有她的在地性。大家都知道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字，1978年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美国文学研究的《爱奥华评论》（TheIowa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十年之后，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举行年会，会长格棱．乐甫（GlenA.Love）发表大会演说，《重估自然：生态文学批评刍议》（RevaluingNatureTowardAnEcologicalLiteraryCriticism）；2003年乐甫出版专书叫做《生态批评实践：文学生物学与环境》（PracticalEcocriticism：Literary，Biology，andtheEnvironment）。就这些文献看来，生态批评具有相当强烈的美国本土性——尤其是西部地区意味（Wesling2006，Zapf2006）。这一点与本次会议倒有一些巧合。
研究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文学史上有一种必然的邪恶：任何文学运动或思潮出现时，发起者和从众都希望在以往的历史中寻找到思想的渊源，这种现象我曾称之为“创造祖先”（theinventionofancestors）。生态批评自然也不例外。从欧洲移民来的美国人来到了美丽新世界，以亚当自许，照理说应该前无古人。但是生态批评家往往把他们没有传统的传统，勉强上溯到艾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等人身上，他们甚至以为在梭罗的作品中找到“ecology”这个字，后来版本注疏家证明这个可疑的字原来是“geology”，使得他们空欢喜了一场。要替生态诗学溯源是极端困难的事，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题材了。很多所谓的源头都是马克思批评所谓的过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可能决定的因素太多。
2004年伦敦洛特基出版的工具书《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把这种论述溯源到1962年第一本环保论著：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TheSilentSpring）。我记得1972年刚开始在大学教英文时，就用了这本书当教材。如果我们把批评流派产生的原因追踪到非文学因素，那就更困难了。许多人认为60年的思潮，如反越战，追求东方神秘主义，嬉痞式的原始主义生活方式，环保意识的抬头，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正是美国“深度生态学桂冠诗人”史耐德（GarySnyder，1930-）的自然诗盛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走出美国的场域，会发现环保运动的政治化取向与实践，是在西欧开始的；就社会实践而言，西欧的环保运动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成就。1970年代德国成立了绿党（dieGrünen），受它影响之下的文学研究也属于生态批评的一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生态文学和批评在德国发展成功。
有趣的是“ecocriticism”（生态批评）和“ecopoetics”（生态诗学）这两个字在1989年电子版的《牛津大辞典》（OED）上都找不到；OED上有“ecology”（生态学，1873）和“ecosystem”（生态系统，1935）这两个字。“ecology”（生态学）这个英文字于1873年由德文的“oekologie”翻译过来，造字者是达尔文的德国门生黑克尔（ErnstHaeckel，1834-1919）。这门学问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生物与环境（包括生物与非生物）在时间中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演化作用（coevolution），它有两个主要的课题：适应（adaptation）和遗传（heredity）。至于“ecology”在OED出现的另外一个定义，在时间上比较晚：“生态问题，如政治性议题的工业污染，多半和政治运动有关，譬如西欧的绿党。”《牛津大辞典》引述的最早的例子，是赫胥黎（AldousHuxley，1894-1963）1963年的“生态政治学”（“thepoliticsofecology”）。各位可以想见，我们近年所讲的生态批评都是属于第二种定义的，有道德意涵和政治活动性的概念。这种用法窄化了生态学，并误导了学者。
因此，和一般论述不同，我把生态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它和大多数以意识型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近似，包括深度生态学（DeepEcology）、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后现代生态学等，它们发展出教条和阅读策略，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无论是当代的或古代的；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ecosystem）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实证性和系统性。什么是生态系统？《牛津大辞典》指出的出处是1935年坦思理（A.G.Tansley）的著作《生态学》，“生物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互动所建构的关系系统”。1963年的一个例句表达得最清楚：“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基本单元，由动、植物和它们影响的环境构成。”这些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我手边使用的生物学课本所下的两个定义大体相同：（1）“某地区所有的生物总体和非生物的互动”；（2）“某生物社群以及其物理环境”（Campbell，Reege，MitchellandTaylor2003）。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海洋是地球上最大，最少被探索的生态系统”（页678）。我们必须以互动的系统概念来思考生态现象。
当然，我们的兴趣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学，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生物学方法论对比较文学的渗透。生物学与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便有密切关系；学界流行的许多文化理论，泰半具有生物学基础，却鲜少为人提到。透过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学发展出“殖民论述”；环境生物学发展出“生态诗学”。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
现在我要举两个生态科学文学研究的实例来结束这篇历史性回顾，它们是我最近五年完成的科研项目，除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之外，也已经先后在爱沙尼亚塔尔吐大学的符号学杂志上出版。第一个研究是寄生现象，这是一个生物学课题。也许有人会问：这跟文学有什么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说你这个人不长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是个寄生虫。这难道不是生物现象的引申吗？再不就，我们说国王的宫廷里有一大堆谄媚的佞臣，说他们是寄生虫。文学作品描述这种现象蛮多的，尤其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里面，它和传染病的流行以及显微镜的发明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末，各种新疾病，如爱滋、非典、禽流感，突然快速蔓延，更使得疾病论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里。这篇论文的导火线便是在港、台和内地爆发的SARS（或非典）。
我根据20世纪初爱沙尼亚出身的德国生物学家乌也斯库耳（JakobvonUexkull，1864-1944）的环境（Umwelt）学说和共同演化论，分析了一些文学和理论文本，探讨其中处理的寄生现象。乌氏的生物符号学理论复杂，无法在此详述。基本上它探讨动物（包括人）作为感官个体，透过符号的放送与接收，形成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动物所建构的世界，无异于把广大的、没有边际的自然，作了一个选择性的、功能性的建构。人的世界跟动物其实很像，我们会用文字、绘画等象征系统传达信息，动物也有信息传达和制造意义的方式。人虽然是高等动物，但它和低等动物有相当的延续性，比如说，他的生物本能还在。
第二个例子显示出环境生物学或生态科学的另一层次，与人互动的不再是其他生物，而是非生物的自然因素。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和南亚遭逢到前所未有的海啸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5万。人溺己溺，我在阅读日以数十计的报导和分析时，联想到天灾人祸现象的符号学涵义；换言之，如何从符号学的观点来考察这些现象——这也是自古文学作品一再处理的课题，只不过没有系统性的符号学理论出现。同时我也开始把手边阅读过的材料作初步的整理。2005年6月，芬兰以马它的符号学研习营举行会议，主题之一是当红的“全球（化）符号学”，我提交了一篇论文——《灾难符号学——另类全球（化）符号学》。我主要的命题是：从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出发的灾难研究却已成显学，然而符号学在此似乎未曾着力。我根据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和18世纪经验哲学家汤玛斯？瑞德（ThomasReid，1710-1796）的符号理论，并参考目前从事灾难研究的社会学家的论点，演绎出一套人（以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灾难互动的模式。
这两件研究个案都属于生态研究，但是作者尽可能地保持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不做政治与伦理的介入与判断。我认为这是生态论述，到目前为止，比较被冷落的一块。这也可以算是我给生态政治学论述所开的一副处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