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1911年，列宁撰写了一系列评述俄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论文。这些论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揭露和批判了各种反动势力歪曲和诬蔑托尔斯泰的政治企图。这些论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文艺观点，对我们正确评价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发展战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列宁论托尔斯泰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五篇文章，均写于托尔斯泰逝世前后。当时俄国正处于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1905年，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组织、锻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给沙皇统治以沉重打击。它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成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预演。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最黑暗的时期，沙皇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窃握权柄，使用反革命暴力，对革命进行残酷镇压，全国布满了绞架，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惨遭杀害。
在斯托雷平的白色恐怖的威压下，俄国的政治形势动荡，阶级关系出现分化和改组。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立宪民主党公开投入内阁总理斯托雷平的怀抱。他们出版《路标》文集，大肆诋毁马克思主义，为反动势力血腥镇压拍手叫好，并无耻地阿谀、感谢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为我们挡住人民的狂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产生了思想混乱，分离出“取消派”和“召回派”。“取消派”主张取消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只搞合法斗争。“召回派”要求召回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反对党利用合法手段进行革命活动。“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取消派”和“召回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他们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发生动摇、变节和背叛，转而趋附反动势力，倒转矛头，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
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中来。在哲学领域中，以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尤史凯维奇等为代表的马赫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用所谓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打着“无党性”的幌子来掩盖他们的哲学的党性，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通过肆意歪曲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提倡所谓“中派哲学”。马赫主义为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提供了哲学根据，同时也为他们的动摇、变节和背叛作哲学上的辩护。在文学领域中，颓废主义、悲观主义、神秘主义、未来主义风行一时。一大批时髦的反动作家大肆鼓噪，掀起一股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辱骂无产阶级革命，美化变节叛卖行为的汹汹恶浪。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从1907年到1917年是“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丢脸和无耻的十年”。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坚持革命还是屈服投降，是前进还是后退，是用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捣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沙皇统治，还是宣扬“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谬说，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使他们放下手中的战斗武器，听任反动派的任意摆布和宰割。这是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核心和焦点。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上负有盛望的著名作家，他的艺术作品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也拥有不少信徒。1908年托尔斯泰的80寿辰和1910年托尔斯泰的逝世，都在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俄国究竟向何处去的争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孟什维克存在着根本分歧。围绕着对托尔斯泰的评价，这种分歧又集中地表现出来。俄国社会的不同阶级、阶层和政党都通过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极其鲜明地表明了对俄国革命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因此，围绕怎样评价托尔斯泰所进行的这场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俄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是当时俄国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俄国的反对革命的势力都在评价托尔斯泰的热潮中集结并联合起来，利用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观点，把托尔斯泰学说的“笃信基督”、“道德上的自我修身”、“不以暴力抵抗邪恶”化作他们手中的精神武器，与沙皇官方政府的血腥镇压相配合，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扑灭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为了对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舆论，俄国一切反动势力纷纷登台表演，掀起一场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
官方的反动文人不久前还奉命咒骂、攻击托尔斯泰，过后不久又改口说他们尊崇这位“伟大的作家”；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无耻吹捧托尔斯泰是“文明人类的呼声”、“世界一致的反响”、“真和善的观念”、“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孟什维克取消派声称“整个托尔斯泰”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说他“经历过现代受过教育的人所特有的分解的一切阶段，而找到了综合”，如此等等。
列宁于1908—1911年间写的一系列光辉论文，给一切反动势力利用评价托尔斯泰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联合进攻以迎头痛击。
首先，列宁指出一切反动势力“纪念”托尔斯泰完全是伪善和欺骗。官方政府和官方教会在这位作家离家出走后不久，曾威胁他，声言对他进行“审判”；在这位作家逝世之后，主教公会又立即通过一个“不准为托尔斯泰伯爵祈祷”的决议，接着却唱起托尔斯泰的赞美诗来。列宁嘲讽他们刚刚“干了一桩特别卑鄙龌龊的事情”，又“流出鳄鱼的眼泪”。资产阶级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与之相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正是“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最该死的问题”，而给予自由派政论中的“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当头一棒”，“托尔斯泰的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记耳光”。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噪托尔斯泰是“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是完全虚伪的。
其次，列宁揭露了一切反动势力评价托尔斯泰的险恶阴谋，是为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官方政府和教会假惺惺地尊崇这位作家，是为了“维护‘最神圣的’宗教院”，利用宗教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以巩固其罪恶统治。资产阶级自由派“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国反对派领袖的角色”。所有一切反动势力都“想利用托尔斯泰学说中违反革命的那一方面”，竭力鼓吹以“笃信基督”、“道德上的自我修身”和“不以暴力抵抗邪恶”为主要内容的托尔斯泰主义。他们宣扬的所谓“导师”、“良心”、“综合”等抽象字眼均指托尔斯泰学说中这些消极、反动的因素。他们大肆吹捧托尔斯泰主义的险恶用心正是为了毒害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抵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对抗暴力革命的红色风暴，以维护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
列宁还自觉地把参与托尔斯泰的论战同制造无产阶级革命舆论紧密联系起来。沙皇俄国的反动势力为了使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竭力抹杀托尔斯泰创作和作品的历史意义，百般美化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消极、反动的因素，大肆颂扬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居然无视托尔斯泰作品中积极、进步的一面，别有用心地掩盖、抹杀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的无情的揭露和愤怒的抗议。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一方面严肃指出并深刻批判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消极因素，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本质，列宁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并热情赞扬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积极因素及其对俄国革命的进步意义和作用。列宁指出：“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列宁还指出：“俄国无产阶级要向被剥削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义——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自我修身和对圣洁生活的憧憬，而是让他们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是让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学会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人不再剥削人的新社会。”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科学分析，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澄清了评论托尔斯泰中的混乱，揭露并粉碎了各种反动势力歪曲、利用托尔斯泰去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的政治企图，撕下一切反动势力的伪装，把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激烈斗争引向高潮，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号召和舆论动员。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这些论文是当时俄国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些论文闪烁着科学世界观的光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进行文艺批评、科学地评价古典文学遗产，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二、现实主义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革命导师列宁是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评价托尔斯泰的文艺作品的。他称赞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照现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一）现实主义创作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
恩格斯曾称赞伟大作家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作品勾勒出一幅1816—1848年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图画”，指出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还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著名论点，作为对现实主义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基本要求。列宁通过对托尔斯泰创作的分析和评论，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这些著名论点。诚然，列宁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揭露当时俄国一切反动势力歪曲托尔斯泰的罪恶用心，更紧密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完全有必要突出强调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对俄国革命的作用和意义。但不应把列宁对托尔斯泰从政治上的评价作狭义的解释。政治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首先应当理解为是一面照现托尔斯泰所处俄国那个时代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创作勾勒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极其广阔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生活。
