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日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湖南省卫生厅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亦兵副厅长大大方方地向媒体记者发布了全省艾滋病疫情，截止10月31日，湖南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突破万例，据专家估计，实际感染者可能有2-3万人，防控形势逼人。如今，这一例行的疫情通报，业已成为规定动作，不再云遮雾罩，信息的公开透明，彰显了政府自信，也让百姓拥有了知情权，反而心里感到踏实。
可是，16年前，有关部门极力封锁艾滋病消息，新闻媒体报道艾滋病却是一个禁区和“雷区”。人们认为，艾滋病是外国人得的病，那是外国人性乱、吸毒结出的恶果，国人纯洁，与我们关系不大，如在中国发现，那可是丢脸的事，你报道出来，岂不是给国家出丑……因此，谁也不敢去闯，谁也不敢去惹是非。这个“禁区”，我闯了！也招惹了麻烦。但我无怨无悔。其中的风风雨雨，期间的酸甜苦辣，间或折射出国人对待艾滋病的种种心态。
说来话长：当人们对艾滋病不以为然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收集有关艾滋病方面的资料。1990年的秋天，我和一帮子朋友在聊天时提到“世纪癌症——艾滋病”，有人笑我是杞人忧天：“中国人不吸毒又不性乱，有良好的道德防线，艾滋病怎么也不会钻到我们的血液中来。”
我真正参与采访艾滋病有关事件是1994年的4月6日。那天，我去湖南省卫生防疫站请教专家谈有关流行性感冒防治话题。采访完毕，准备打道回府，正遇上同在防疫站一个院子上班的长沙卫生检疫局办公室老同事，唠叨家常后，我顺口提醒她，如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别忘了告诉我。她马上给我提供线索说，局里有个3年来近8000人的出入境人员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了入境人员的性病检出率高于出境人员。她还笑着补充说：“这说明湖南未出门的人身子比出了国门的人干净。”我觉得有趣，亦有新闻价值。于是，跟着她到办公室取了一份检测报告，拿回仔细阅读。
不出所料，在检测报告里，我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条“大鱼”，这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湖南已从出境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者是个25岁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系长沙市人。法国驻长沙某公司雇用的女翻译。1989年，她在国内某大学学习期间，就结识了一位赞比亚留学生，与其同居一段时间。1993年与现工作单位的一法国男士结婚。检测其丈夫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阴性。职业的新闻敏感性告诉我：这标志着艾滋病病毒确以传入湖南省，湖南本土已非一片“净土”。专家在分析报告中指出，艾滋病已在小部分人群中潜伏，极具扩散的可能。
这条有相当份量的消息，让我通宵兴奋不已，一旦公布于众，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我一直在琢磨，这篇文章从何处着手，用什么体裁表现，并尽快见报。最终，我还是确定写成消息。取的题目是：《近八千名出入境人员检测显示—入境人员性病检出高于出境人员 湖南发现出境人员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时，因艾滋病在国内发现极少见，发这类艾滋病的消息，确实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弄不好就易被扣上“造谣惑众”、“舆论导向错误”的帽子。稿子写好了，总编辑如果没有一定的胆识，没有一定战略性的眼光，明哲保身，这样的稿子，即使有再大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也不会轻易签字发表，公诸于众。
1994年4月2日，我将稿子送到《大众卫生报》总编刘家清办公室。我没有想到，他以极快的速度审核、签发了稿子，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这篇稿子的新闻源出自哪里？检疫机关有无权威性等等。为了慎重起见，他叫我把已签发的稿子，送到主管预防工作的卫生厅一位副厅长Z某看看。请他审核批示，听听他的意见。没想到，Z副厅长仅扫了一下标题，文章内容一行也没看。就来了气：“你们记者有好多好的东西不写，偏偏对不值一提的艾滋病感兴趣。这明明是给湖南人抹黑，也是给社会添乱嘛。再说，艾滋病也不会那么快侵入我国，你这样报道，增加了人们恐慌心理，影响社会的安定，是在猎奇。”我一言不发，任Z副厅长狠狠地训话。我明白，除了上述原因惹了Z副厅长发火外，更重要的是，他是分管预防这条线，这条线“出了岔子”，“醒了门子”，他觉得脸上无光。完了，他还气呼呼地说，告诉你们老总，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这稿子还是不发好。
我走后，Z副厅长随即就给报社刘家清总编通了电话，说是稿子已看了，作为湖南省卫生厅机关报，发这样的稿子不合时宜，影响湖南对外开放的形象。带来的负面效应，谁也负不起责任，他建议马上撤换这条稿子。刘总说，我再考虑考虑一下，但他没有向厅长明确表示不发此稿。第二天，刘家清找到我说，他决定采用这稿，上头版。至于是头条还是报眼位置，他还在推敲。我提醒刘总说，还费么子神，Z副厅长不是说过不能用么？免得吃不了兜着走？刘总说，这是报社，不是官场呀。遗漏重大的社会新闻，不光是新闻工作者遗憾的事，而是报人失职行为。说实话，当时Z副厅长一席话，差点让我打了退堂鼓。毕竟我是新闻的“始作俑者”
1994年4月9日，在《大众卫生报》头版科普新闻的栏目里，这篇消息见报了。见报时，还是有所顾忌，没有过度张扬，刘总把它安排在头版的右下角（倒头条位置）不太抢眼的位置。我心想，没有枪毙此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刘总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新闻工作者，凭着他过人的新闻敏感，他仿佛听到艾滋病撞击省门的声音，如果没有他的撑腰，这篇有价值的社会新闻一定会胎死腹中。后来，当年评湖南卫生好新闻，此消息评为省卫生好新闻二等奖。参加评奖的刘总告诉我：“我们是最早报道湖南艾滋病的媒体，而我是最早报道湖南艾滋病病例的第一个新闻记者。”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惊异于当时“吃了豹子胆”。只是当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影响力不大，不能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但我及时向世人传递艾滋病侵入湖南的事实，该说的话都说了，我尽到一个记者的责任。
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个负面消息出现了，有关部门总会抹上“维稳需要”的万金油，加以搪塞。我认为，政府有公布疫情信息的义务，民众有权利根据疫情，作出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可能存在着负面效应，政府也应该在事先考量，做好预案防范，而不是剥夺公众的知情权。相反，政府隐瞒信息，强制公众“稳定”的事情屡屡发生，致社会信任被撕裂，国民心理也脆弱到杯弓蛇影的境地，只得无意识地去选择“不稳定”了。西方的经验表明，在一些危机中，政府快速公布信息，让公众保持适当的恐慌，不仅不会导致恐慌过度，还有利于危机的处理、社会的稳定。在这种看似矛盾的互动中，反而有利于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从这方面来说，信息公开才是制造稳定的唯一法宝，“唯稳”而“维稳”，只会越维护越不稳。
留言荟萃
咸菜：欣赏你的胆识！让人们正确的认识艾滋病，掌握艾滋病的防控知识，关爱艾滋病患者，降低艾滋病的感染率，政府，医疗机构和新闻工作者责无旁贷！
心瑜：传递红丝带，关爱艾滋病患者。但愿能看到你更多的相关文章，让更多的人们从根本上认识艾滋病的预防、传播与流行知识。努力遏制艾滋病，关爱生命。
凌晨微风：过去相关部门一般都是以“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来忽悠民众！
上善若水：“信息公开才是制造稳定的唯一法宝”的确，瞒天过海只会让社会公信度降低。
我心飞扬：艾滋病其实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