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
——[中国]鲁迅
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里细细地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车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
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看不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觉的旋转了觉得涣散了的身躯，惘惘的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的房门口，七个学童便一齐放开喉咙，吱的念起书来。他大吃一惊，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磬，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晃，晃得满房，黑圈子也夹着跳舞。他坐下了，他们送上晚课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
“回去罢。”他迟疑了片时，这才悲惨的说。
他们胡乱的包了书包，挟着，一溜烟跑走了。
陈士成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有时杂乱，有时也排成异样的阵图，然而渐渐的减少，模糊了。
“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直跳起来，分明就在耳朵边的话，回过头去却并没有什么人，仿佛又听得嗡的敲了一声磐，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他忽而举起一只手来，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竟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有眼无珠，也是可怜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愤然了，蓦地从书包布底下抽出誊真的制艺和试贴来，拿着往外走，刚近房门，却看见满眼都明亮，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闪烁，但目睹着许多东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炊烟早消歇了，碗筷也洗过了，而陈士成还不去做饭。寓在这里的杂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县考的年头，看见发榜后的这样的眼光，不如及早关了门，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眼里颇清净了，四近也寂静。但这寂静忽又无端的纷扰起来，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促的低声说：
“左弯右弯……”
他耸然了，倾耳听时，那声音却又提高的复述道：
“右弯！”
他记得了。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凋零的时候，一到夏天的夜间，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纳凉的院子。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边，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伊说是曾经听得伊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然而至今还没有现。至于处所，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
“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陈士成便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可惜大抵刚以为可通，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有一回，他确有把握，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总没有前去发掘的勇气。过了几时，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掘过的旧痕迹，那却全是先前几回下第以后的发了怔忡的举动，后来自己一看到，也还感到惭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了。
“也终于在这里！”
他说着，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但跨进里面的时候，便不见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苍苍的一间旧房，和几个破书桌都没在昏暗里。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来了，这回更广大，比硫黄火更白净，比朝雾更霏微，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士成狮子似的奔到门后边，伸手去摸锄头，撞着一条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张惶的点了灯，看锄头无非倚着。他移开桌子，用锄头一气掘起四块大方砖，蹲身一看，照例是黄澄澄的细沙，揎了袖爬开细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他极小心的，幽静的，一锄一锄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尖铁触土的声音，总是钝重的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并不见有瓮口，陈士成正心焦，一声脆响，颇震得手腕痛，锄尖碰着什么坚硬的东西了，他急忙抛下锄头，摸索着看时，一块大方砖在下面。他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会神的挖起那方砖来，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爬松了许多土，下面似乎还无穷。但忽而又触着坚硬的小东西了，圆的，大约是一个锈铜钱，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磁片。
陈士成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浑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这其间，心在空中一抖动，又触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这似乎约略有些马掌形的，但触手很松脆。他又聚精会神的挖起那东西来，谨慎的撮着，就灯光下仔细的看时，那东西斑斑剥剥的像是烂骨头，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他已经悟到这许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的显出笑影，终于听得他开口道：
“这回又完了！”
他栗然的发了大冷，同时也放了手，下巴骨轻飘飘的回到坑底里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他偷看房里面，灯火如此辉煌，下巴骨如此嘲笑，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觉得较为平安了，但在这平安中，忽而耳朵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
“这里没有……到山里去……”
陈士成似乎记得白天在街上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他不待再听完，已经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还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黝黝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