那么，托尔斯泰勾勒出来的无与伦比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图画”是什么呢？这幅“中心图画”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内容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是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崛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列·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中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文学活动开始得要比这个时期早，其结束则要比这个时期晚，但是列·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成熟的。”“在这个时期，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处处可见农奴制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余。同时，这个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从下面蓬勃生长和从上面得到培植的时期。”“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托尔斯泰借康·列文之口非常清楚地道出了这个半世纪俄国历史所发生的转变……‘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恰当地说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的特征了。”“那‘颠倒过来’的东西”，正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形成’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列宁的这些话是对列·尼·托尔斯泰所处时代的科学概括。
这个时代的俄国生活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趋势即农奴制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具体表现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动，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而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主要指三种主要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化：一是农民和贵族地主的矛盾；一是农民和资产者的矛盾；一是贵族地主和资产者的矛盾。恩格斯曾说，一定的思想是从历史潮流中吸取来的，较大的思想深度是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而历史潮流和历史内容都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所制约和决定的。不反映社会基本矛盾，便无法表现托尔斯泰所处那个时代的历史潮流和历史内容。他的作品作为一面反映俄国社会生活的镜子，首先应理解为主要是一面反映俄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镜子。
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俄国社会基本矛盾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实现的。正是社会基本矛盾构成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些典型人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典型环境，反转来又通过典型人物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典型环境，达到反映社会基本矛盾的目的。
与当时俄国社会三种阶级矛盾相适应，托尔斯泰塑造了三种人物形象。
其一，《安娜·卡列尼娜》令人瞩目地塑造了廖宾宁这样一个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的资产者形象。贪婪的榨取和掠夺的欲望像机器上的发条那样拧紧了这个猎取暴利的骑士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是以新经济制度的代表人物的姿态出现在贵族面前的。作品色授魂予地刻画了廖宾宁在经济斗争中贪婪、凶狠、机警、狡诈而又厚颜无耻的阶级本性。他向奥布浪斯基诱买森林净挣3万卢布，还要讨价还价，当列文干预后，立即成交，又无耻地说他不喜欢锱铢计较。这时小说写道：“微笑立刻从廖宾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鹰一般的、贪欲的、残酷的表情。用敏捷的、多骨的手指，解开他的外衣，露出衬衫背心上的青铜钮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个饱满的脏旧的皮夹来。‘请收下这个，森林是我的了。’”这出色的细节描写活脱脱地画出了廖宾宁这个“猎取暴利的骑士”的形象。
其二，托尔斯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贵族形象，摄魂勾魄地表现出这些贵族的历史命运，刻画了他们在“一切都翻了个身”的社会变革中，在资本主义势力日甚一日的冲击下，在农奴制末日临头的历史关口，或恐惧，或颓唐，或沉沦，或依附于资本主义势力，或进行紧张的探索寻求摆脱资本主义势力侵袭的出路，或背离自己的阶级，走向“新生”。托尔斯泰塑造了下列几种不同的贵族形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不同贵族的不同趋向：一种是垂死没落型的贵族形象。腐化的贵族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的债台高筑，依然骄侈淫逸；有的到了穷途末路，但还养着两个情妇；有的荡尽家产，照旧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另一种是屈膝依附型的贵族形象。奥布浪斯基经受不住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和利诱，甘愿廉价变卖了林产，最后不得不向资产者揖求，为自己谋得一个“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职位。作品描写的奥布浪斯基向金融界巨头波里加立诺夫求助的情节是那个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反映了贵族向资本的屈膝和靠拢，逐渐被资本主义势力所浸染、征服和取代的历史趋势。再一种是追求和探索型的贵族形象。康·列文是多少带有自传因素的托尔斯泰式的英雄人物。列文为贵族经济的衰退感到痛苦和烦恼。他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妄图维护宗法制的农村秩序，抵抗资本主义势力向俄国的侵入。他同情农奴制重轭下的农民的疾苦，而又不愿放弃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但在资本渗透迫使农村破产的形势下，也无法保持传统的宗法制的农业制度。他不断从新的社会现实所强加于贵族地主身上的窘迫而艰难的处境中寻求出路。列文的思想和行为充满着顽强的追求和探索的精神。他试图改革现有的农业制度，“主张农民和地主同样以股东的资格”参加农业管理，“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他认为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托尔斯泰通过描写列文的农业改革和思想探索一定程度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然而，俄国的历史发展证明，这种农业改革的方案和列文对宗教信仰的追求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生动、深刻地表现了俄国各种贵族面临宗法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发展时的不同的情绪和态度。还有一种是反叛和转化型的贵族形象，如《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在他赎罪的过程中，通过目睹贵族官场的腐败，接触农民和革命者，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己阶级的可悲的历史命运，开始脱离旧的营垒，走向“复活”和“新生”。
其三，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农民形象，借农民形象表现他们在农奴制改革后由于深受地主贵族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遭受的苦难。托尔斯泰作为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家，同情贫苦农民的惨状，体恤人民的苦痛，为千百万农民挣脱被奴役的地位向罪恶的沙皇专制制度提出愤怒的抗议。列宁曾在《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一文中指出：“在俄国，‘解放’农民的是由地主自己、是专制沙皇的地主政府和他的官吏。这些‘解放者’是这样安排的：农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才获得‘自由’，他们虽不再当地主的奴隶，却仍然受同样一些地主和地主走狗的盘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的农民这样，在‘解放’之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贫困、欺侮和凌辱。列宁还引用托尔斯泰作品中一个庄稼人的话“连放鸡的地方都没有”，揭露“改革”后的窘迫和悲惨生活。从托尔斯泰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奴制崩溃与资本主义生长时期俄国社会的广阔画面，看到农民群众对农奴制的诅咒和仇恨，对资本主义势力的震惊和恐怖。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通过塑造三种人物形象，揭示出三种社会矛盾，表现出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更替这些时代的根本特点，从而广阔地勾勒出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图画”，有力地展示了1861—1905年这一历史时期内，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二）现实主义创作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度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指出：作为“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对列宁的这个著名的论点，应当怎样解释呢？我们应当领会这个著名论点的精神实质：其一，对列宁的这个著名论点，不应作狭义的解释，因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包含着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所以“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首先应阐释为至少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其二，列宁认为，生活或革命的“本质”是有“某些方面”的，即是说，不是单一的，而是可以分析的。列宁对“本质”的这种理解，对我们把握生活和革命的“本质”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其三，列宁对作家和作品反映生活和革命的“本质”，没有提出苛刻的要求。他认为，即使对“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来说，也只能反映出生活和革命的“本质”的“某些”方面，因而不能企望一般作家完整地反映出生活或革命的“本质”或表现出生活和革命的“本质”的一切方面。对文艺反映生活或革命的“本质”应提出切合实际的合理的要求。
然而，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揭示是广阔的，多方面的，带有比较完整的特点。列宁曾指出：“他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处于半农奴制下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达到这样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他还指出：托尔斯泰是“曾经以巨大的力量、信念和真诚提出许多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的思想家”，“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笞了统治阶级，十分鲜明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会、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根据列宁的这些精辟分析，我们不仅从这位“与世界大文豪齐名的”作家的“许多最卓越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了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生长这一历史急剧转变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替等各种复杂过程，而且从这位天才艺术家以史诗般广阔的规模反映出来的许多迫切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托尔斯泰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革命前社会基本矛盾在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妇女等诸多领域中的表现，展现了旧俄国各种社会制度的阶级本质。
托尔斯泰的创作揭露了旧俄国经济制度的本质。《一个地主的早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作品都对罪恶的农奴制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愤怒的抗议。作者以深沉的情感和同情的态度表现了农奴制重轭下贫困农民的悲惨的生活，尖锐地指出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贫苦农民的痛苦和不幸的根源。《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终于认识到“农民的真理”：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给地主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要想改善他们生活的情形，必须“把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原先从他们手里夺去的土地，还给他们”。“土地不能成为什么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可是，“地主们却跟狗占住马槽一样，自己既不会利用土地，又不肯让会利用土地的人去利用土地”。托尔斯泰同情聂赫留朵夫的紧张的思想探索，因此，聂赫留朵夫的发现实际上代表着作者的主张。这位伟大的旧俄国农奴制度的揭发者曾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一文中公然对贫苦农民的非人待遇提出强烈的控诉，反对给农民“带上镣铐，折磨他们，像对待牲畜一样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像对待夏天的苍蝇一样随意把他们打死”。但托尔斯泰却想在保全俄国宗法制统治的基础上实现改良计划。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是行不通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改变农民的贫穷和无权的奴隶地位。
