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商代表——宁波商帮的历史流变。
宁波地处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是海外贸易重地。据记载，宁波秦时称鄮，“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晋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市舶商船遥达海外，即使是福州、台州等地启航的海船，一般也先到宁波（明州）停泊，后横渡东海，到达值嘉岛、博多津、新罗等地。北宋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置明州定海（今镇海），当时明州是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陶瓷之路”的启航地，开赴日本、高丽的商船也大多从这里出发。南宋时期，明州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定海（今镇海）也“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明朝时，政府历行海禁，宁波人外出经商者和手工业者渐多，大批贸易转向内地，明末宁波商帮初始形成。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宁波埠际贸易迅速发展，也使宁波商帮势力不断加强，相继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杭州以及辽宁、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业重镇建立会馆，结帮经商。清末民初时的上海，方（介堂）氏家属、李（也亭）氏家属、严信厚、王铭槐、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一大批新一代宁波商人脱颖而出。他们不失时机地开拓经营地域，充分发挥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优势，把商业和金融业紧密结合，从而使“宁波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20世纪40年代前后，大批宁波商人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从港台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凭借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海外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和发展。
近代“宁波帮”中，出现了香港中华商会会长王宽诚，“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香港发展局主席安子介，“娱乐大王”邱德根，“棉纱大王”陈廷华，“毛纺大王”曹光彪，“纺织大王”厉树雄、王统元，“电子大王”邵炎忠，金融巨子李达三；全美华侨总会董事长应行久、旧金山华商总会会长张济民；旅台宁波人应昌期、叶启发；日本侨团孙忠利、傅在源等一大批代表人物。他们不但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而且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颇受海外注目的“宁波帮”中坚力量。
2.浙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
（1）依托地理优势，发展海外贸易。
宁波帮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与作为著名对外贸易以及沿海贸易港口的宁波港有密切关系。宋代以后历代都在宁波设有对外贸易机构，自此宁波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明清时期，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口岸，并发展成为沿海的重要商业都会。良好的港口，便利的交通，发达的传统商业，为宁波商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宁波地区地少人多，宋代以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就已经相当突出，明清时期这种矛盾又有进一步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既然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于是一部分百姓开始在农业之外另谋生路，明朝万历时期已有宁波之民“半游食于四方”的记载。宁波丰富的海产品又为这些经商者提供了大量而稳定的货源。不仅如此，宁波发达的帆船制造业也为宁波商人从事贩运和海上运输提供了有效的运输工具。这都是宁波帮产生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部分宁波帮海商以南北号船商和沙船商为代表，从事沿海贸易，逐步发展成为清代北洋航线上重要的海运势力；另一部分宁波帮海商则进入清代对日铜料贸易之中，并自乾隆中叶起，取代原来在此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福建洋铜商势力，成为清代东南洋铜商中的主角。南北号船商、沙船商和洋铜商把宁波帮海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宁波帮的活动区域还延伸到海外，经营着合法而颇具规模的对日贸易。乾嘉时期宁波帮的大发展使其由一个普通的地域商帮，一跃成为紧随徽帮、晋帮、广帮、闽帮之后的国内著名商帮。宁波帮在乾嘉时期崛起更值得引起高度的注意。实际上，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国内主要的商帮已经由徽、晋两帮南北对峙，演变为晋帮、广帮、闽帮、宁波帮四强争雄的局面。
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宁波帮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贸易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我们说买办和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为他们从事的交易已经不是传统的交换，而是国际贸易，是中国农产品与西方工业品的交换。
（2）眼界开阔，与时俱进。