而且这白光又远远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里去！”
他决定的想，惨然的奔出去了。几回的开门声之后，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的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
“开城门来——”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战战兢兢的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看见一个浮尸，当即传扬开去，终于传到地保的耳朵里了，便叫乡下人捞将上来。那是一个男尸，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但邻居懒得去看，也并无尸亲认领，于是经县委员相验之后，便由地保抬埋了。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剥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鉴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汾河的圆月
——[中国]萧红
黄叶满地落着。小玉的祖母虽然是瞎子，她也确确实实承认道已经好久就是秋天了。因为手杖的尖端触到那地上的黄叶时，就起着她的手杖在初冬的早晨踏破了地面上的结着薄薄的冰片暴裂的声音似的。
“你爹今天还不回来吗？”祖母的全白的头发，就和白银丝似的在月亮下边走起路来，微微地颤抖着。
“你爹今天还不回来吗？”她的手杖格格地打着地面，落叶或瓦砾或沙土都在她的手杖下发着响或冒着烟。
“你爹，你爹，还不回来吗？”她沿着小巷子向左边走。邻家没有不说她是疯子的，所以她一走到谁家的门前，就听到纸窗里边咯咯的笑声，或是问她：“你儿子去练兵去了吗？”
她说：“是去了啦，不是吗！就为着那芦沟桥……后来人家又都说不是，说是为着‘三一八’还是‘八一三’……”
“你儿子练兵打谁呢？”
假若再接着问她，她就这样说：
“打谁……打小日本子吧……”
“你看过小日本子吗？”
“小日本子，可没见过……反正还不是黄眼珠，卷头发……说话滴拉都鲁地……像人不像人，像兽不像兽。”
“你没见过，怎么知道是黄眼珠？”
“那还用看，一想就是那么一回事，……东洋鬼子，西洋鬼子，一想就都是那么一回事……看见！有眼睛的要看，没有眼睛也必得用耳听，看不见，还没听人说过……”
“你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你们这睁着眼睛的人，比我这瞎子还瞎……人家都说，瞎子有耳朵就行，……我看你们耳眼皆全的……耳眼皆全……皆全……”
“全不全你怎么知道日本子是卷头发……”
“嘎！别瞎说啦！把我的儿子都给掷了去啦……”
汾河边上的人对于这疯子起初感到趣味，慢慢地厌倦下来，接着就对她非常冷淡。也许偶而对她又感到趣味，但那是不常有的。今天这白头发的疯子就空索索地一边嘴在咕噜咕噜地像是鱼在池塘里吐着沫似的，一边向着汾河边走。
小玉的父亲是在军中病死的，这消息传到小玉家是在他父亲离开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祖母从那个时候，就在夜里开始摸索，嘴里就开始不断的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说着她的儿子是去练兵练死了。
可是从小玉的母亲出嫁的那一天起，她就再不说她的儿子是死了。她忽然说她的儿子是活着，并且说他就快回来了。
“你爹还不回来吗？你妈眼看着就把你们都丢下啦！”
夜里小玉家就开着门过的夜，祖父那和马铃薯一样的脸孔，好像是浮肿了，突起来的地方突得更高了。
“你爹还不回来吗？”祖母那夜依着门扇站着，她的手杖就在蟋蟀叫的地方打下去。
祖父提着水桶，到马棚里去了一次再去一次。那呼呼地喘气的声音，就和马棚里边的马差不多了。他说：
“这还像个家吗？你半夜三更的还不睡觉！”
祖母听了他这话，带着手杖就跑到汾河边上去。那夜她就睡在汾河边上了。
小玉从妈妈走后，那胖胖的有点发黑的脸孔，常常出现在那七八家取水的井口边。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他跟着祖父饮马的水桶一块来了。马在喝水时，木桶里边发着响，并且那马还响着鼻子。而小玉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有的时候他竟站到黄昏以后。假若有人问他：
“小玉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呢？”
那孩子就用黑黑的小手搔一搔遮在额前的那片头发，而后反过来的手掌向外，把手背压在脸上，或者压在眼睛上：
“妈没有啦？”他说。
直到黄叶满地飞着的秋天，小玉仍是常常站在井边；祖母仍是常常嘴里叨叨着，摸索着走向汾河。
汾河永久是那么寂寞，潺潺地流着，中间隔着一片沙滩，横在高高城墙下。在圆月的夜里，城墙背后衬着深蓝色的天空。经过河上用柴草架起的浮桥，在沙滩上印着日里经过的战士们的脚印。天空是辽远的，高的，不可及的深远的圆月的背后，在城墙的上方悬着。
小玉的祖母坐在河边上，曲着她的两膝，好像又要说到她的儿子。这时她听到一些狗叫，一些掌声。她不知道什么是掌声，她想是一片震耳的蛙鸣。
一个救亡的小团体的话剧在村中开演了。
然而，汾河的边上仍坐着小玉的祖母，圆月把她画着深黑色的影子落在地上。
金星人的挫折
——[美国]阿布克华德
日历翻到一周前，金星的科学家们正举杯庆贺，他们向地球发射的卫星，已从纽约市发回一组地球上的照片。
由于地球上空天气晴朗，科学家们获得了不少珍贵资料。载人飞船登上地球究竟能否实现？他们对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在金星科技大学里，一次记者招待会正在进行。
“我们已经能得出这个结论，”绍格教授说：“地球上是没有生命存在的。”
“说一说您的根据。”《晚星报》记者十分有礼貌地发问。
“首先，纽约城的地面都由一种非常硬的混凝土覆盖着，这就是说，任何植物都不能生长；第二，地球的大气中充满了一氧化碳和其他种种有害气体，如果说有人居然能在地球上呼吸、生存，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可是，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飞船还得自带氧气，这样，我们发射的飞船将不得不大大增加重量。”
“那儿还有什么其他危险因素吗？”
“请看这张照片，您看到一条像河流一样的线条，但卫星已经发现：人已经无法饮用那河水了。因此，连喝的水我们都得自己带上！”
“噢！照片上的这些黑色微粒是什么物体？”
“至于这些黑色微粒，我们还没有认定。它们沿着固定轨迹移动并能喷出气体、发出噪音，还会互相碰撞。它们多如牛毛，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撞击上我们的飞船，我们的飞船将无从幸免。”
“如果按照您的结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推迟数年来实现我们原来的飞船计划？”
“理论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足够的补充资金，我们会马上开展工作的。”
“教授先生，请问：为什么我们金星人耗费数十亿格勒思（金星的货币单位）向地球发射载人飞船呢？”
“这很重要，这么说吧，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地球空气的话，我们就有资本去任何地方！”
失败
——[俄国]契诃夫
门外，伊里亚·谢尔盖伊奇·彼普洛夫和妻子克列奥帕特腊·彼得罗夫娜正在偷听屋里的谈话。屋内，他们的女儿娜塔申卡和县中学教员舒普金在进行一场互诉衷肠的表白。
“有希望！”彼普洛夫悄声说。他兴奋得发抖，不断搓着双手，“看着点，彼得罗夫娜，等他们一表白爱情，你就立即从墙上取下圣像，我们就进去为他们祝福……当场进行……用圣像祝福是神圣的、忠贞不渝的……这样，他们的爱情就会固若金汤，任何力量也都拆不开。”
可是屋内的谈话是这样的：
“尊重您的人格吧，”舒普金说，他那根擦燃的火柴碰在自己的方格裤子上，“我从来没有给您写过信呀！”
“不对吧？您的笔迹我是绝不会认错的，甭骗人！”姑娘哈哈大笑，矫揉造作地尖声嚷嚷，还不时地照照镜子，“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这人真怪！一个书法教员，可笔迹却像鸡脚爪！要是您自己连字都写不好，怎么教书法呀？”
“问题不在这儿，小姐。书法课写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不要让学生们打瞌睡。有的要用戒尺揍头，有的要罚跪……管它什么书法！小事情！涅克拉索夫是个作家，然而看到他写的字都会害臊。在他的全集里附有他的笔迹。”