托尔斯泰的创作无情地抨击了旧俄国的政治制度的本质。他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罪恶。《安娜·卡列尼娜》通过描写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以莉蒂亚·伊凡诺夫纳为代表的“慈善事业”集团和以培脱西·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为代表的腐化堕落集团的表演，撕下了罩在他们头上的虚伪的面纱，揭露了这些败类的腐败、庸俗、欺诈和野心。官场丑闻，触目惊心；贪赃枉法，贿赂成风。卡列宁是沙皇官僚制度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不是人，他是政府的机器。”他的勃勃野心罩上了文雅的丽服；他的冷漠、机械和麻木披上了理性的盔甲；他的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文牍主义的规章戒律，达到十分顽固和荒谬的程度。《复活》通过安排营救玛丝洛娃的情节，让聂赫留朵夫以目击者的身份，拜访省长、律师、前国务大臣等，亲眼看到整个沙皇官僚制度的残暴、凶狠和腐化。整个彼得堡政权机构是由“阿谀逢迎”的骗子和“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所组成的。但托尔斯泰对沙皇政治制度的揭露“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托尔斯泰的创作以农民的义愤揭露了旧俄国的法律制度的本质。特别是在《复活》中，作者通过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尖锐地谴责了沙皇专制的暴力机关——法庭、监狱、法官、整套法律制度的黑暗、昏聩和伪善，揭露了吃人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种种罪行。小说通过玛丝洛娃案件的审判和监狱中大量的冤案，触目惊心地说明了旧俄国司法机关的残忍和荒谬。正如作者所比喻的那样：统治者凌虐人民像对待落网的鱼一样，凡是落网的，统统给拖到岸上来！然后，合乎需要的大鱼给挑出来；小鱼被丢弃在岸上没人管，听凭它腐烂和干枯。法庭官吏是一群荒淫无耻、凶狠而又伪善的魔鬼，他们玩忽职守，草菅人命，使监狱成为无辜的老百姓的地狱。托尔斯泰喊出了人民的声音：“真理跑到狗那儿去啦。”他引用了美国作家托洛的话：“在不公正的任意监禁人们的政府下面，正人君子的真正的去处也是监狱。”他塑造的探索者的形象聂赫留朵夫也作了同样的结论：“对了，眼下在俄国，适合正直的人的，唯一的地方，正是监狱。”而工人、下层人民和革命者那里“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巡视和讯察清醒地认识到沙皇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所有这些人的被捕、监禁、流放，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侵害了什么正义，或者犯了什么法，只不过因为他们是障碍，妨碍官吏和富人享用他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财产罢了。”“依我的看法，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
托尔斯泰无情地揭露了作为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官方教会的阶级本质。《复活》描写监狱教堂举行祈祷仪式的场面，辛辣讽刺了官方教会的伪善和欺骗。托尔斯泰对官方教会的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激怒了沙皇政府，使它感到恐惧，下令审查机关把小说描写监狱教堂仪式的整个第三十九章砍得只剩下五个字：“礼拜开始了。”同时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作者虽然提倡一种“净化”的宗教，但他愤怒地抨击了官方教会的残酷和伪善，看到他们一边虔诚地吟诵着神圣的教规，一边却在用皮鞭打人，一边行刑，一边拿着十字架让受伤的兵士亲吻。作者提出，官方教会为罪恶的政府的政治压迫披上神圣的外衣，充当维护沙皇统治的工具，实际上是沙皇政府用来与暴力镇压相配合，从思想上麻痹和欺骗人民任其蹂躏和宰割的精神毒药。
此外，托尔斯泰还对旧俄国的道德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都作了广泛的探索，深刻的揭示。我们从这位天才艺术家所描绘的这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里，清晰地看到了农奴制的崩溃、资本主义生长时期的俄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认识到旧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三）艺术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艺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列宁赞扬“托尔斯泰非常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对这种生活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才有的十分出色的描绘”。列宁的话深刻地阐明了艺术认识和艺术表现的关系。艺术认识是艺术表现的前提；艺术表现是艺术认识的展示和呈现。艺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决定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那样，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首先因为他“极其熟悉”俄国社会的生活。作家只能写他所熟悉所相信所为之激动的事物。托尔斯泰不仅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对象，而且“他充满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以巨大的力量、信念和真诚”以及勇于追求探索的精神渗透到他所表现的生活、人物和事件中，这使他对这种生活、人物和事件描绘得这样出色，堪称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杰作。托尔斯泰首先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同时又是以描写农民生活著称于世的艺术大师。他对俄国社会的纵深剖析和各领域所作的令人惊服的沉思和探索而凝成的思想成果，都生动和谐地熔铸于他塑造的杰出的艺术形象里和广阔的生活画面中。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托尔斯泰发扬和继承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他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最清醒”，首先在于他的作品“真实”。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多次强调并肯定托尔斯泰的创作“以巨大的真诚”，“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抗议”。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的：“在生活特别是在艺术方面，只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这便是不能撒谎。生活中的谎言是丑恶的。”艺术里的谎言也会“像粉末一样”“毁坏各种现象之间的一切联系”。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的创作风格主要是真实和朴素。因为“他接近农民的真理……渴望创造真实而严肃的、没有任何粉饰的艺术……照他的意见，朴素才是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瑰宝”。托尔斯泰反对俄国颓废主义的创作倾向，嘲笑他们的作品是“卖假药、瞎胡谄”、“毫无意义的舞文弄墨”。
托尔斯泰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大胆地“撕去一切假面具”。这既是托尔斯泰从对俄国现实生活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又是他用来认识和表现俄国现实生活的方法。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一切事物，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恶、光明和黑暗，都是颠倒的。托尔斯泰从果戈理手中接过讽刺、嘲笑、戏谑等武器，无情地揭露出俄国上层社会“被掩盖在美色的豪华里”的“罪恶”，“被掩盖在诗意和美感的外衣里”的“兽性”。托尔斯泰把冒充伟大的渺小、扮作高尚的卑鄙、饰为进取的寄生和腐败，都撕得粉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笞了统治阶级，十分鲜明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这位思想深邃、目光锐利的作家令人叹服地拨正了统治阶级千百年来借以愚弄人民的邪说和谬论：工厂主说“工人偷东西”，托尔斯泰认为恰恰相反，是工厂主借了压低工资偷工人；农奴主说“是农民抢劫”，托尔斯泰却指出，正是“政府通过它所有的官吏借了抽税不断地抢劫”农民。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
为了“撕去一切假面具”，达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托尔斯泰让他笔下的主人公或以探索、追求的精神去“寻根问底”，或着力表现被损害的人物的命运，揭示造成不幸和痛苦的根源，或以鲜明的对比手法，画出世上两个彼此悬殊尖锐对立的营垒，使真善美和假恶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尔·别竺豪夫、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都作为探索者的形象，对俄国社会的许多重大的问题作了痛苦而又紧张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农民的真理”，多少体现着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托尔斯泰通过表现贵族妇女安娜和平民女性玛丝洛娃的不同遭遇，从独特的角度和侧面有力揭发了俄国上流社会的卑鄙、残酷和罪恶。托尔斯泰善于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尖锐地展示出俄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豁然画出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一方面是腐朽寄生的龌龊的世界，统治阶级用假面罩住了罪恶，用官僚主义的法典和制度扼制着人民；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苦难的世界，他们忍受着无权和饥饿的痛苦，经受着被欺凌被摆布的命运。作者的对比手法，揭示了那个时代的阶级冲突，展现了两个世界对抗的本质。当聂赫留朵夫表示“悔罪”向玛丝洛娃“求婚”时，玛丝洛娃回答道：“你是说打算跟我结婚？那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情愿上吊。”“我是犯人、窑姐儿，您呢，是老爷、公爵。您用不着跟我打交道，免得玷辱了您。”“你打算用我来救你自己，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你那眼镜，你那肮脏的胖脸！去，去！”托尔斯泰在揭露旧俄国的阶级对立以及由于阶级对立造成的不同阶级的思想、情绪、意志、情操和性格等的不同方面，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巅峰。
托尔斯泰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的生活的图画”。他的现实主义不但“最清醒”，而且具有史诗般广阔的性质。他的创作壮阔、深邃、精美，力图从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上展现当时俄国的社会风俗画，表现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展示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生长时期俄国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关系、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变。他的现实主义为更深刻更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他笔下的人物都积极投入时代斗争的狂澜，形象精湛卓绝，结构复杂而宏伟，情节尖锐曲折，心理描写精深透辟，以惊人的丰富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充实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宝库。
三、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宁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肯定他的作品“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是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直接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来分析、研究和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为了把这种分析、研究和评价引向深入，列宁十分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
（一）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非常高度发展并在俄国比较高度发展的时期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它之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的直接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沙皇君主制度和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之所以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客观条件把改变农民的根本生活条件的问题，把摧毁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问题，把给资本主义‘清扫土地’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是因为客观条件把农民群众推上了多少带点独立性的历史行动的舞台”。
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和基本内容是土地问题。俄国农奴制度的残余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农奴制的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和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俄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这个时期的农业是由破产的、贫困的农民经营的，他们用陈旧的和原始的方法，耕种1861年为了地主利益而分割的旧时农奴制的份地。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由地主经营的，他们在俄国中部用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马匹来耕种土地，而农民所得的代价是使用一些‘割地’、割草场和饮马场等等。实质上，这还是旧的农奴制经济制度。这个时期的俄国政治制度也彻头彻尾体现了农奴制精神。这既可以从1905年开始初步变动以前的国家制度中看出来，也可以从贵族-土地所有者对于国事具有绝对影响中看出来，还可以从那些主要也是由贵族-土地占有者出身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拥有无限权力中看出来。”
列宁的论述表明，清除俄国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在各方面的表现是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关键。托尔斯泰虽然不完全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虽然不主张用革命暴力的手段推翻他所憎恶的沙皇专制制度，但他的创作却极其真实地表现了俄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地主贵族土地占有制的不满和诅咒，对消除农奴制残余的热切的愿望。事实上，不管他自己是否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学说和作品中的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都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源、性质和特点。
