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转眼过去，我们在平静中迎来了2009年的到来。这一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修建位于Lavington的第二个项目。项目主体施工进展顺利，一切稳步地向前推进。但一进入3月，公司就麻烦不断，律师危机、劳动部官司、环保纠纷、社保麻烦、移民局事件等，让我应接不暇，疲惫不堪。特别是3月12日，工地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更是让我们措手不及，遗憾不已。
3月12日，下午4点后，都快下班了，工地上杜国武打电话给我，慌慌张张地说，工地上出大事了，一名杂工被混凝土吊装设备砸死了！
我脑子一下蒙了，立即驱车赶到工地。这时所有工人都围住死者所在的混凝土操作区，议论纷纷。几个中方管理人员也吓得手足无措。我看到事故发生在第一单元的混凝土操作区，吊装设备是从五楼的高度掉下来砸死这名杂工的。
工地班长告诉我，死者叫Daniel，年仅20岁，到工地上班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施工设备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混凝土是在工地用滚筒式搅拌机搅拌，然后由工人用手工装入500公斤的吊装桶里，再用卷扬机将混凝土吊上楼面。卷扬机放在楼面的钢架上，钢架固定的轨道延伸出楼面3米的长度。这种简易设备是公司自己加工制作而成，在使用过程中，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保障施工的安全。就在这之前，我还专门就混凝土吊装安全进行了布置，要求在混凝土吊装过程中，地面施工人员不得在危险区域停留。就是说，当混凝土吊装时，地面装混凝土的工人必须离开划定的危险区域。这样，可以保证即使缆索断裂，吊桶下落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那天，估计Daniel刚来，安全意识不高，加之现场班长督导不严，才造成了这次悲剧的发生。
从我们搞施工以来，小的事故经常遇到，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还是第一次，这也是我和杜霆最担心的事情。但事情出了，就要积极面对和解决。看到躺在混凝土中一动不动的工人遗体，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我清醒了一下头脑，理了一下思路，一系列的处置方案马上清晰地出现在我混乱的头脑中。
我召集现场所有中方管理人员和组长，就在现场开了个临时紧急会议，做了如下布置：一是现场暂停施工，所有工人提前下班；二是中方人员和黑人班组长全部留下，协助事故处理；三是各班组长马上召集各班组分别开会，告诉他们事故已经发生，我们表示遗憾和哀悼！我们中国公司会按照肯尼亚的相关法律规定，负责任地妥善处理后事，希望大家服从公司安排，暂时不要错误传播信息误导群众。
接下来，我对现场进行了简单处置安排：一是小胡立即向Muthaiga警察局报案，请他们尽快到现场取证拍照；二是安排杜国武马上到附近的Nakumatt Junction商场购买一套新的衣服和鞋子，准备给死者换衣；三是通知律师Robert马上赶到工地协助处理。
这一系列紧急安排完成后，我即刻组织成立一个事故应急处置小组，设现场办公室，我任组长，对其他副组长和成员也进行了分工和安排。当天晚上，小组成员全部在工地参与事故处置，不得离开。我安排人员购买了足够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大家晚上用。
一切布置妥当，但什么时候通知家属，以什么方式通知家属却让我犯难。我想，现在最困难的是死者家属，失去了亲人，谁也无法接受。通过了解，他们家住Kawangware贫民窟，父亲在我们工地附近当保安，家里孩子好几个，生活比较困难。最后，我决定，现在暂时不要通知他们，等晚上12点后再通知他们孩子出了事故，在医院抢救，等他们明天到工地后再说明实情。这样可以让他们家属在知道噩耗前睡个好觉，晚点承受悲痛。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把死者遗体送医院，体面地做出安置。
这些安排一结束，Muthaiga警察局的局长和警官、律师都赶到了现场。他们按照肯尼亚的法律程序对现场进行了勘查拍照后，我们安排人对遗体进行了清洗，换上了新的衣服和鞋子。然后，将遗体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保存。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临时办公室，听候警察局和律师的处理意见。警察局告诉我们，我们报案后，他们接手案子，首先会形成报告和结论，判定是自然机械事故还是人为刑事案件。他们讲，从目前现场情况看，应该属自然的机械事故，有了这种结论，后事处置简单些，这样他们警察局也不必立案侦查。