“一会儿涅克拉索夫，一会儿您……”她叹口气，“我倒乐意嫁给一个作家，这样，我就经常会读到写给我的诗。”
“诗我也能给您写，要是您愿意。”
“您的诗具体要写些什么？”
“写爱情……写感情……写您的眼睛……您读着读着就会神魂颠倒……感动得掉眼泪！不过要是我给您写了诗，那就让我吻吻您的手好吗？”
“这还不简单，不过不必到那时，你现在就可以。”
舒普金一跃而起，伏到那只丰满的、散发出蛋皂香味儿的手上。
“快！快去取圣像！”彼普洛夫慌张起来，用胳膊肘推了一下妻子，激动得脸色发白，一边扣钮扣，一边说，“进去吧！嗯！”
于是，彼普洛夫刻不容缓地推开了门。
“孩子们……”他举起双手，哭声哭气地眨巴着眼睛，喃喃地说，“我带着上帝的意愿，祝福你们……一起生活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我……我也祝福你们……”母亲说道，她幸福得哭了，“你们一定会相守到老的。”
“要知道，娜塔申卡是我们最心爱的女儿，现在她归您了！”她转向舒普金说，“要记得爱我的女儿，要体贴她……”
舒普金惊吓得张口结舌。这两位老人的袭击是这样的出其不意，这样的果断，使他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
“糟了！走不脱了！”他暗自思忖，吓得呆若木鸡，“现在你完蛋了，老弟！跑不了啦！”
于是他低下了头，仿佛要说：“随你们安排，我失败了！”
“我祝……祝福……”老头子泣不成声，但仍坚持着说，“娜塔申卡，我的女儿……站到旁边去……彼得罗夫娜，把圣像给我……”
突然老头子止住了哭声，他的面孔气得抽搐起来。
“你这个笨蛋！”他气冲冲地对妻子说，“你真是糊涂到家了，难道这是圣像吗？”
“哎呀，上帝！”
“怎么？有什么不对吗？”可怜的舒普金胆怯地抬起眼睛，他发现他得救了：匆忙中，老太太从墙上把作家拉热奇尼科夫的肖像当做圣像取了下来。老头子彼普洛夫跟手里拿着作家肖像的妻子克列奥帕特腊·彼得罗夫娜狼狈地站着，不知这祝福该如何进行下去。可怜的舒普金见机会难得，急忙溜走了。
公民证
——[俄国]契诃夫
亚基姆与妻子梅兰尼娅兴奋极了，因为他们就要去海滨度假了，这对他们来说生平还是第一次，而且是到那没有风、到那水温暖得像餐桌上的茶一样的海边。
单位给他们开了到“迎宾”休养所的许可证。为了到休养所去，他们先是乘电气火车、公共汽车，最后换乘古老的蒸汽轮船，一切都很顺利，可到了休养所却碰到了麻烦：休养所当局拒绝接收他们，不给他们提供膳宿，理由是夫妇俩都没携带公民证。是啊，公民证是这样一种凭证，没有它，你别想得到一张床位、一把椅子。坐在走廊里等吧，期待吧。可等什么，又期待什么呢？要知道，规定就是规定。如果没带游泳衣，这倒不成问题，可以到离海滨浴场远一些的地方，各自穿着普通裤衩到海里去也没事儿。但是没有公民证，情况就不同了，别说休养院不收留你，就是一些小私营旅店也不会收留。
“梅兰尼娅，现在我们该怎样做？”丈夫问妻子。
“亲爱的亚基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妻子耸了耸肩。
在这个“迎宾”休养所既没有亚基姆夫妇的床位，也没有他们的餐桌，这里只有一个小卖部。
时间在无助的等待和期望中过去了。
“梅兰尼娅，我们怎么办呢？”
“亚基姆，我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梅兰尼娅忽然想起该给母亲发封电报，让她把公民证立刻寄来。
两天后，总算盼来了珍贵的挂号信，信一到，邮局就通知了他们。他们高高兴兴地跑去领取。到了领取的窗口，他们拿出通知单，自我介绍了一番。
“拿公民证看一下！”窗口里一个可爱的姑娘说。
“什么公民证？”亚姆基惊奇地问。
“当然是您的公民证！”
“噢！可它不在我这儿，它在您那儿，在这个信封里啊……姑娘，我们就是等它呀！”
“信封里装的是什么我用不着管，也管不着。但是，要取信，您就得交验公民证。”
第二天、第三天又去，但还是白费口舌。这一对没有公民证的夫妇，谁的信任也得不到。
他们在“迎宾”休养所的领地上又闹腾了两天，这段时间里他们主要以夹肉面包和果汁为食，也晒了几次太阳，游了游泳，但终究不很畅快，便决定回家。一路上的辛苦和沮丧的心情自不必说，总算到了基希涅夫，由此到家不过咫尺之遥——坐上出租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去领取公民证。按时间算，他们的公民证早该退回来了。
“我的挂号信从疗养区退回来了吗？”亚基姆问。
“啊！您的，在这儿呢！”女营业员回答说。
“谢天谢地！请给我吧……您不知道，为这封信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啊！我们这次可受够了……”
“看看公民证！”姑娘说。
“怎么？又是公民证！我们的公民证就在您拿着的信封里呀！”
“我不管信封里有什么东西，可您必须交验公民证才能取信。”
他们又到邮局去了两趟，但每次都空手而归。
第三次去时，邮局告诉他们：信又退到“迎宾”休养所交亚基姆收了，因为信件只有一个月的留存期限，现在期限已过。
装电话
——[前苏联]马里纳特
阿尔吉尔为装部电话，费尽了心思，两年时间里跑了无数个单位，可依然没装上。
又过了半年，他又去找相关部门面谈。
排号等了半年，一个领导才接见了他。这位领导请他坐下，听他讲完之后，拿过他因前两次申请未被理睬而又写的一份申请书，问他在哪里工作。
“在汽车运输公司工会。”领导闻言一怔，马上给什么地方挂了个电话，“同志，这个人不能一天没有电话，我们没有理由……”但是听完答话后，他对阿尔吉尔说：“很对不住，现有电话机很缺，一部多余的都没有，另外，线路负荷过重。不过，一有可能就给您安装。瞧，当您的面我给签上‘紧急’二字，并把这份申请书留在我这儿。”
阿尔吉尔又等了半年没有结果，就去找更高一级的领导。去了三次没能得到接见，幸运的是第四次得到了接见。这位领导也很客气，也请他坐下，还全神贯注地听完了他的申诉，然后把市电话局长和总工程师叫了来，要他们为阿尔吉尔解决这个问题。
总工程师打了个电话，向谁问了问什么，然后放下话筒，抱歉地耸了耸肩膀说：
“除了不准动用的备用机外，没有一部空机。”
“那就真的很抱歉，备用机是绝对不能动的，您还需要发扬一下精神，我们尽量为您找空机。”说完，领导还在申请书上批了字：“第一个解决！”把纸放到桌子上，然后把阿尔吉尔一直送到门口。
阿尔吉尔又等了半年，电话还是没有影。阿尔吉尔知道这次又白费了，于是，他决定去最高层领导那儿要求面见，因为家里没有电话已经简直没法过日子了。他与房管处、公共汽车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机关均有事务性的联系，而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如果不是早晨在电话上把他们抓住，那么，在这之后，无论你是谁，也很难找到他们。于是，阿尔吉尔就去求见部里的交通科长。他这样那样地诉了一番苦，说他为了一部电话奔走了几年，因为电话对他来说连夜里也非要不可，特别是冬天，冰天雪地，这是能理解的……
“我知道你的苦处了！”科长大声说，接着便让他坐下，听他讲完了申请安装电话所遭到的苦难，然后科长拿起话筒，同一个人谈了好久，还训斥了几个部下，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给与城市交通息息相关的阿尔吉尔同志安装家用电话，最后科长放下话筒，嘱咐阿尔吉尔，假如过几天还没给他安装电话就再来找他。
阿尔吉尔耐心在家等了几天，仍没有结果，于是他又去找了科长。科长便把他带到了局长那里。局长让他们俩坐下，仔细听取了他们的叙述，然后往该挂电话的地方挂了电话，并狠狠地斥责了该斥责的人。从那里出来，阿尔吉尔相信等他到家时，电话一定已经安装好了。
谁知，结果仍让阿尔吉尔很失望。
最终，事情闹到了一位地位更高的副部长那儿，副部长拿起电话同一个下属谈了谈，那个下属保证说，只要一有空机，马上就装，备用机是绝对不能动的，否则会犯错误。于是他们又非常有礼貌地请阿尔吉尔放心，只要有机会，头一个就……
有一天，阿尔吉尔的妻子在副食品商店卖鸡蛋，碰巧遇见一个熟人，是过去的同班女同学，大家打过招呼就闲扯了起来。
“生活过得还可以吧？”女同学问。
“这不，卖鸡蛋……”
“新鲜吗？”
“昨天直接从养鸡厂运来的。”
“就是小点……”
“你要，我还能给你小的！”阿尔吉尔的妻子说罢，就给选了20个鸡蛋。女同学走的时候想起了阿尔吉尔，便问：“他怎么样？”
“哎！别提了，他为装部电话整整跑了几年，至今也没装上。”
“我的天！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家米沙就是电话局的安装工。放心，明天你们家就会有电话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阿尔吉尔家便有了家用电话。
敞开着的窗户
——[英国]萨基
“您稍等，纳托尔先生，我婶母很快就会下来，让我先来招待您，您不会介意吧？”15岁的女孩热情说道。
弗兰普顿·纳托尔勉强跟她客气了几句，想在这种场合下既能恭维眼前招待他的这位姑娘，又不至于冷落那位还没露面的婶母。可是心里他却更为怀疑，这种出自礼节而对一连串的陌生人的拜访，是不是真的对于治疗他的神经质毛病有所帮助。