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中对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的探索和表现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在他的世界观尚未转变到宗法式的农民立场上之前，托尔斯泰主要是以贵族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开始敏感到农奴制的腐败的趋向，在保全俄国宗法制农业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前提下，寻求改良的出路。他反对官方的“农业改革”，认为这种把戏实际上是一种欺骗，虽赐予农民一点份地，却要向他们收取大量的赎金，目的仍然是为了保护和满足土地所有者的私利。托尔斯泰曾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这一切都是‘老爷们’干的勾当。”“即使一个有点学问的农奴主也看得出，其中除了许诺之外别无他物。”但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解决农奴制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的立脚点和着眼点主要不是被剥削者，而是拥有土地和握有权柄的贵族，从道德自我完善的角度，说教和劝诫那些变得粗暴蛮横的地主。托尔斯泰痛惜自己阶级的腐败和沉沦，他说：“这些人是我所可怜的，也正是为了他们，我才希望解放农民。”从《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都表现了作者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种种尝试，都反映了作者在消除农奴制残余、探索俄国农业道路问题上的痛苦而又严肃的思考。《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尔·别竺豪夫视腐化而又专横的农奴主和农奴制为“横行世上的恶势力”，主张从专制者的手中拯救“牺牲者”。遵照这种信念，他在基辅的几处领地实行农奴解放，宣布大规模改善农民生活境况的计划。安德列将彼尔的这种设想首先付诸实施：把一处庄园上的300个农奴全部改为自由农，并用租赋制来代替徭役制。托尔斯泰通过塑造他的这些贵族阶级的理想人物，表现了历史变革的趋向，也曲折地表达了宗法式农民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要求和愿望。同时，作者还塑造了农民卡拉达耶夫的形象。托尔斯泰从开明的贵族所希望有的那种农民的祈求出发，把这个农民的性格写成安于自己的生活地位，屈服于传统的旧秩序，不反对和贵族地主的合作的驯顺、敦厚、浑朴的人。托尔斯泰正需要这样“理想”的农民，既不伤害俄国宗法制的传统，又能服从开明贵族对俄国农业经营和管理的改革。从卡拉达耶夫身上，看不到俄国农民自下而上的革命要求。《安娜·卡列尼娜》表现了俄国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崛起的动荡的时代气氛。由于贵族阶级受到资本主义势力日甚一日的冲击，安闲的平静的贵族社会笼罩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小说开篇说：“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是对整个社会的概括。因为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用列文的话来说：“一切都翻了个身。”托尔斯泰式的英雄人物列文既看到了腐败的农奴制的崩溃的不可挽回之势，又想抵制资本主义对俄国的侵入和冲击，在维护和保全俄国宗法制传统和不放弃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探求俄国独特的农业道路，力图改革俄国农业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是可怕的敌人；贵族已腐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工人阶级的前途他既看不见也不能理解。他只能从“俄国农民”的身上寻找出路，自己也做个农民，“和农民同样以股东的资格参加农业经营”，不过要充当他们的“总裁”；把农民组织起来，分工耕种和管理土地；将收成对半分，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与农民的合作实现“人人富裕”，实现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托尔斯泰通过他的理想人物列文为俄国农业设计的改革方案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这为后来俄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当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转变之后，他开始站在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用宗法式农民的眼光看待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得出了否定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结论。《复活》通过安排聂赫留朵夫到自己的和他姑姑的庄园去处理农产的情节，令人酸楚地表现了农民赤贫和简陋的生活，以沉郁的笔触勾勒了一幅幅惨痛的生活图画，从伛偻的老太婆到四处讨饭的妇女，从没有血色的婴儿到受罚的怀孕的母亲……到处都是“顶糟的生活”。农民受到任意摆布、蹂躏和迫害，忍受着被“搓成绳子”那样的命运。作者笔下的农民认识到土地私有制是“造孽”，明确提出对土地的要求。作者通过聂赫留朵夫这个探求“农民真理”的“忏悔者”之口，阐明了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进步主张。托尔斯泰清醒地认识到从劳役制到租赋制，只不过是“奴役方式从苛刻到温和的一个变化”罢了，正如他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一文中所指出的，“像狱吏给囚徒把锁链从脖子上换到手上，从手上换到脚上，或者是给他解下锁链，但却锁紧牢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情形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把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原先从他们手里夺去的土地，还给他们”。聂赫留朵夫终于“认定占有土地是罪恶，所以我情愿交出来”，并从此“明白自己不是主人，而是仆人”。这样，来自农民方面有明确的土地要求，来自贵族方面有情愿交出土地的善行。他们多半像聂赫留朵夫那样通过不断的道德上的“忏悔”、“赎罪”和“自我完善”，按照印在“良心上的主的意志”而做出抉择。托尔斯泰学说和作品中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虽然明显地包含着“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消极因素，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作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追根究底，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揭示了私有财产及统治阶级靠剥削劳动人民而获得财富的不断累积是人民不幸和痛苦的根源，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消除农奴制、废弃土地私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趋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历史特点。
（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它的威力和局限性。”
托尔斯泰是这样表现俄国革命的力量的。他对国家、对警察和官方办的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要求里积累了农民群众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僚的横暴和劫掠，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发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这些论述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对沙皇统治的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表达了农民民主的情绪、心理和要求。俄国农民曾用“暴动”来回答1861年的变革，但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此后，俄国农民运动处于低潮和沉寂时期。《复活》塑造的革命者形象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沙皇统治者的仇恨和反抗。由于农村两极分化的加剧，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托尔斯泰“对农民境况不佳常感忧虑”。他的作品广泛地展现了破产的俄国农村中贫苦农民的赤贫和简陋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罪恶的农奴制度的不满和摆脱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愿望。《复活》中一个老人诅咒说：“他们把我们搓成绳子啦。这比当年的农奴的日子还要糟哟。”当聂赫留朵夫表示要无偿地交出土地时，饱经忧患、富有斗争经验的农民根本不相信，他们猜疑并警惕着他们的东家又要施展更阴险狡诈的阴谋。这一事实表明了俄国农村中深刻的阶级对立。第二，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了消除农奴制残余的历史趋势，明确地提出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复活》里的农民说：“我们所要抱怨的，只是缺少土地”，“少得不够维持生活”。他们认为贵族的土地所有制是“造孽”，是酿成他们生活悲剧的根源。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人物，从彼尔·别竺豪夫、安德列到列文到聂赫留朵夫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农奴制残余的弊端，看到贵族土地私有制的颓势。聂赫留朵夫终于“认定占有土地是罪恶”，决定无偿地把土地交还给农民。托尔斯泰最后能转到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表现贵族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人们向“农民真理”靠拢，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冲击力量。第三，托尔斯泰的作品表达了俄国农民妄图“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的政治理想。列宁曾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中有着“属于未来的东西”，即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成分。这不仅表现在托尔斯泰塑造的普通农民对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企望里，表现在托尔斯泰笔下的理想人物列文所设计的贵族和农民协调合作、共同经营农业的方案中，而且表现在托尔斯泰刻画的革命者对未来的政治制度的追求上。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纳巴托夫仅仅幻想“有了足够的土地，不再会有贵族和官僚”的社会制度，但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应该略略变一变这幢他深深喜爱的、美丽的、坚固的、古老的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罢了”。这种以“不摧毁整个大厦”只改变“建筑物的内部装置”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的政治理想，既表现了俄国农民革命的力量，也反映了它的弱点。
那么，托尔斯泰所表现的俄国革命的弱点是什么呢？作为俄国宗法式农民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是俄国宗法式农民的先知，具有他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由于他在反对黑暗腐败的农奴制和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接近了农民，他能够从农民的苦难着眼，对损害、折磨农民的现实制度和传统观念痛加批判，表达宗法式农民对新社会生活方式的追求。但这种批判和追求是从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据列宁的分析可见，托尔斯泰所表现的俄国革命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农民所追求的新的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并不明了，并不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论及，这里不再赘述。二是为了谋求这个自己还不太清楚的新的社会生活，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手段。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虽然多半极度憎恶旧秩序，深切感受到现实制度的一切重担，但他们的憎恨不够自觉，他们的斗争不够彻底，表现出一种空谈、诉苦、希望、祷告等消极心理。这种独特的农民式的奥勃洛摩夫性格使他们陷于因循、犹豫、不切实际的妄想之中，不善于把自己组织起来，不善于真正切实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战争与和平》中的农民卡拉达耶夫是一个对地主顺从屈服，平庸敦厚的典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农民也缺乏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改善自己生活境况的愿望，像普拉东那样的农民，企望“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为了灵魂而活着”；《复活》中的农民，少数人深深埋藏着对地主的仇恨，思想机敏，富有斗争智慧，敢于公开申明与东家相对立的主张，甚至顶撞管家，但多数人还是只限于发出对命运的诅咒和叹息，或敬畏地主的威严，或感戴贵族的恩赐，有的流露出求生的欲望，有的发出悲观和绝望的呻吟和哀鸣。即使从托尔斯泰塑造的农民革命家纳巴托夫的思想和行为里，也看不出农民革命的战斗锋芒，看不到以革命暴力手段捣毁旧世界建立新生活的试练和预演。至于托尔斯泰的贵族阶级的理想人物列文等人所设计的以阶级合作为前提的乌托邦农业改革方案正是与俄国农民革命采取暴力革命手段相抵触的，正是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说教相符合的。列宁曾对托尔斯泰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俄国革命的弱点作过精辟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俄国革命的这些弱点的社会根源。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同时说明农民的“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作品中表现的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不过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的真实反映。列宁指出：“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过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真是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也是如此。俄国士兵曾举起武器，暂时夺得部分权力，可是杀了几个可恨的军官后，便动摇、妥协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让人枪毙，躺下让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托尔斯泰深刻揭示了俄国革命的根源、性质和特点，真诚地表达了俄国农民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狂热鼓吹“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说教，抵制、取消革命。这样，托尔斯泰便成为“革命”的“不革命”家或“不革命”的“革命”家。
四、列宁对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分析
列宁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观点出发，强调生活对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的决定作用，同时强调世界观和创作的一致性，着重分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矛盾及其根源。
（一）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
列宁指出：“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这种急剧地被摧毁，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加强了注意，加深了兴趣，从而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列宁的这个分析既阐明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揭示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的内在根据。