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埠初期的买办以广东籍居多数，随后，江浙籍买办也悄然兴起，而宁波帮买办是其中坚。近代宁波帮买办商人首先在上海获得发展。一般认为，上海最早的宁波帮买办是穆炳元，此人在鸦片战争期间定海失陷时为英人所俘，英人教以英语以及贸易方法，英军攻占上海后，穆也随英船到沪。上海开埠后，他便协助英商从事贸易。早期的宁波帮著名买办还有杨坊、方氏兄弟、叶澄衷等人。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宁波帮买办对于广东帮买办的优势地位已构成日益强有力的挑战。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帮买办超过广东帮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从此以后直到买办制度被废除，宁波帮买办在上海的优势地位从未动摇。这一时期，宁波帮买办中的朱葆三、虞洽卿、徐懋棠、刘鸿生、周宗良等著名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上海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宁波帮买办在上海确立了优势地位后，从19世纪80年代起，又将其势力和影响扩大到天津、汉口等地。宁波帮进出口贸易商也随着近代对外贸易的扩大迅速发展，特别是上海进口行业中的金属、染料、棉布、机械、杂货等新兴的重要商业领域，宁波帮商人长期占据近乎独霸的地位。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徐懋棠、刘鸿生、周宗良等人皆以买办兼营进出口贸易，成为著名的经营巨子。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店、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店、周宗良的谦和靛油号、蔡氏家族的蔡仁茂玻璃洋铁号，都是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著名行号。这样，在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以宁波帮买办为主体的新式商人迅速崛起，并成为宁波帮的核心。宁波帮新式商人对西方商人有很大的依附性，往往受雇于西方商人的洋行、银行或轮船公司，帮助洋行推销洋货。由于福建帮在鸦片战争后衰落，宁波帮与广东帮、山西帮在中国商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宁波帮的第三个重要发展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轮船航运、银行、工业等新兴企业领域或金融机构，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在近代银行业中，宁波帮长期控制着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另创办有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著名银行。在近代轮船航运业中，宁波帮商人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就在广东购得外国轮船一艘，命名为宝顺轮，组织庆成轮船局；该轮船局不仅在时间上早于招商局，而且经营卓有成效。此后，宁波帮商人创办的戴生昌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轮船公司。在近代工业企业中，有刘鸿生企业集团、三友实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五洲药房、信谊化学制药厂、民丰华丰造纸厂、大中华橡胶厂等著名民族资本大中型企业。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创业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3）勇于开拓，克勤克俭。
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足迹遍及海内外。继上海成为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后，20世纪40年代，香港又成为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此后，一批宁波商人又进一步向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拓展，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宁波商帮善于保持商界久享盛誉的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等特色传统项目，还不失时机地开发新的经营项目。他们敢于师夷之长，从中学习轮船航运业、银行证券业、五金颜料业、房地产业、保险业、垦殖业和进出口业务等新兴行业。他们思想机敏，经营灵活，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市场需求，及时更新经营项目。但宁波商人并非洋奴，而是民族立场坚定，敢于跟洋人竞争较量。早期虞洽卿对英商在轮船票价上的抗衡，近期包玉刚与英商竞争收购九龙仓的成功，都成为轰动一时的美谈。
宁波商人历来有吃苦耐劳、知难而进、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的品质。绝大多数宁波商人都是从最低层的劳动者开始，“出门谋生但求一枝之栖，为僮为仆在所不计”。“五金大王”叶澄衷，11岁入油坊为学徒，3年后到上海学成衣匠，不成，又入杂货店做活。上海开埠不久，随兄在黄浦江上摇舢板。什么苦都吃，什么累活都干，学得业务烂熟，“门槛全精”，但为人诚实可信。他还勤学“西语”，深得“西人”信赖。后经人介绍与洋商贸易，经营洋油、洋烛、洋线兼及五金杂货等，发展成宦海商路皆通，社会上称他为“五金大王”。许多“宁波帮”人士都走过一条坎坷而艰辛的创业之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事业有成之后依然简朴节俭，宁可一掷千金捐办公益事业，自身却从不奢侈挥霍。包玉刚先生生前曾为宁波大学师生题词：“持恒健身，勤俭建业”。这既是对后人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操守，更是“宁波帮”精神的写照。
（4）以诚为本，务实取信。
在宁波，有一条名叫“药行街”的街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条街上曾经开满了大大小小的药铺。由于宁波人“讲信用、重诚信”的经商理念，这条药行街一度成为中国药材业的中心。宁波人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丝毫未见褪色。