在他准备迁往乡间僻静所在的时候，他姐姐曾对他说：“我了解你，你一到那里准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和任何活人都不来往，而那样会加重你神经质的毛病。我给你写几封信吧，把你介绍给我在那里的所有的熟人，在我记忆中，其中有些人是很有教养的。”
弗兰普顿非常想知道，他持信拜访的这位萨帕顿夫人，属不属于那一类有教养的人。
“您是不是非常熟悉周围的人？”那位侄女问道。看来她认为他俩之间不出声的思想交流很令人难受。
“几乎谁也不认识，”弗兰普顿回答说，“4年前我姐姐曾在这里呆过。您知道，就住在教区区长府上。她写了几封信，叫我拜访一些人家。”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语调里带着一种十分明显的遗憾口气。
“您的意思是说，您初来此地？那您知道我婶母家的情况么？”泰然自若的少女追问道。
“只知道她的芳名和地址。”弗兰普顿实话实说，推测着萨帕顿夫人是有配偶呢还是孀居？屋里倒有那么一种气氛暗示着这里有男人居住。
“那您一定不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喽？”那个孩子接着说，“那该是在您姐姐走后了。”
“她的悲剧？”弗兰普顿问道。悲剧和这一带静谧的乡间看来总有点不和谐。
“您可能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在10月间还把那扇窗户敞开得那么大，尤其在午后。”少女指着一扇落地大长窗说。窗外是一片草坪。
“可天气并不很冷，”弗兰普顿说，“不过，那扇窗户和她的悲剧有关系吗？”
“那还是三年前，我叔叔和我婶母的两个弟弟就是从这扇窗户出去打猎的。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在穿过沼泽地到他们最爱去的打猎场时，三个人都被一块看上去好像很结实的沼泽地吞没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年的雨特别勤、特别大，使本来安全的地方也成了可怕的陷阱。他们不曾留心，最后连他们尸体都没找到。可怕也就可怕在这儿。”说到这里，孩子讲话时的那种镇静自若的声调消失了，她的话语变得断断续续，激动起来。“可怜的婶母总认为有一天他们会回来，还有那条和他们一起丧生的棕色长毛小狗。他们会和往常一样，从那扇窗户走进屋来。这就是这扇窗户直到现在还开着的唯一原因。可怜的婶母，她常常给我讲他们是怎样离开家的，她丈夫手背上还搭着件白色雨衣，她的小兄弟朗尼嘴里还唱着：‘伯蒂，你为何奔跑？’他总唱这支歌来逗她，因为她说这支歌令她心痛。您知道吗？有的时候，就像在今天，在这样万籁俱寂的夜晚，我总会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总觉得他们几个真的会穿过那扇窗户走进来……”
她突然抽动了一下，中断了自己的话。这时她婶母匆忙走进屋来，连声道歉，说自己下来迟了。弗兰普顿不禁松了一口气。
“我侄女招呼得怎么样？您还满意吗？”她婶母问道。
“啊，她挺有风趣。”弗兰普顿回答。
“您对这扇窗户开着，不太在意吧？”萨帕顿夫人轻快地说，“我丈夫和兄弟们马上就要打猎回来。他们喜欢从窗户进来。今天他们到沼泽地去打鹬鸟，回来时准会把我这些倒霉的地毯弄得一塌糊涂，这些粗心大意的男人们，拿他们真没办法。”
她十分兴奋地大谈着狩猎、鹬鸟的稀少和冬季打野鸭的前景。可是对弗兰普顿来说，他正在听一个恐怖的故事。他拼命想把话题转到不那么恐怖的方面去，可是他的努力只有部分成功。他意识到，女主人只把一小部分注意力用在他身上，她的目光不时从他身上转到敞开着的窗户和窗外的草坪上。选择在这个时候拜访恐怖故事中的主人公，真是弗兰普顾的悲哀。
“医生们都一致同意要我完全休息，叫我避免精神上的激动，还要避免任何带有剧烈的体育运动性质的活动。”弗兰普顿宣称。他有着那种在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幻觉，错误地认为，陌生人或萍水相逢的朋友，都非常渴望知道他的疾病的细节，诸如得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之类。他于是又不厌其烦地说，“可是在饮食方面，医生们的意见不太一致。”
“啊！是这样。”萨帕顿夫人用那种在最后一分钟才把要打的呵欠强压了回去的声调说。突然，她笑逐颜开，精神为之一振，但却不是对弗兰普顿的话感兴趣。
“看！我丈夫他们打猎回来了。”她喊道，“他们回来的倒是时候，该喝下午茶了，你看他们全身是泥，连眼睛上都是！”
弗兰普顿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把含着同情的理解的目光投向那位侄女。可是那孩子此时却凝视着窗外，脸上充满了恐怖之色，弗兰普顿登时感到一股无名的恐惧。他在座位上急忙转过身来，向同一方向望去。
只见三个人正迎着落日的余辉向这扇窗户走来，臂下全挟着猎枪，其中一个人肩上还搭着一件白色雨衣，一条疲惫不堪的棕色长毛小狗紧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走得很快，转眼间就要进来了。然后一个青年人沙哑的嗓音在暮色中传来：“我说，伯蒂，你为何奔跑？”
弗兰普顿慌乱地抓起手杖和帽子。在他的离去中，怎么穿出过道，跑上碎石路，冲出前门，这些只不过是隐隐约约意识到而已。路上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险些与他撞个正着，为此，那个骑自行车的人跌进了道边的灌木丛中。
“亲爱的，我们回来了。”拿着白色雨衣的人说道，从窗口走了进来。“噢，瞧这身泥，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呀？”
“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叫纳托尔先生，”萨帕顿夫人说，“他光知道讲自己的病。你们回来的时候，他连一句话也没说就跑掉了，真没礼貌，看那慌乱样，好像见了鬼似的。”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见了那条长毛小狗，”侄女镇定地说，“他告诉我说，他最怕狗。有一次，在恒河流域什么地方，他被一群野狗追到了一片坟地里，不得不在刚挖好的坟坑里过了一夜。那群野狗围着他的头顶转，并不断嚎叫，就因为这，他非常怕狗，一见狗就跑。”
随时随地编故事是这少女特别愿做的事。
老婆婆的故事
——[美国]霍桑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出生的那幢房子里，住着位老婆婆。她一天到晚蜷在厨房的炉火旁，两肘搁在膝头，两脚踏着炉灰，不时转一转烤肉签，腿上摆着只她永远也织不完的粗拉拉的灰色长袜，这袜子跟她的生命一样，越来越细。只到临死那天，才织完了脚趾那几针。那些日子，老婆婆最开心的事就是给我讲故事，她没牙的瘪嘴咕咕哝哝，而我呢，坐在一根长长的木柴上，双手紧紧攥住她的格子围裙。她年纪虽大，记性却很好，一百多年前的事情还记得一清二楚。每次她只管絮絮叨叨，诉说自己的经历与感想，常常把她年轻时就已死去的人的事胡乱搅到一起，结果让人家把她当成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人，或者《祈祷书》里的约翰·罗杰斯。我脑瓜的角角落落大约塞满了上千个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妙不可言，有些马虎凑合，还有些味如嚼蜡。所有故事我都想自己讲上一遍，不过我承认自己讲故事的能耐连这位没牙婆婆的一半也比不上。人家才讲得活灵活现呢，那妙处既不能归功于她自己，也不能归功于任何别人。她故事的基本情节极少合情合理，却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家常琐事。悠悠岁月，日积月累，胡编乱造的也像曾经发生过一般。就像魔鬼（这比喻恰如其分，是老婆婆自己说的）乔装打扮，虽面目狰狞，生着双蹄，却也人模人样。这些故事通常说的是她家乡康涅狄格的一座小山村，那村子的形象已被她活生生印在我脑子里了。那一带长久以来是片蛮荒危险的边地，为了保护自己，人们的房子都建得非常牢固，不少房子至今都保存完好。长大成人后，我曾连续两个夏天乘车去过这座小镇。我惊喜地发现那似曾相识的一座座建筑时，好像一连串梦境化为现实一样。
同样可以乱真的事还有一件，老婆婆说这村里的男女老少（有段时间，但到底是二十五年、五十年，还是一百年，说不准）会同时昏睡过去，将睡一个钟头。每逢这神秘的时辰一到，牧师先生为礼拜天准备的布道词才写了一半就打起鼾来，虽说已是星期六晚上，也无可奈何。母亲正朝宝宝弯下腰却合上了眼皮，即使宝宝尖利的哭声也唤不醒沉睡的母亲。守候危重病人的人自己头一垂，仿佛死去了一般；而那快死的人在永远长眠之前，也要先来一次无梦沉酣的小睡。说白了吧，全村人都睡意浓浓。尽管如此，老婆婆却断言，接下来发生的事她了如指掌。