从外因方面看：19世纪80年代初，宗法制俄国的“旧基础”，在资本主义势力日甚一日的侵袭、渗透和冲击下，“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资本主义秩序开始确立。俄国社会的这种巨大变革，给托尔斯泰以深刻的震慑和教育，使他有可能看到贵族社会的腐朽和颓败，看到宗法式农民的贫苦和灾难。他对崛起的资本主义不但不理解，而且对当时以原始积累的形态出现的资本主义造成农民和贵族的破产充满着仇恨。贵族阶级没落了，资产阶级使他感到恐惧和仇恨，伟大的农民运动逐渐强化了托尔斯泰学说中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80年代初，托尔斯泰最终与地主、贵族阶级决裂，从上层地主贵族的世界观转变为宗法式农民的世界观。
从内因方面看：从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他接近农民，接近俄国民主主义运动，一直以炯炯目光注视着俄国的现实和人民的命运。托尔斯泰从开始创作活动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几乎60年之久，始终充满着活力，表现出顽强不懈的追求、探索的精神。他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综合、分析，逐步积累了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使他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的地盘日趋缩小。面临着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趋势，“任何一个稍微正派一点、稍微动动脑筋、稍微诚实一点的人，都不会去保全这些‘旧基础’，都认为那只是可诅咒的过去的残余”。托尔斯泰在总结自己思想斗争的历程时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为了寻求“宗法式农民的真理”，托尔斯泰虚心地向先辈思想家们学习。当他第一次读完卢梭作品的时候，简直感动和喜欢得战栗起来，此后有一段时期内，他身上不再挂十字架，却佩戴一枚小小的卢梭头像。卢梭认为私有财产的制度是社会的祸根；资本主义的文明、科学、艺术、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给人们造成赤贫和灾难，同时使社会道德沦丧，伤风败俗，城市更加腐败透顶；只有在纯朴的农民身上，还可以找到公平和优良的古风的遗迹……卢梭的这些思想和托尔斯泰的探索有相通之处。叔本华的哲学助长了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悲观主义的成分，但也增强了托尔斯泰辩证思考的能力。书本上没有现成的有效的答案，为了寻求宗法制农民的真理，摆脱贵族的悲观和绝望的情绪，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农民，逐步抛弃了贵族阶级的“闲散、饕餮、恶毒”的寄生生活，急剧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开始走上“自我完善”的道路。生活地位的某些改变，使托尔斯泰能以宗法式农民的眼光看待俄国现实生活发生的巨大变革。激烈的民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人民对剥削者、掠夺者的社会体制的愤恨和对资本主义侵袭和渗透的日趋猛烈的反抗，由饥荒引起的人民的灾难、痛苦和不幸……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增强了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批判的民主主义成分，使他逐步抛弃了贵族地主的传统观念，成为俄国宗法式农民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是他的世界观中的两种思想因素相互斗争的过程和积极成果。他的世界观中的贵族的思想因素和农民的思想因素的内在矛盾是俄国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在这位作家意识中的反映。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由于内因和外因的作用，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宗法式农民的思想因素不断增长而最终取得胜利，而他的世界观中的贵族地主的思想因素逐渐削弱而遭到排斥，托尔斯泰从上层地主贵族的世界观转变为宗法式农民的世界观。虽然这位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中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失，又相继出现了宗法式农民世界观中内部所固有的种种新的矛盾，但较之于托尔斯泰转变前的世界观已有质的不同。
当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到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来之后，他能够比较自觉地用农民的眼光观察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而使他的作品、观点和学说呈现出新的面貌，打上了宗法式农民的鲜明的印记。这种新的思想上的升华或飞跃反映在托尔斯泰对待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上，反映在对待私有财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态度上。托尔斯泰明确指出：私有制是世上一切邪恶的根源，由于它的存在，战争和刑罚因而发生，法庭和牢狱因而筑建，千百万人也因而死于非命。他呼吁不要再崇拜财产的偶像，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卫财产的机构失去作用。少数拥有资产的人如能放弃财产而从事劳动，人们便可以和谐相处。这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却反映出托尔斯泰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憎恶和摆脱以及铲除私有财产制度的强烈愿望。反映在宗教问题上，托尔斯泰于19世纪80年代初，丢下小说的写作，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探索宗教方面的问题。他参观了教堂和修道院，跟神父和主教们谈话，终于得出了对官方教会的极端否定的结论，认为官方教会“是一连串的谎言、残忍和欺骗”。他还在《教条神学批判》这篇论文里，对正教作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揭露主教们“非常荒谬、自信，不学无术，满身绸缎呢绒，挂着镶着宝石的圣母像……专门在举行这种那种圣礼的幌子下欺骗和掠夺人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对他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倾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给他的创作道路和他的作品的面貌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从此，托尔斯泰“无法兴致勃勃地为老爷们写作，他们的心是无论怎么也打不动的：他们既有哲学，又有神学，又有美学，他们就用这些东西当做铠甲来抵挡任何必须遵从的真理……可是只要我一想到，我是正在为阿法纳西或者甚至是为达尼拉和伊格纳特（都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引者）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写作，那么我就马上会变得精神奋发而渴想写作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后，“以农民的眼光看事物”，努力发掘农村和农民的题材，追求新的内容，并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力求真实、简朴、通俗，表现出文学理论上明显的革新的趋向。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后，多半不再到贵族地主当中去寻找正面人物了，不再去塑造类似娜塔莎、吉提那样迷人的贵族妇女的形象了，如写也往往是为了表现这类人物外貌的欺骗性。
（二）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矛盾
列宁深刻指出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所包含着的显著矛盾：“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
列宁极为精湛地剖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矛盾，指明了它的利弊，揭示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双重性或两面性：一方面，托尔斯泰是从统治阶级和压迫者身上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无情的暴露者，是对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宗教、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伟大的批判者，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谎言和伪善的激烈的抗议者；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提倡者，是“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的鼓吹者，是“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宣扬者。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否定土地私有制，结果却不去集中全力反对真正的敌人，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制度，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这些“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主要指“道德上的自我修身”、“向精神呼吁”、“宿命论”、“悲观主义”等等。抽象的道德说教，充斥在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不懂得道德观念是历史的、阶级的范畴。事实上，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只是一种幻想。作为“永恒的”道德原则的说教者，托尔斯泰狂热提倡“积极的美德”，并力图以艺术形象加以呈现，他把“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有时称为“道德净化”，有时称为“精神上的出浴”，有时称为“灵魂的扫除”。托尔斯泰力图以道德说教为手段，解决社会争端，平息阶级矛盾，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做合乎抽象的道德原则的好人，成为思想纯洁的典范，便能在反动、腐败、贪婪、残酷的环境中保持正直、卓绝，忠于高尚传统，思想健全而无所偏袒。托尔斯泰尽管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过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但他却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改变上，而放在社会成员本身的道德方面的自我修身上。《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对统治阶级的虚伪造作，对社会的不公平作了揭发和抗议，但他却不肯与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钻进“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圈子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经过“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终于认识到侮辱、遗弃玛丝洛娃“有罪”。为了表示“赎罪”，他决定和玛丝洛娃结婚。他从《马太福音》得到启示，精神上“复活”了；玛丝洛娃由于受到良心上的感召，也从堕落中获得了生活的“新生”，又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只是出于自我牺牲精神，决定嫁给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玛丝洛娃也在道德上“复活”了。小说告诉人们：只要侮辱者和被侮辱者、害人者和被害者都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便可以化仇为爱，变敌为友。这是极其有害的思想毒素。《复活》还宣扬聂赫留朵夫这些地主老爷居然可以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身”，“认定占有土地是罪恶”，用不着施以革命手段，可以“情愿交出来”，老百姓欣喜地发出“这敢情是好事”的赞叹声。托尔斯泰把“道德上的自我修身”作为包医社会痼疾、针砭时弊、解除一切苦难的灵丹妙药，这只不过是一种和着蜜糖的砒霜。这种“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说教只能起到调和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维护统治阶级的旧秩序、抵制和反对社会革命的反动作用。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反对官方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
托尔斯泰是宗教改革家。他从小虔信官方的宗教，甚至连打牌、失眠都要祈求上帝。后来，他由于看到官方教会的种种罪恶和伪善，才逐渐地对官方教会崇拜的上帝起了疑心。他开始追求一种经过改造和净化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从农民那里借取来一个新的上帝，与官方宗教的上帝相抗衡。这个新的上帝，表现了小私有者和睦共处的虚幻的观念和挚爱的愿望。托尔斯泰提倡这个净化了的上帝的意图，无非是劝诫人们根据正义来生活，在爱里面生活。他改革后的新宗教，尽管还脱不尽神秘的色彩，但已不拘仪式。托尔斯泰最讨厌官方教会的祈祷把戏，他曾表示“宁愿让恶狗把我的孩子撕成碎片，也不愿叫神父来替他举行妖术式的仪式”。