在宁波有句俗话叫“天下之主、不如买主”。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如果没有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胸怀是根本做不到的，宁波商帮的诚信就是在一次次的商业风云中创建起来的。关于诚信，清代鄞县商人孙昌燮曾说，“信义人所弃，自我得之，则富贵也。“信是宁波商人最看重的商业伦理，主要表现为信誉至上，货真价实，诚实不欺”。我国近代民信局几乎为宁波人所独占，良好的信誉无疑是其成功的基本因素。近代宁波人开设的钱庄以其信誉卓著而闻名于世，人称“信用钱庄。历史上宁波则有“赊销码头和“过账码头”之称，这都是“信用宁波的佐证。
清浙东学派形成的“最重人格、最重良心”的学风，哺育了一代代宁波商人重视信与义，主张以诚信为本，从义内求财的经商理念。历史上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信誉卓著，所开出的庄票通行沪上及各埠。为此，他们执掌上海钱业至首要地位而多年不衰。同样，宁波人的信誉支持了上海民信事业的发展。钱庄业和民信业的盛况反映出宁波人“重然诺，尚信义”的诚信特征。赵安中先生的创业道路全靠诚信获得朋友，又靠朋友取得发展。他告诫儿子：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钱可以不要，路不能没有，宁可断财不要断路。这在当时宁波商人中很有代表性。叶澄衷先生在黄浦江驾舢板时，曾拾得一洋人买办遗失的装有许多钱财的皮包，但其不为所动，想方设法将皮包归还，并拒酬金，被传为佳话。
（5）敦重乡谊，结帮经商。
宁波开埠早，商贸活动历史久远，培育了宁波人“经商赚钱，成家立业”的传统观念。亲帮亲，邻帮邻，投亲靠友到上海，甚至远涉重洋去“学生意”。父母也不会因恋子女而加以阻碍。宁波商人重乡谊，出外经商互相帮衬，回家互托携带钱物，店主、厂主多喜雇用同乡人，在商业交往和人生道路上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明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可看作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以后迅速向上海、天津、营口、汉口、常熟等地发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号称“八达通衢，九江巨镇”的汉口建立浙宁公所；嘉庆二年（1797）在上海创设四明公所，延续到现在还有上海宁波同乡会。宁波商帮所建的会馆、公所，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议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占，有害则共御”。这是宁波商帮实力迅速发展和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标志，也是宁波商人“吃苦、团结、精明、互帮”传统美德的体现。
到1910年，宁波人成立了一个宁波旅沪同乡会，不是我们想象的吃吃饭，办个晚会，而是彼此照顾。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银行和钱庄之间互相控股、互相兼职、互相拆借、互相投资、风险共担，成立一个宁波商帮的大财团。中国什么时候成立过大财团呢？这个实在不可想象。这种融合的关系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交叉持股银行团，他们团结到什么地步？1916年，由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出现了货币问题，因而产生挤兑风潮。为了应付挤兑风潮，当时的北京政府就宣布不准兑换，不准提款。而由宋汉章带头的宁波商帮联合所有浙江商帮的银行抵制北京，他们找到汇丰等外资银行给他们融资，让老百姓爱提多少钱就提多少钱。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宁波人的信用不能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改变而破坏掉。最终宁波商人靠交叉持股的信念聚在一起，互相支援，最后把整个大上海地区的金融稳定下来了。
（6）爱国爱乡，回报社会。
宁波商人是热忱的爱国者。在历史上，宁波帮人士中，有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有在民族危难中舍生取义的；至于热心慷慨解囊相助公益事业的更是不乏其人。早在1905年，旅日爱国侨胞吴锦堂先生就回国办学和兴修水利，出资30余万银元在家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兴建杜湖、白洋湖两个水库。他的办学义举美誉海内外，与著名华侨陈嘉庚齐名。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两次办伤兵医院，救护大批抗日受伤战士。他的爱国立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后被日寇杀害。著名企业家项松茂，创办五洲皂药厂，产品久享盛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建义勇军，自任营长。为营救11名职工，甘冒万险，两次深入虎穴，被捕后不畏强暴，面斥敌酋，正义凛然，卒遭杀害。其子项绳武克承父志，宁断手而拒与敌人签约合作。抗美援朝时期，港胞王宽诚先生率先捐献一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并认购公债，支持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目前，旅居在外的“宁波帮”“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和“落地生根”的创业精神，得到了非常完美和交融贯通的体现，形成了特有的成就价值观念。他们斥巨资造福社会、反哺故土，且代代相传。从十九世纪末期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先生捐地出银在上海兴建上海澄衷蒙学堂（后改名为澄衷中学）和家乡镇海的叶氏义庄（后改名为中兴学堂），到二十世纪以来的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在事业成功后，捐巨资兴办国家和家乡的社会事业，邵逸夫向国家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资就达二十六亿多港元，包玉刚创建了宁波开埠以来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们的义举体现了“宁波帮”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诚。