一个明月清朗的夏夜，有个小伙子和一位姑娘坐在村外。二人原是远亲，来自同一个显赫富有的家族。但这些年来家道败落，一贫如洗。那位叫埃丝特的小姐虽然愿意嫁给她的心上人，但戴维却没钱娶她。二人在一片榆树、栗树林间坐着，正对大路。身旁一弯晶莹清澈的泉水，在月光下轻轻流淌，它穿过丛林青草，呜咽着奔向附近的水道去推动水磨。最近的房子距他俩二十码，是他俩曾祖父生前的老宅，庄严气派，有许多尖角阁，屋顶爬满数不清的藤蔓，好似人老了却戴一顶年轻人的漂亮假发。宅子对面是家客店，门前是一口井和一座马棚。大门左侧有一道低矮的绿坡。从那地方，大路悄悄伸向前方，穿过村庄，中间被窄窄一溜新绿一分两半。路两侧青草长长，比路面宽一倍。一幢幢房屋怪模怪样，月光正对其中一座探头探脑。这房子古老粗糙，破败不堪，自惭形秽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挨着它的是座可怜巴巴的小屋，底层几乎陷入地面，仿佛已对世界绝望了，只好缩到自家地下室去逃避。更远处矗立着一座年头不多的新建筑，惹眼地当街伸出它新油漆的门面，分明是想炫耀自己在这一带的富有。快到村子正中是座磨坊，半遮半掩，因为地面渐渐下斜，朝向推动磨坊大轮子的水道。更远一点的地方，窗户玻璃在月光下闪着幽静的光，这是礼拜堂——一幢脏兮兮犹如谷仓似的东西。巨大的钟楼头重脚轻，直指天空，高似巴别塔，而当初引起的混乱也不相上下。应当说明，钟楼是约摸五十年前增建的，当时礼拜堂已经腐朽不堪，人们一场大吵，险些弄得教友们势不两立。从那儿，大路蜿蜒，顺山而下的景致已看不清楚。视野尽头是礼拜堂隔壁墓地的大门。一对年轻恋人手拉手坐在树下，很长时间都一言不发。因为忽然间，风儿不吹，流水不动，树叶也不再沙沙响。万籁俱寂，仿佛自然之神睡着了。
“夜多美呵，埃丝特！”戴维睡意朦胧。
“美极了。”姑娘同样昏昏欲睡。
“又这么静！”戴维又道。
“是啊，太静了！”埃丝特微微颤抖，犹如风儿轻吻害羞的树叶。
二人共入梦乡。温柔亲密的感情把他们相系相连，同样古怪的梦境也包裹了两个人。但他俩却浑然不觉，仿佛仍坐在潺潺流淌的泉水旁，俯瞰着村庄，俯瞰着那条撒满月光的大路，那古老难看的房屋，以及那枝条扭曲几乎伸进人家窗户的大树。他们感觉眼前罩着一层薄薄的迷雾，一如初秋之夜袅袅的轻烟。后来，他俩并不怎么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人走进村来，已上了大街。这些人到底是来自礼拜堂还是其他更远的什么地方，没法说得清。但人数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打呵欠，揉眼睛，伸懒腰。这些人一路踉踉跄跄，仿佛香梦正酣却被弄醒。他们不时立住脚，抬手至额遮挡月光。越走越近了。埃丝特和戴维感到他们都挺面熟，像是村里乡亲的面容。是的，乡里乡邻，那相貌、那神气，走到天涯海角也认得清的。但这群人看起来都是邻居熟人，单独细审却没一个认得出。更奇怪的是，他们身上最新的衣裳，那式样也好像是前几代人穿的。还有个身影远远地落在众人后面，无法看清。
“戴维，这些怪人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埃丝特懒洋洋地问。
“我也不知道，埃丝特。”戴维回答道。
两人说着，忽见那些人好像乱了起来，他们朝流水方向看了看，旋即四下散开，他们似乎对村里的地形异常熟悉。令人疑惑的是，尽管这些人相互喋喋不休，但旁观者却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说话声。但凡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老宅，周围有松树、栗树、饱经风霜的谷仓、水井、果园、石墙，及一切年深月久却又修缮完好的东西的地方，都围上去这样一小群人。他们多数上了年纪，身边簇拥着年轻的一辈，每个人都满面欣喜，喜悦之中仿佛还带着一分伤感。他们对深深眷恋的家园指指点点，像是在将今日所见与往昔比较。但是，路边也有一片片高低不平的空地，杂草丛生，丑陋的烟囱在废墟上七歪八倒。那里房屋坍塌，炉火也早已冰凉。几个生人在霉烂的房梁上坐下，在生满黄色苔藓的门边铺石上坐下。男人抱着胳膊一声不响，女人绞着双手神情痛苦。小娃娃摇摇晃晃站直身子，躲避老家空旷的坟墓。哪里老宅地基上又竖起华而不实的新房，哪里就有花白头发的老头冲着新房火冒三丈，挥舞拐杖；而他的老伴和子孙也一齐破口大骂。在朦胧的月光下，此情此景令人毛骨悚然。这一切进行之时，那个落在众人后面的身影朝磨坊下面的空地走去。戴维和埃丝特的目光顺那方向一看，发现了一对令人深切同情的男女。小伙子水手装扮，姑娘身材苗条，脸蛋苍白。两人在大街之上飞奔相会，紧紧拥抱。
“他俩分别一定很久了，”戴维感叹道。
“至少五十年了。”埃丝特接口。
这多姿多彩、古色古香的画面，使二人充满好奇，便继续悄悄凝望。他们注意到一堆谈兴正浓的人群，那是在客店附近的那伙人，他们聚拢后坐在门旁左侧那道低矮的绿坡上。一个胖老头尤其引人注目，他上穿衬衫，下着火红的马裤，大肚皮上还系着条邋遢围裙。双手搁在围裙下面，时不时撩起来擦擦红通通的脸膛。他的老伙计派头十足，头上还留着印第安人斧砍的伤痕，看他那身破旧的皮军服，显然是一名州警备队的老兵。不过如今再点他的名，可能不会有人应声了。还有一个面容粗犷，头戴一顶沾着柏油的帽子的人，裤子又肥又大，像个把青春抛在了海浪之中的水手，在白发苍苍、满面风尘后才回到陆上的家园。另有个单薄的青年，衣着随便，不时朝那位苍白的姑娘投去愁闷的目光。和这些人坐在一起的还有位猎手及一两位别的人。很快又来了个磨坊主，他的身上落满了磨坊里飞扬的粉尘，一身雪白，仿佛撒满细碎的星光。这些人个个兴高采烈，笑得前俯后仰（大概有谁讲了句笑话，可又听不到声音）。奇怪哟，他们在月光下宛若一群影子在闪光。爬满假发般青藤的大宅门前站着另外四个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头儿，气度不同凡响。三角帽镶着金边，外衣湛蓝，粗大的金表链上还刻着纹章，估计不是治安官也是县里的少校，此人虽然骄傲自负却弥补不了五短身材的缺陷。下一位重要人物面相严峻，约摸六、七十岁，一身黑色镶边的套装足以表明他的身份。油光可鉴的秃头配得上五十年前村中一位最有名气的传教士，此人在圣坛上痛斥戴假发的虚荣。还有两位浑身深灰色衣裳，一副教堂执事的庄重模样——一个太高太瘦，正像数学家说的那样，将普通人的体积无限拉长；另一个太矮太胖，大概是把同一个人拼命压缩而成。四位人物谈得认真热烈，激烈挥舞的手势表明又在为礼拜堂的钟楼各执己见。严峻的黑衣人神情古板，仿佛在宗教会议上发表演说。矮个子执事嘀嘀咕咕，不时冒一两句，跟他的个头一样简短。他那高个子兄弟则说得又臭又长（以此类推），那声音想必又尖又细。挂金链的小老头分明被他的废话惹烦了，情绪激动地蹦来蹦去，他朝钟楼，朝两个执事，朝那秃子牧师，直挥拐杖，还咚咚地直跺脚，恨不能把地球跺出个洞来。其实没那么严重，他脚下的青草也未必会被踩弯。那个先头落在众人后面的身影此刻从磨坊爬了上来，原来是个老太太，手里还握着件东西。
“她怎么走得这么慢？”戴维纳闷。
“没看见人家腿瘸呀？”埃丝特回答。
这位腿不方便、落在人后的老太太，一瘸一拐地走来，神不知鬼不觉，走过争吵不休的那一群，在泉水左岸停步，她站的地方离戴维和埃丝特只有几尺远。他们发现老太太风采照人，世上少见。其亮闪闪的鞋子，金后跟的长袜，都在红色的大裙子下面发光耀眼。裙子被裙环撑得老大，简直快炸了，裙边绣满些微褪色的花朵。裙子上身从胸前分开，极情极致地露出紧裹上身的蓝色锦缎内衣。脖子上一圈硬硬的绉领，头上一顶精美的薄纱帽，可惜不太干净了。她的鼻子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镜片极大。只是老太太面孔干瘪尖利，一脸吝啬和贪心，与浑身的华服与手里的东西形成鲜明对比。这东西是把铁铲（家庭主妇叫“火铲”的便是），清理炉膛用的。只见她在清泉与一棵栗树之间选定一块地方，便卖力地挖起地来。可是软和的草皮好像是坚硬的花岗石，任她使尽全身力气也无可奈何。老太太扔下铲子，一会儿怪可怜地哼哼唧唧，一会儿又咬牙切齿（她可真没几颗牙啦）地绞着骨瘦如柴的黄皮手。然后又满怀希望，接着挖下去，可结果还是一样——这情景戴维和埃丝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有时看得出来，连月光都能穿透那个老太太，在泉水那边一闪一闪。这时，挂金表链的小老头发现了她，便轻手轻脚走过来。
“老太太干得真卖力！”戴维道。
“去帮她一把，戴维。”埃丝特心肠软。
听到两人睡意浓浓的说话声，老太太和她身后那个骄傲的小老头立刻抬起头，打量青年和姑娘，目光亲切和善。但这目光模糊不定，稍纵即逝。老太太又开始挖她的地，但铲了几下，她感觉有些异样，抬起头，只见有只手搁到她肩头，她颤巍巍回头一看，竟是那位蓝衣服的贵人。她丢下铁铲，两人热烈拥抱，久久没有分开。这么体面的两位老人，想必是对夫妻。老头疑惑地指指铁铲，好像在问太太挖什么，而她却没有回答，并摆出一幅端庄圣洁的神气，与任何相同情况下的贤淑女人一个样。但她终究还是忍不住打眼镜背后瞟了一眼那块顽固的草地。二人的身影非比寻常，仿佛哪个高明的珠宝商给他们的黄金饰品染上了落日余晖的金黄，而他们衣裙的湛蓝则借自明月附近的夜空。小老头的丝背心似一片彤云，老太太的红裙子是灿烂的朝霞——两位老人都像无血无肉的五彩空气。突然，所有的人都同时一震，绅士掏出一块怀表，大得如同钟楼上的日晷。他瞧一眼发出警告的指针，拔腿就走。太太也紧随其后。客店门旁那一群则惊慌地跑了起来，领头的是那个穿火红马裤的大胖子。高执事大步流星，矮执事鸭子似的尾随其后。母亲呼唤着孩子动身快走，神情忧伤且恋恋不舍。仿佛一团迷离的梦幻，被来自天空的无形力量催促，眨眼间，人们全都逃之夭夭。风乍起，发出古怪的呻吟，顺寂寞的村街一路追去。然而这些人究竟去向何方，恐怕连风也无从知晓。只有戴维与埃丝特似乎目睹了老太太幻影般的辉煌。月光下，她还在墓地大门口流连不去，顾盼着那道清泉。