托尔斯泰在宗教问题上的探索和革新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模糊地提出“整体”这个观念。“整体”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的“上帝”的抽象而又神秘的提法。这个“整体”或上帝成为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追求的崇高的目标，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美丑的唯一准绳。“整体”是“全民思想”和“生活规律”的代表。触犯“整体”的人，不过是一根可怜的小草罢了。拿破仑尽管统治了列国，但他的自私、骄横和野心和那个主宰人类的“整体”相背谬，所以他仍然是一个荒唐而可笑的蠢人。多少带有自我写照性质的安德列从痛苦和磨难中深切地体验到：贪婪的欲望、对荣誉的渴望、对个人幸福的追求都是不符合“整体”的要求的。农民卡拉达耶夫对“整体”感受最深。在他看来，只有作为“整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屈从于“整体”的意旨，遵照上帝的训示而行动，这是卡拉达耶夫主义的核心。彼尔·别竺豪夫经过风波的试练和战斗的洗礼，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赞美生活，服从它的规律。”只有用说教的方法才能拯救人们；服从上帝的意志，可以使世界趋于美和善；真理意味着友好，人们不应该相互斗争；跟上帝和好是人生的目的，这必须用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获取。这些抹杀阶级对立、抵制阶级斗争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种种说教，显然是十分有害的。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托尔斯泰的理想人物列文，由于受到正直的农民弗克尼奇的影响，居然从对社会问题的探索转向对宗教问题的探索。他试图在宗教中找到使他困惑苦恼的许多问题的答案。由于列文设想的地主和农民之间建立社会协调的乌托邦计划破产，他潜心于宗教，作为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避风港。列文开始“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托尔斯泰把基督教理想化了，视为人们精神提高和道德净化的源泉。他号召理智让位于良心，知识从属于信仰，把宗教当做“永恒的真理”，善良正直的人们应争当“皈依上帝”的宗教伦理的典范。在《复活》中，托尔斯泰以尖锐的笔锋、愤怒的情感，撕去了官方教会的虚伪的假面，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精神压迫机构的残忍、欺骗和种种罪恶，把他的现实主义艺术推向高峰。同时，托尔斯泰鼓吹的“净化了的新宗教”也随之达到顶点。托尔斯泰通过描写聂赫留朵夫的“赎罪”和“新生”，表现他对基督教的爱的王国的追求和崇拜。托尔斯泰把《马太福音》中规定的条文，如“人不但不可以‘以眼还眼’，而且在这半边脸挨打的时候，应该送上那半边脸去”，“人不但不可以恨仇敌，或者跟仇敌打架，而且要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视为上帝的意志，只要人类执行这些法律，便会建立起人间的“天国”，达到“最大的善”。托尔斯泰显然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严峻的社会问题化为抽象的道德问题和神秘的宗教问题来处理。他的这些宗教说教只不过是想“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实际上是一剂毒害革命人民意识、“麻醉被压迫群众”的“新毒药”。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列宁还指出：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根据列宁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托尔斯泰正确地揭示了革命的根源，却荒谬地否定了革命的手段；托尔斯泰对沙皇俄国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无情的批判，必然引出改变现实的结论，但却热烈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说教，回避、抵制、反对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捣毁旧的国家机器；他通过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引出革命，又通过否定暴力而取消革命……托尔斯泰的学说徘徊在革命的十字路口上，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中的革命因素和不革命或反对革命的因素的深刻矛盾。托尔斯泰的革命性实际上是宗法式农民的革命性。他紧紧抓住农民的真理，从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竭力攻击腐败的贵族地主和贪婪的资产阶级。他对宗法式农民的消极、落后、懦怯十分敏感，看不到宗法式农民的革命本能、革命潜力以及由农民起义汇成的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因此，他不相信任何革命，只主张道德和宗教的革命、非暴力的革命等等这种“不革命的革命”。他的对旧世界的庄严抗议，他的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掺杂着“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庸劣说教。
托尔斯泰对革命的这种矛盾的观点和态度，突出地反映在对1905—1907年群众革命斗争的关注上。他一方面赞扬这场革命，一方面又回避这场革命，甚至公然反对这场革命施用暴力手段。托尔斯泰不仅不赞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且还反对建立新政权的革命目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实际上鼓吹一种“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认为：“现存的秩序是建立在粗暴的暴力基础上的；而生活的理想，则是由人们的团结一致所构成的，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基础上的，是被习俗所肯定的。”在他看来，为了在人间建立起和睦友爱的“天国”，必须废弃靠野蛮的暴力支持着的作恶多端的政府，“消灭政府的唯一手段不是暴力”，而是揭露政府的欺骗，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是不仁慈不道德的机关，从而都不约而同地通过拒绝参与政府的活动，使这种暴力机关自行垮台。正如托尔斯泰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一文中所指出的，“要想使人们摆脱掉恶劣的社会制度，也只有一种方法，即禁止暴力，铲除灾难的原因，禁止个人的暴力，禁止鼓吹暴力，禁止对暴力进行辩护”，“用暴力消灭奴隶制度的一切企图，都像是以火灭火，或者以水治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正如因酗酒而患病，为了去掉病必须不再饮酒一样，为了摆脱暴力造成的灾难，也应当废弃暴力本身。
托尔斯泰为了“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却提出了非常天真幼稚的，而且实际上极为荒谬的方法。他狂烈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说教，对日趋高涨的俄国革命运动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三）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托尔斯泰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由千百万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他的批判是用只有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的、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剧转变。”根据列宁的这些分析，我们看到，托尔斯泰的学说、观点和作品及其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矛盾都是当时俄国的“现实生活”、“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存在决定意识。从1861年到1905年，俄国社会生活动荡，经济结构更替，阶级关系变化。由于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趋势的感召和激发，托尔斯泰作为贵族阶级中敏感的神经，觉察到时代的去向，醒悟到自己的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转变到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来，开始以宗法式农民的眼光观察事物，对贵族地主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的贪婪，对专制制度、官方教会、法律机关的残酷、虚伪、黑暗、腐化和种种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愤怒的控诉。所有这些，构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
托尔斯泰作为宗法式农民的思想家，他的世界观及其矛盾并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属于他的时代的，属于整个宗法式农民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学说和观点反映了俄国宗法式农民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愤怒和仇恨，表达了他们渴望改变悲惨的社会地位和贫苦的生活境况的革命的情绪、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明显地反映出俄国宗法式农民的种种弱点。“托尔斯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情绪，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疏远，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邪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诅咒，都带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可见，托尔斯泰作品和思想中的深刻矛盾，说到底，是以千百万宗法式农民的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内部的双重性恰好反映了宗法式农民本身的双重性和他们对革命的双重性：“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像托尔斯泰那样对邪恶不抵抗；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列宁不仅从托尔斯泰所处的俄国社会生活条件去阐述托尔斯泰主义的根源，而且还从“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等方面论述托尔斯泰主义形成的原因。托尔斯泰的时代，虽然生活已经“都颠倒过来”，但“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列宁曾指出，这些宗法式的农民还在吃母奶的时候便受到旧社会的影响，“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形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形成’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形成’这种新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相反，宗法式农民在这种“安排”给他们带来的破产面前感到困惑不解，于是产生“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等软弱心理，这一切完全符合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处死以后，革命陷于低潮，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大大削弱了社会上的革命力量，助长了“不抵抗主义”哲学的风行，加强了俄国宗法式农村里某些政治势力企图寻求“拯救”的气氛。托尔斯泰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方和亚洲的“历史传统”也对托尔斯泰主义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托尔斯泰经常用“整个的所谓东方”，“静止不动”，仿佛在“人类一般规律”之外，来为自己的学说作论证。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即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东方的静止状态开始结束，同时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终点”。1905年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来到了。作为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生长时代的托尔斯泰主义开始成为历史。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转变、世界观的矛盾及其根源的深刻的分析，为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五、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观点和方法
开展文艺批评和继承文学遗产，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继承文学遗产，是通过开展文艺批评来实现的。离开文艺批评，继承文学遗产便成为一句空话；相反，离开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也势必会使文艺批评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作用。事实上，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是正确继承文学遗产的前提。因此，列宁十分尊重开展文艺批评和继承文学遗产的辩证法，在评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力图把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和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是无产阶级领导文艺的方法之一，是文艺战线进行斗争的方法之一，也是促进文艺繁荣发展的方法之一。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杰出范例。当时俄国文化、文学艺术界围绕着托尔斯泰所进行的论战，大大超出了文学评论的范围，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严重斗争，是一次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的角逐和较量，关系到当时俄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从沙皇政府的反动文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都毫无例外地通过吹捧托尔斯泰学说中的落后、反动的部分，来表达他们反动的政治主张；通过宣扬以“道德上的自我修身”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反动说教为主要内容的托尔斯泰主义来毒害人民的革命意志，瓦解群众的战斗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以对抗、抵制俄国革命的红色风暴。一切反动势力，都协力煽起一阵评托尔斯泰“热”，掀起一场颂扬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大合唱，向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猖狂挑衅。是斗争，还是调和，是前进，还是后退，是革命，还是妥协，是用暴力革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还是保全或维护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面临着这种关系到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的重大问题，需要作出严肃的回答。为了粉碎形形色色的破坏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动和舆论动员，列宁高度自觉地将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向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思潮发动了反击。列宁操起带有鲜明的政论特色的文艺评论的武器，廓清了反动势力假手评价托尔斯泰散布的层层迷雾，消除了反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设置的重重障碍，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发展，吹响了进军号。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是党性和科学性、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对托尔斯泰时代的社会生活条件、政治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趋势，对托尔斯泰的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对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转变及其阶级的社会的根源，对托尔斯泰主义产生的土壤和它的反动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以及它作为一种反动的思想体系的历史的“起点”和“终点”，都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列宁不仅十分重视从政治上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进行透彻的剖析，而且非常注意对托尔斯泰的作品进行艺术上的评论。艺术是通过自己的特点来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这要求文艺评论应当透过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作出对作品的政治评价，并力图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和对作品的政治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进行政治评价时，非常注意艺术的形象性和注重艺术的情感特点。他把托尔斯泰比作俄国革命的“镜子”；称赞托尔斯泰的创作勾勒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引用《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的话“一切都翻了一个身”形象地说明托尔斯泰时代的历史性转变；摄取士兵们“突然发亮”的“眼睛”，生动传神地形容穿起军装的庄稼汉对土地的深情……这些足以说明列宁十分注意艺术的形象性特点。列宁还非常强调托尔斯泰创作中情感因素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托尔斯泰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进行创作的，称颂他的作品“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满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不断的揭发”，“用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地，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反映了他们“强烈的仇恨”。因此，列宁称誉托尔斯泰是“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可见，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文艺”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