向到场警官、律师、黑人朋友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遗憾后，我告诉大家，谁也不愿意出现这种令人遗憾和伤痛的事情，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在非常伤痛和遗憾的同时，我们将按照肯尼亚的法律法规，负责任地妥善处理后事。接着我提出怕家属闹事的问题，警察局的局长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他们接手案子后，家属有事会同他们警察局交涉。即使家属有过激行为，他们警察局也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安全。我同时提出，在正式赔偿前，我能否以我个人的名义先给他们家属一些补偿，让他们得到些许安慰。他们回复说可以，由我自己决定安排。
凌晨的时候，我们打电话通知死者的父亲，他父亲接完电话后，告诉我们他已经听说我们工地出事故了，有几个人受伤。我们告诉他，让他明天一早到工地来。
第二天一早，我最不愿面对的场景还是得去面对——我们所有中方员工和参与后事处理的当地班组长，一起悲伤地、艰难地站在工地门口，迎接死者父亲的到来。
他父亲年龄不大，估计同我差不多，人很实诚、善良，一看就知道他昨晚没有休息好。我同他握手问好后，先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其他在场的人员也都向他握手问好。一阵寒暄后，我始终没办法开口告诉他真相。当我鼓足勇气告诉他噩耗时，他顿时放声痛哭，那哭声撕心裂肺，让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起沉?在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的悲伤之中。
大家七手八脚，一起把他搀扶到工地办公室坐下，给他倒了杯水。大家一起安慰他，并简单把事故的经过告诉他。我也再次向他表达了我们的深深遗憾、歉意和哀伤，表达了我们会负责任地、很好地料理后事。当他稍微平静下来后，提出要到医院去看儿子，我们安排人员开车送他一起去了医院。
下午，我让小胡和Denis一起，带上我以个人名义送上的10万先令现金，到他们家里去表达我们的歉意、哀悼和向家属的慰问，并同他们全家一起协商后事的处理方案。回来后，小胡告诉我，他们家的确困难，同许许多多的贫民窟的家庭一样，一间小屋子，挤了一大家人。我们商量，请他们家里最好找一位律师，共同协商后事处理。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找律师，希望直接同我们协商处理。说实话，我们是希望他们走正常程序，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赔偿问题，免得今后有后遗症。但我们也非常明白，在肯尼亚委托律师解决类似问题的实际状况，就是最终死者家属得不到什么赔偿，钱基本都到了律师手里。
我同杜霆通了电话，把这边发生的重大事故和处理情况详细向他做了汇报，征求他对后事处置的原则意见。杜霆在向死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要我转达他对死者家属的慰问。同时，要我尽力按照肯尼亚法律法规处理，让家属满意，让死者安息。
下午，死者家属开了家庭会，提出了丧葬费用开支预算，希望我们能够支付丧葬费用，他们尽快安排送死者回老家下葬。然后，再同我们协商赔偿事宜。我一看，他们列出的长长的丧葬费用清单，合情合理，没有任何无理过分要求，总计费用也不算太高，我就照单全部同意了。
按照死者家属的要求，我们公司要派出人员参加葬礼，要在葬礼上讲话，便于乡亲们知晓他儿子的死因。最初，我打算派一中方员工参与，后来，出于安全考虑，我决定还是不派中方人员出席。我成立了治丧处理小组，任命Denis为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工地总班长Chris及其他几个在工人中比较有威望的班长Maina、Julius一起代表公司参加葬礼。公司租了三辆Matatu车，把死者遗体和他们家在内罗毕的亲属一起送回了老家举行葬礼。后来Denis告诉我，葬礼在他们贫穷、偏远的老家非常风光，家属非常满意。
后来我们双方坐下来一起协商赔偿事宜。尽管他们提出了比走正常法律程序高得多的赔偿要求，但我和杜霆都本着让他们满意的原则，同意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没有走正常的法律渠道，今后他们再找麻烦怎么办？征求我们律师的意见，让他们出具了相关的担保和保证后，我们及时把赔偿款支付给了他们。
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家的确如他们承诺的一样，没有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
这次安全事故造成了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我和杜霆深感遗憾和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