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宁波商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维护民族尊严。李康年横眉冷对日本侵略者，亲自书写了“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座右铭，用来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怀。有一次，一个日本商人带了两名日本兵到中国国货公司进货部寻衅，要求推销日货，气焰很嚣张。李康年神情自若，不卑不亢地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家公司在开办时即在章程中规定只售本国货，不销外国货，不只不卖日本货，其他英国货、美国货、法国货都不卖，章程规定如此，所以招牌就叫中国国货公司，不叫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我是代理人，无权做公司章程以外的业务。”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日商无言回答，只得垂头丧气狼狈地走了。李康年理直气壮的爱国行动，维护了民族尊严。
国货是相对洋货而言。“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爆发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提倡国货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抵制外货倾销，捍卫我国经济权利、发展实业。宁波商人积极投入这一爱国运动之中，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三种。
一是组织各种国货团体。宁波籍企业家参与了最早的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创办和各项活动，三友实业社、五洲固本皂厂等都是首批企业团体会员。“一·二八”事变后，方液仙、王性尧、蒉延芳等人联合组成“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以推动生产、销售、金融三方通力合作，有利于国货制造与推销。上述3人担任理事。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候，中国化学工业社、三友实业社、五和织造厂、华福制帽厂等宁波实业家所创办的工厂与美亚织绸厂等9家企业联合组成“九厂临时国货商场”，每家企业各出2种国货，计18种商品，来寓意“九一八”，不忘国耻，举行为期一周的大廉卖。由于这次廉卖活动以爱国抗日为号召，出现了顾客盈门、盛况空前的情况，使活动取得了成功。1933年2月，方液仙、蒉延芳、任士刚等人投入资本10万，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方液仙、叶友才、蒉延芳、任士刚为董事。商场设有绸缎、布匹等40个柜组。1937年4月，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上海成立，选举吴蕴初、方液仙为董事，王性尧任副经理，在重庆、福州等地增设分公司。抗日战争期间，王性尧赴重庆改组重庆中国国货公司，在成都、贵阳、昆明、桂林等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并在重庆设立西南业务处，从而推动西南地区的国货运动。宁波商人还为此大声呼吁，镇海人胡西园就说：“当此国难严重，外货倾销之际，吾人得政府之领导，应各为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努力襄助，俾可早观劂成，而树经济建设之基础。”
二是积极推销国货。1927年5月，成立以“谋求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换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为宗旨的机联会，在21个担任执行委员的工厂中，“宁波帮”企业家主持的就有三友实业社、五洲固本皂药厂、达丰染织厂、振丰棉织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宁波商人通过机联会的工作，诸如代办商标注册及登记、参加赛会、发展国货贸易、征集货品展览、请求改革捐税、证明国货产品、申请保护权益等事宜，积极推销国货。“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企业更是加大对国货的宣传，为国货产品的促销和市场开拓做出了贡献。同时，力图开创金融界进一步支持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新途径，积极组织对南洋市场的考察和调查，为国货产品开拓更大的国外市场；并设立国货邮购部，拓展国货产品的内地市场。机联会还编印了《国货日新录》、《机联会刊》以及内部刊物《国货新声》，用以宣传和沟通产销信息。李康年用激动人心的爱国词语刊登广告并以“请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巨幅标语悬于大街上，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宁波商人还积极推出自己经营的国货品牌，诸如龙虎人丹、天厨味精、三星牙膏、西湖牌毛巾、双钱牌套鞋、鹅牌汗衫等，对提倡国货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和提供国货直接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刘鸿生为了保护中国火柴，抵御瑞典和日本火柴的倾销，通过联营合并，壮大企业实力，保护民族工业的市场份额。他说：“我的宿愿是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行业发展成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我的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他所经营的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因受到日本输华毛织品跌价竞销的影响，一度连年亏损。为了抵制日货，使国货有竞争力，在1933年的国货运动中，刘鸿生推出了“九一八”薄哔叽产品，在南京路、蓬莱菜市场、曹家渡设门市部，迅速打开销路，1934年盈利10万元。到了1936年，章华毛纺织公司盈利50余万元，除了还清历年累计亏损以外，还净得利润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