（二）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
列宁评论托尔斯泰时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接受这份遗产，研究这份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文化遗产，应采取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正确态度。这既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对文化遗产，采取只批判不继承、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或者采取只继承不批判、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列宁在对待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问题上，曾对以上两种错误倾向作过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列宁有力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打着纪念和悼念托尔斯泰的幌子，把托尔斯泰视为圣人，对托尔斯泰全盘肯定的种种谬论，揭穿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只继承不批判的罪恶用心是通过鼓吹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对抗和抵制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列宁还在十月革命以后，批判了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声称要“扔掉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其他一切作家”的只批判不继承，对文化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
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他的学说和作品中既有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反动的因素。是继承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的积极的、进步的部分，批判其消极的、反动的因素，还是抹杀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中的积极的、进步的部分，宣扬其消极的、反动的毒素？对此，当时俄国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回答。从沙皇政府的反动文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都从自己阶级的政治利益和要求出发，竭力抹杀、反对托尔斯泰的学说、观点和作品中的积极的进步的方面，大肆吹捧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的消极的反动的方面。他们为了保全摇摇欲坠的沙皇专制统治或维护旧秩序，对抗、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狂热鼓噪以“笃信基督”、“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特别是“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为主要内容的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正如列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派时所指出的，自由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直接而明确地评价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不能触及或者故意回避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这些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不只是“因为书报检查机关阻碍它们这样做”，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托尔斯泰的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记耳光”，是因为“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最该死的问题，光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给了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界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当头一棒”。可见，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积极的进步的因素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谬论妄说是完全抵触的。他们必然回避、掩盖、抹杀、反对托尔斯泰思想和创作中的积极的进步的内容，而只好居心叵测地诡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良心”。列宁严厉斥责说：“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进行了科学的鉴别和分析，肯定其中好的、积极的、进步的、有益的、具有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加以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否定其中坏的、消极的、反动的、有害的、具有麻痹和腐蚀群众的思想意识的精神毒药，并坚决予以扬弃和废止。列宁严肃剖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无产阶级必须抛弃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说教，并戳穿一切反动势力利用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对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罪恶阴谋。同时，列宁教导俄国人民，不要因为托尔斯泰学说中有着能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反动因素，便拒绝继承这份遗产。他号召无产者应从托尔斯泰的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中吸取革命的教训和革命的力量。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分析和评价，具体地、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要求，为我们树立了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继承文化遗产的榜样。
（三）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观点和方法
列宁评论托尔斯泰时指出：“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列宁极其精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评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具有深刻的方法论的启示。
第一，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科学地阐明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正确揭示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客观内容和社会根源。
列宁十分注意从托尔斯泰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条件去分析他的作品。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对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生长时期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尤其强调当时俄国的政治生活对托尔斯泰创作的重大影响。他非常重视俄国的社会变革、政治经济结构的更替、阶级关系的变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给托尔斯泰创作带来的深刻变化。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客观内容和社会根源，归根到底，是由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由托尔斯泰所认识到的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决定的。
文艺反映生活必须通过作家的头脑，经过作家的世界观的折射。列宁十分重视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的这种作用。但列宁并没有脱离生活对世界观的决定作用来谈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相反，在他看来，世界观和创作都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世界观中的思想因素和倾向同创作表现出来的思想因素和倾向是一致的。列宁多次将托尔斯泰的学说、观点、思想、世界观和创作及作品放在并列位置上，当做同一系列的词或概念来使用。列宁并没有强调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在他看来，创作的矛盾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倾向的矛盾只不过是作家世界观中的内在矛盾的表现和流露，世界观中的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因素和作品中的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世界观中的进步的积极的思想因素和作品中的进步的积极的思想内容也是一致的，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中的这种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是由生活本身的矛盾决定的。
列宁以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刻地揭示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中消极反动的思想因素产生的现实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列宁面对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的全部复杂性，面对以“笃信基督”、“道德上的自我修身”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为中心内容的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并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态度。列宁认为，为了彻底否定这些思想毒素，必须铲除滋生这些思想毒素的土壤和条件。列宁指出，这些消极的反动的东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对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来说，它是俄国现实生活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对俄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影响来说，它是东方的亚洲的国家体制的封闭、落后、保守、寂静主义等传统习惯和历史惰性的影响；对俄国革命而言，它是俄国革命的弱点的表现；对宗法式农民而言，它是俄国宗法式农民的“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的反映，“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是天真的耽于幻想的农民受到打击后产生的悲观绝望情绪的反映。因此，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包括“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样一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
列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的消极因素，给予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解释。这对我们如何对待错误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和学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方法论的启示。
第二，列宁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古典的作家和作品。
列宁在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时，力图从纵的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联系中，把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自觉地放入“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对它的历史内容和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价。以此为基础，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定其取舍。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这里，列宁深刻指明了对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现实评价的辩证关系。