“哦，埃丝特！我做了个多奇怪的梦！”戴维猛醒，揉着眼睛。
“我也是！”埃丝特可爱的红唇打个圆圆的呵欠。
“我梦见一个老太婆，戴一副金边眼镜。”戴维又说。
“还穿一条绯红的大裙子。”埃丝特补上一句。两人面面相觑，有些诧异，又有些恐惧。思忖片刻，戴维深吸一口气，站直身体。
“要能活到明天早晨，”他道，“我就去瞧瞧那棵树和泉水中间的地方到底埋了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现在不去呢，戴维？”埃丝特聪明伶俐，感到此事保密为宜。
戴维也觉言之有理，便四下寻找工具，好按姑娘的话去做。月光如水，照亮靠在老宅墙上的一件东西，走近一看，是把铁铲，与他们在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戴维立刻动手，运气比老太太好得多。泥土很快被他挖开，并逐渐挖出个与泉水小湾一般大的洞来。突然，小伙子把头朝洞底凑过去，大叫：
“噢——嗬！——瞧咱们找到什么啦！”
怪梦
——[法国]莫洛亚
她对人这样说：两年前，我得了一场很怪的病，做梦的怪病，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在梦中，我漫步在乡间，老远看见一座长方形的白色矮房，房子四周是一簇簇葱郁的椴树丛，左侧有块草地。虽说草地上生长的参天白杨破坏了对称的布局，可是，并没有给人以不适之感。站在远处就能看见白杨树冠在椴树丛上空随风摇曳，翩翩起舞。
这座房子对我是一种很强的诱惑，我情不自禁地走近它。入口处挡着一道漆成白色的栅栏，进入栅栏之后，要走一段幽深的小径。道旁的林荫丛中种着许多花，有报春花、长春花、银莲花等春天吐艳的花朵。当我伸手去摘的时候，花儿就立即枯萎了。走到小径尽头，离那座房子也就几步之遥了。房子的正前方有块宽阔的草地，草儿修剪得如英国草坪一样平整，但不高，草坪里惟有一行紫罗兰向远处延伸。
那座房子的房身由白石构建，而房顶上覆盖着板岩。平台不大，上面是一扇栎木制造的浅色大门，门上面雕着花纹。我很想进去参观一下，可是没有人出来开门。我很恼火，我又按门铃又叫喊，最后把自己从梦中叫醒了。
那几个月，我天天晚上做这个梦，分毫不差，时间长了，我就认为，在我童年时，肯定见过这个花园别墅。但是，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于是我产生了寻找这个房子的念头，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简直难以抑制，以致有一年夏天，我刚学会驾驶汽车，就决定利用假期到全国的公路干线上去寻找我梦境中的那座房子。
我找遍了诺曼底、都兰和普瓦图，但都没有见到我梦中的那座房子和花园。十月我驱车返回巴黎。到了冬天，那座房子、花园又出现在我梦中。去年开春后，我恢复了在巴黎近郊散步的习惯。一天，正当我穿越伊斯勒当附近的一条河谷时，骤然感到喜出望外，这是一种阔别多年后重见心爱故园旧友时的喜悦。
我敢肯定我绝对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可是我对展现在我右侧的景色却非常熟悉。白杨树的树梢在椴木丛的上空摇曳。透过枝叶初生的杨树，隐约可见一座白色的房子。于是，我明白了，我找到了梦中的别墅。我知道，在百步之外，有条小道和公路呈十字交叉，果然小道就在那儿，我沿着小道一直走到白木栅栏跟前。
栅栏后边就是那条我经常走过的小径。当我从浓密的椴树丛中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绿色的草坪和不大的平台，平台上面就是那扇栎木制的浅色大门。我快步登上石阶，伸手按了门铃。
我担心像梦中那样没人理我。谁知过不多久，一位仆人出来开门了。这是个老年男子，他神情忧郁，嘴唇紧闭着。一见到我，他显得很诧异。他凝神注视着我，一声不吭。
“打扰您了。”我说道，“我不认识房主，但我非常想参观这座房子，望您行个方便。”
“太太，这是一幢待租的别墅，”他神色怪怪地说，“我留在这儿就是为了带领参观。”
“待出租？”我说，“这是真的吗？……房主为什么不愿居住在这所漂亮的别墅里呢？”
“太太，他们以前就住在这儿，自从房子里闹鬼，他们便搬走了。”
“什么？闹鬼？”我说，“哦，这绝不会使我就此却步的。没想到，在法国乡下竟然还有人信鬼……”
“太太，同您一样，我当初也不信，”他一本正经地说，“假若不是我本人在夜间经常在花园里碰见那个把我房主吓跑的幽灵的话。”
“这可真太离奇啦！”我一面说，一面试图报之以一笑。
“太太，”老人郑重地说道，“对这事至少您是不应当一笑置之的，因为这个幽灵就是您。”
消逝的记号
——[日本]都筑道夫
林田幸造与吉冈两人慢慢走在东京的人行道上。六年时间里，东京已变成了汽车的世界，连人行道上也可以行车，就在两人发现疾驶的汽车，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林田幸造紧紧地搂住吉冈，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
好容易才服满了刑期，但是，在刚刚成为一个自由人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却又变成了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人，这真是人生中的不幸。看来吉冈只不过是脚部骨折，而林田伤势十分严重，在医院动手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看来我是逃不过这个劫难了，如果就这样去了，我是死也不瞑目的，听到我说话了吗？吉冈，你大概很快就会好起来。我有个最后的请求，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它。”
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林田一面强打精神，一面吃力地同吉冈悄悄地说：
“我唯一的一个女儿，住在名古屋，你要是能把我的钱送到她手里，就分给你三分之一。即使三分之一，也有一百三十三万。这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女儿的住址。”
林田拿出那张纸条。吉冈用手接过来说：“这么多钱，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了？”
“埋在地下，用油纸包着，分做两包，总共有四百万。虽然是埋在繁华的东京，但那里和乡村一样，十分偏僻，离繁华的地方有一段不近的距离，是一个有梅林的地方。”
林田详细地讲述了埋钱的地点之后说道：
“钱是埋在梅林中的一棵树根底下，树上已经做了记号，你就放心吧，不知详情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的。这个记号是刻在树上的一个图案：一颗心上面插着一支箭。这支箭的箭羽上面是四根毛，下面是三根毛，这就是识别记号的标志。”
“四百万，是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四百张吗？”
“是一捆一捆的四十捆。那个时候既没有一万元一张的，也没有五千元一张的钞票。”
“噢！我知道了，这笔钱就是你因之入狱的那笔钱，对不对？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动，真了不起啊！我可以把钱送给她，但是，要分给我一半。”
“好吧！我别无选择。不过，要是你不送去，我就变作厉鬼来找你算账。你要不信，就尝试一下好了。”
林田真的是别无选择才这么做的。这是一笔让他朝思暮想、死也忘不了的钱。原来是两人合伙抢来的。他的同伙在作案的第二天，因为拒捕被开枪打死了，而他是为了搞到远走高飞的路费才去作案的，但是没有成功。实际上，真正独吞这笔巨款的人正是林田本人，而已死的同伙是无法在法律上提出异议的。
“你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不会反悔的。”
就这样，吉冈答应了林田。但是吉冈的伤短时间内却一直没有治好，好容易才出院，却正赶上一直以为自己受了重伤的林田也在同一天出院。林田一出院马上就说：
“咱们之间的谈话，你就忘了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吉冈不同意。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一个简易旅馆里。第二天匆忙赶往车站。在旅馆里，在路上，林田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哀求吉冈，可是吉冈却一边奸笑着，一边坚持非要一半不可。在车站的站台上，吉冈对林田说：