列宁善于把对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现实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列宁首先给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的进步因素以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是“曾经以巨大的力量、信念和真诚提出许多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的思想家”。其次，列宁指出，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危害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托尔斯泰对旧世界的批判不时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产生悲观和绝望。而“绝望是那些不了解产生邪恶的根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斗争的人的特性”。因为托尔斯泰以类似民粹派那样的冷漠态度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崛起“闭起眼睛来，不去考虑”，甚至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排除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沉迷于封建宗法式小农经济体制的幻想中，从而给他的学说涂抹上一层浓重的封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列宁指出：即使是托尔斯泰学说和作品中的积极的进步的思想成分，他的思想和创作中的批判的民主主义的进步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日趋深入，它的有益的作用也必然会越来越显得微弱和有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说体系一样，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见解：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随着工人阶级，即“正在‘形成’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它们的活动愈具有确定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的根据’”。
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列宁指出，“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因为托尔斯泰的“救世新术”，即他的以“不用暴力抵抗邪恶”、“道德上的自我修身”为主要内容的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只能起到抵制无产阶级革命，保全他所憎恶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作用。托尔斯泰将严峻的流血的政治问题归结为、转换成一个温和的道德说教问题，这不仅天真幼稚，而且荒唐可笑。所以，列宁从革命利益出发，指出“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
但列宁明确指出：“决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觉悟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俄国无产阶级要向被剥削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义，——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自我修身和对圣洁生活的憧憬，而是让他们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现实评价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我们用来批判各种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倾向，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三，列宁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批判了各种政治势力评价托尔斯泰时所贩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谬论。
列宁在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时，不仅从纵的方面，从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和联系中，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的历史内容和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作出准确的评价，而且还从横的方面，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对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一分为二，区分出好坏优劣，鉴别出糟粕和精华，决定其扬弃和继承。
列宁首先对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一分为二。正如我们上面所谈的，列宁一方面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思想、世界观和创作的积极的进步的方面，阐明托尔斯泰对沙皇政府、官方教会、政治法律制度、农奴制度的尖锐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无情的揭露，对农民和工人的悲惨处境的深切的同情……肯定了这些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对俄国革命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列宁另一方面也阐明了托尔斯泰的学说、思想、世界观和创作中所宣扬的以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道德上的自我修身”、“向‘精神’呼吁”、“禁欲主义”、“寂静主义”特别是“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反动的思想成分为基本内容的托尔斯泰主义对俄国革命的危害。
列宁不仅指明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的双重性，而且揭示了产生这种双重性的根源。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中的思想内容和倾向的矛盾的双重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具有深刻的阶级的、政治的、社会的根源。从阶级根源来看，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宗法式农民的思想代表，他的学说和作品既反映了他们的革命的情绪、要求和愿望，也表现了他们的狭隘、保守、软弱和怯懦。列宁认为，俄国宗法式农民中，只有极少数人敢于拿起斗争的武器，向压迫他们的仇敌冲杀，而大多数农民还是耽于幻想，因斗争的残酷和挫折而陷于悲观失望，在祈祷和自我麻醉中忍受着非人的生活的折磨。托尔斯泰主义正是这部分农民思想和情绪的反映。从政治根源来看，托尔斯泰的学说和创作，既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有力的方面，也表现了俄国革命的弱点。托尔斯泰当时面对的俄国革命是以宗法式农民为动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宗法式农民作为这次革命的主体和基本动力，他们的思想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优点和弱点、革命性和妥协性及软弱性都必然在革命过程中反映出来，也必然在托尔斯泰这面“俄国革命的镜子”中展示出来。从社会根源来看，俄国本来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所谓“东方国家”，千百年封建君主专制、经济结构的封闭保守和历史传统观念的影响，为托尔斯泰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因而，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样一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的即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
列宁坚持“两点论”，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对各种政治势力评价托尔斯泰时所散布的形而上学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由于各种政治势力抱有不同的政治目的，都不能对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总是搞好即好、坏即坏的“一点论”。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把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看得一无是处，全是糟粕，像对待垃圾那样完全“扔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无视托尔斯泰学说和作品中的有害的毒素，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回避、掩盖、抹杀托尔斯泰学说和作品中对他们不利的部分，竭力吹捧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孟什维克的“取消派”和“召回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呼应，也把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中的糟粕当做精华，狂热鼓吹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可见，所有这些反动的政治势力，由他们的阶级偏见和阶级利益所决定，不可能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进行全面正确的评价。
第四，列宁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阐明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的政治倾向，正确评价它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
列宁指明了托尔斯泰学说、思想、观点和作品的政治实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后，成为俄国宗法式农民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和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是体现俄国宗法式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农民是俄国的唯一革命的阶级。托尔斯泰作为宗法式农民的思想的代表，总是站在这个先进阶级的立场上，力图用宗法式农民的眼光观察生活中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情势。他的学说和作品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对俄国当时的不同阶级或政治力量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的。
托尔斯泰代表千百万宗法式农民对腐败和日趋崩溃的农奴制的尖锐批判，对没落腐朽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无情的揭露，不仅有利于宗法式农民，而且有利于他所憎恶的资产阶级，因为这种揭露和批判客观上起到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托尔斯泰根本不了解的无产阶级，因为宗法式农民的自由和解放，无疑会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阵容，农奴制的崩溃，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阶级矛盾更趋简单化、明朗化，有可能使无产阶级经过登上历史舞台的斗争的锻炼，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托尔斯泰对贵族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肃清农村的封建主义残余，也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可见，托尔斯泰对俄国农奴制的批判，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愤怒的控诉和强烈的抗议，对启发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的革命思想，对激发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刚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对当时俄国的广大农民来说是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看到的这个‘刚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他象民粹派一样，闭起眼睛，根本不愿意看到，甚至拒绝去想在俄国‘开始形成’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托尔斯泰由于受到宗法式农民的狭隘眼界和作为贵族的思想残余的局限，几乎全然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倒是极其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的贪婪、疯狂的野心和制造种种灾难和不幸的罪恶。对资本主义的憎恶和仇恨，是托尔斯泰的基本社会道德情操。在托尔斯泰看来，资产阶级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过是用来奴役和剥削人民的精巧的手段。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中渗透着对资产阶级这种“进步”的愤懑和反抗情绪，但缺乏评价这种“进步”的科学态度和历史观点。这可能对群众产生有害的影响。对此，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不在于鄙夷地摈弃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是让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学会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
列宁认为：在托尔斯泰的遗产里，“还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强烈地表现了宗法式农民对“成为过去”的旧制度旧秩序的愤怒和仇恨，而且朦胧地反映了他们自发地渴望从阶级压迫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在狭小的范围内寻求美好的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托尔斯泰写道：“一切好的，为人民需要的作品并不仅是追求过去，而是要指出未来。”（《〈花坛集〉序言》）他认为文艺反映生活时应当揭示人生的理想。这种理想的王国，不可以用暴力来夺取，只能用爱的力量来建造。因此，这种理想不过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把封建宗法制理想化神圣化为封建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的乌托邦的反动本质，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越来越显得荒谬和有害。
然而，列宁深刻揭示了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对旧世界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列宁强调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作用。他指出：“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前进，应该明白这一点”，“只有当俄国人民懂得，他们要求得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而应该向无产阶级这个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唯一能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的阶级学习，只有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能求得解放”。
学习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对我们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树立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