“你出尔反尔，你既然答应送给我一半，你就得实现诺言，一半总比我得到全部好吧！”
冷不防，林田一下子把面带奸笑的吉冈推倒在铁路上。这个时候正是火车进站的那个时刻。
在一片混乱之中，林田溜出了车站。当他按着计划好的路线赶往目的地的时候，天已快要黑了。林田不但找不到自己做的那个记号，就连梅林本身也没有找到。他向过路的人打听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
“啊，你问的是挖出巨款的那一片梅林吧。瞧，盖了新房子的那一带，就是原来的那一片梅林。”
原来，在他入狱的六年间，那片梅林已经不复存在了。
行骗的裤子
——[匈牙利]哈太衣
我有一个穿着很体面而实际上却很穷的朋友，他是个伯爵，名叫颇勃罗虚。这一天我们在街上见面了，他碰见我，似乎不太高兴，也许是因为他那双深邃的双眼，已经看破了底细，知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怜。尽管尽我的所有，至多能付一杯咖啡的钱，但我们俩仍旧踏进了一家咖啡店。
“我最后一次看见一张面值一百克伦钞票，是一月里的事。”伯爵对我讲述时眼中透露着羡慕。“那张钞票是美丽的……还是全新的，根本没有皱折……是一位中年先生拿出来付帐的……他坐在那边靠着窗子，就是现在那位太太坐着在看‘Figaro’报的那个座位……我从这里看过去，十分清楚……当时我看得很仔细，因为直觉告诉我，以后再没有机会看见同样美丽的钱币了……”
伯爵停止了讲述，我很难受，想说一些安慰话，但又不知说些什么。
“我是一个伯爵，”他说，“可是我倒很愿意和下贱的金钱握手。怎么说呢？要是我有这样一个钱币揣在怀中，我将会非常激动，我一定紧紧地藏着，连风也不许吹坏它，而且……”
忽然一种碎裂的声音传自伯爵的身底，伯爵的脸色怪怪的，他摸索了一会，很伤心地说：
“糟糕，我的裤子被可恶的钉子撕破了，现在我的裤子已吊在钉上，我也只好吊死在旁边了。除了它，我没有别的裤子，它是从荣华的日子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但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正计划送一条裤子给他，他却已捺着铃叫侍者过来。侍者便立刻毕恭毕敬地站在这位伯爵老爷跟前。
“去！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那侍者连连答应而去，不一会儿老板果然来了。伯爵摆起一副大架子，向他说：
“当我踏进你们的不太体面的铺子的时候，这条裤子，你瞧，还是很新没有破的。我很欢喜地坐在这儿，和我向来坐在那家著名的大咖啡馆时一样的坐法。可是结果，钉子竟会把我的裤子撕破了，你明白没有？是那脱出了的钉子！”
“非常遗憾！”那老板说。
“是啊，真是遗憾！亏你说得出口！”
“请您多包涵！本人一切都知道。这裤子值多少？”
“30法郎。”
“好，我赔给您！”
老板拿出30法郎赔给了伯爵，随后就出去了。
颇勃罗虚瞧着我，颇有得意的神色。
“这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可是我们还坐在这里做什么？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他站起来，重新向那椅子瞧了一瞧，这椅子使他交了30法郎的鸿运。
“可恶的钉子！”他说时便把那钉子拔去。“不然，还会撕破了别人的裤子！”
看得出来，伯爵很是兴奋，他迈着舞蹈似的步子，邀我进了离这儿最近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他叫了许多东西，大喝特喝，有了30法郎，他像是永远用不完似的……他扯东扯西地讲了许多不中断的话。忽然又停住不说了。
“真是怪事。”过了半晌，他很激动地说，“我难道中了邪？”
“是什么事？”我惊异地问。
“我又坐在一枚钉子上了。”
于是他又喊了侍者，吩咐他去叫了老板来。
“当我踏进你们的不太体面的铺子的时候，这条裤子还是很新没有破的。后来怎样呢？钉子竟会把我的裤子撕破了……”
同样，那老板又毕恭毕敬地赔给了伯爵30法郎，伯爵却显出一副不太畅快的神色。
我现在无须再说，走进了第三家咖啡馆，裤子被又撕破了，而且在第四家第五家里也都一样。我再笨也感觉事情有点不对，便想离开他。
“你是不是认为我在干行骗的勾当？”伯爵问道，“但是这实在不是有意行骗，我坐下的时候，总是恰巧坐在钉子上头，不过钉子是我自己带着的……无论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我统计了一下，那天晚上，伯爵的裤子总共为他挣了600法郎。
不可饶恕的过失
——[匈牙利]依·沃尔克尼
两个男护士各得了我给的二十个福林，便殷勤小心地把他用担架担下楼来。到了医院，我又给病房日班和夜班护士各二十个福林，请求她们看护他。她们向我承诺，她们会每隔半个小时去看看病人。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去看他。他虽然有开口说话的能力，却沉默不语。他邻床的病人偷偷告诉我，那两个护士根本就没有踏进病房来瞧他一眼——考虑到她们有一百七十个病人要照看，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大夫们也不屑去给他检查，只是说星期一要给他会诊。邻床的人说，用这种办法处置星期六上午送来的病人是他们的习惯。
我想找头天值班的护士问一下情况，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星期天的值班护士，我也塞给她二十个福林，求她时不时进去看看我父亲，我还要求见大夫，因为我在家里已经把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她告诉我大夫被叫到女病房去给一位患者输血了，但她劝我不要急，她会把情况代我向大夫讲的。我回到病房，父亲邻床的病人一再要我不用着急。既然值班大夫没有时间检查我父亲的病，我也就没有机会塞钱给他了。明天病房大夫来了，他们才有时间给我父亲检查。
“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父亲。
“不需要，谢谢。什么也不需要。”
“我去为您买几个苹果吧？”
“谢谢你。我不需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终止，实际上我想与他沟通，但一时之间，又不知从何谈起。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身上什么地方痛，他却回答说哪儿也不痛，于是我再也想不出该问他什么了，我们只好面面相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羞怯，而平时我们之间主要是谈事实，任何发生在头一天的事实，第二天它的意义便缩小到零。我们也从不谈感受。
“噢，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呆了一会后我说。
“好，那你回去吧。”
“明天我再来，再找大夫。”
“谢谢你。”
“明天上午病房大夫才能来。”
“我知道了，谢谢你！”他说着，用目光送我到房门口。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便被告知我父亲于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一踏进217号病房，便发现另外一个人占领了他的床位。邻床的病人告诉我，我父亲死前很坦然，也不痛苦，他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就过去了。我怀疑那人没有说实话，因为我觉得要是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也会用和他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话的。不过我还是说服自己相信父亲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就死去了，他邻床的病人根本没有骗我。
我被叫去处理一些手续，我来到医院接待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是一名我从未见过的护士。她把他的金表、眼镜、钱夹子、打火机和一纸袋苹果交给我。我给了她二十个福林，接着向她问及他的情况。这边手续刚办完，整容的师傅就走进来了。他的任务是给躯体梳洗、穿衣服、化妆。他在使用“躯体”一词时，指的是提到的那个人虽然不再活着，可也不是一具十足的尸体，因为尸体的概念应该是整容过的。
我突然想起那封装着一百福林钞票的信封，忙掏了出来塞给这个整容师。他断开封口，往里瞥了一眼后，猛然摘下帽子，从此在我面前再没有把它戴上。他爽快应允我包我满意，我只需要送来一些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被单就行了，他一直保证做得完美。我告诉他说我当天下午就把这些东西送来，外加一套深色的西服，不过我想现在就去看看他。
“您现在就要去？”他吓了一跳，同时问。
“是的。”我说。
“您一定更愿意等它梳洗完毕后再去看它。”他建议说。
“不，我现在就要去，”我坚持道，“我要弥补我的过失。”
他不情愿地领我到太平间。那里亮着一盏电灯，没有灯罩，光线非常强。我们走下几级混凝土台阶，正好在台阶脚下，我看见父亲仰面朝天躺在混凝土地板上，他摊开着四肢，战争场面的油画里，凡在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士兵都是这个姿势，只不过他赤裸着身子。从他的一个鼻孔里露出半截棉花球，另一个棉花球则沾在他的左臂上——显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给他注射的地方。
“您其实现在不该来，这会使你很难受。”手里捏着皮帽的整容师抱歉地说。即使在冰凉的地窖里他也不戴帽子，站在我身旁。“如果您等我为它做过整容后再来看，肯定会很满意。”
我没有回答。
“他病很久了吗？”过了片刻，那人问。
“对，病很久了。”我回答。
“噢！那我应该这么做，”他说，“我要把他的头发理短点，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些。”
“您看着办吧！”我说。
“他梳什么头？”
“分头。”
他不再说话了，我也沉默不语。我不能对父亲说什么，或做什么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无论现在我做什么，说什么，即使我死在他身边，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过失。
明天的报纸
——[匈牙利]厄尔凯尼
司机彼莱斯雷尼·尤若夫开着车牌为“CO-75-14”的汽车来道旁的售报亭买报。
“我要一份《布达佩斯新闻报》。”
“对不起，没有了。”
“那么来一份昨天的也行。”
“真对不起，也没有了，不过我这儿碰巧有一张明天的报纸。”
“那上面刊登电影院的节目吗？”
“刊登，全都在上面。”
“好，来一份！”
彼莱斯雷尼坐在车上翻阅起报纸来，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条放映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预告——“金发姑娘的爱情”，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这部电影在斯塔奇大街的“蓝色山洞”电影院放映，五点半开始。
彼莱斯雷尼看了看表，发现时间还早，就决定再看一会报纸。他的目光一下子停在一条关于彼莱斯雷尼·尤若夫的报导上，上面写着：彼莱斯雷尼驾驶一辆车牌为“CO-75-14”的汽车在斯塔奇大街上超速行驶，在离“蓝色山洞”电影院不远处与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相撞，司机彼莱斯雷尼不幸身亡。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彼莱斯雷尼自言自语道。
他看看表，电影马上要开演了，彼莱斯雷尼把报纸往口袋里一塞，开着车就走。汽车在斯塔奇大街上超速行驶，在离“蓝色山洞”电影院不远处与一辆卡车相撞。
结局真如那张明天的报纸所报：司机彼莱斯雷尼不幸身亡。
慈善款
——[前捷克斯洛伐克]雅·哈谢克
12日是“真善人”行善俱乐部结账的日子，这次结账发现还有120克朗的现款没用，委员们便聚集在俱乐部的房间里，开会讨论怎样在圣诞节以前将这笔款子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去。
主席已喝得晕晕忽忽，但仍不忘大谈特谈寡妇、孤儿轶事。并悲凄凄地讲了一段某位在圣诞树上自尽的穷寡妇的秘史。讲着讲着又感觉有些口渴，便又命人取李子酒解渴。
事务长取来了3瓶啤酒，委员们这才重振旗鼓，讨论起这笔余款的合适用途来。主席饮了两口掺有啤酒的李子酒后，建议登报征求穷寡妇5名，但要有一定的要求，只有那些家徒四壁、拖儿带女、贤惠的寡妇才能应征。她们可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时间内，来行善俱乐部交应征申请书。
最合乎要求的5名寡妇将获得“真善人”俱乐部无偿赠予的100克朗，这样还能剩下20克朗。这笔钱又怎样花销出去呢？
委员们很圆滑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用这笔不好处理的零钱买了酒来一饮而尽，使那笔慈善基金变成了100克朗的整数。
主席的主意确实见到了实效，几乎每天晚上醉酒的主席都会接连不断地收到寡妇们的应征申请书。头一天便交来了60份，还有20份是邮寄来的。只弄得主席头昏眼花、身心疲惫，心中十分烦躁，一下子就将满腹行善的热心化成了一片冰冷。这群源源不绝涌上门来的寡妇们使他一肚子没有好气。她们一个个吻着他的手，痛哭失声向他宣泄自己的不幸。
这天晚上，一个拖儿带女的寡妇来了。十几个脏兮兮的小孩，使主席的脑袋一下胀大了许多倍，他直盯着那群相貌完全相同的小家伙。只见那妇人一声令下，他们便同时悲天哭地起来，并连吻带舔地吻起他的手来。他们那副可怜相在主席的眼中竟显得那么悲苦，使他不禁动了一下恻隐之心，险些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掏出几文小钱来赏给他们。
就在主席大动恻隐心之际，门外又来了一伙穷苦人，由一个凶悍的女将军和5名小将组成。当女将军瞧见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时，脸庞上立刻布满了腾腾杀气，双脚蹦得老高，朝那群“孤儿”的“亲娘”扑去，她左右开弓、啪啪一连打了她好几个嘴巴。
“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争？”她厉声怪叫道，“你明明有汉子，还三天两头吃鸡。想不到你竟把全屋子的小鬼都弄来骗钱，你这么不知廉耻……”
主席惊惧万分地望着这出别开生面的演出。挨了耳光的妇人在她的怨敌身上敲断了主席的一柄伞。小将们见主将动了手，也相互扭打起来，登时将书橱上的玻璃打得粉碎。
主席顿时火冒三丈，终于抑制不住加入战团。幸亏俱乐部的侍者及时赶来撵走了那位“亲娘”，小卖部的人员也闻声跑来，将那位悍妇轰走了。小将们见势不妙，便一个个脚底揩油，溜走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一会儿响起了主席的一丝游魂般的声音：
“给我来一点白兰地。”
他一杯接着一杯喝，总共喝了二十杯左右，然后他将桌上的台布扯过来胡乱盖住身子，在安乐椅子上呼呼入睡了。那些申请书则扔得到处都是。
“真善人”俱乐部的委员们再次聚到一起商讨余款的处理问题，这次这帮善人的酒喝得很有节制，总共才花了十五克朗。在给书橱补上玻璃后，那笔慈善基金就剩下80克朗了。因此抚恤金的款项只好相应削减，其结果是：每人20克朗的受恤名额变成了4名。
商讨的结果是把收申请书的任务交给事务长，因为事务长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厉害。当有位申请人伸出双臂去搂他的膝盖时，他便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
“放开！你这个穷鬼！”
接着来了一位风情万种的寡妇。
“甭跟我废话！”事务长声震屋瓦，“快把申请书交上来拉倒。懂吗？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走开！”
几天后，委员们重聚一堂，又开始郑重其事地讨论起俱乐部的崇高宗旨来。主席要求赔偿他那柄被敲断的伞。他希望总共能得到20克朗的赔偿费：赔伞和赔偿他昨晚值班时的精神损失。这引起了委员们的极度不满，他们一致反对这个要求。
事务长呼声最高。他说，如果主席能够领到20克朗的话，那么所有值过班的委员也都有资格领。另外，他还要报销他今天值班时所吃掉的一份牛排和三瓶啤酒，共两克朗。
他们唇枪舌剑地吵到满天星斗，最后大家才一致公认，与其让这40克朗落入不义人之手，还不如将它们分送给两名淑仪可人的寡妇每人20克朗的好。
完全可以想象，在这场善人会结束之后，那笔善款又将被用去一笔不小的部分。
圣诞节前夜即将到来，俱乐部的钱柜里只剩下不到1克朗了，而穷苦的寡妇们交来的322份申请书却在桌上堆积如山。
“各位好心的委员们！”主席宣布道，“今年由于种种突如其来的情况，圣诞节抚恤金不能照发了。目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笔余下的慈善款。我的意思是把这笔善款划到明年的善款预算中，你们同意吗？”
“同意！”委员们一致高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