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11日，奥地利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诞辰97周年，我在金色大厅指挥了这场纪念施特劳斯的音乐会，我们演奏的曲目即使在当今也算相当有难度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乐章交响曲》，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担任独奏的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在当时，维也纳人演奏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还是颇为罕见的，但是我们相当成功。我在洛杉矶爱乐乐团时已指挥过施特劳斯的作品，并对这首很难演奏的乐曲也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深厚友情便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而且这份珍贵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仅如此，在我有生之年我跟其他合作过的乐团也都保持着亲密而友好的合作关系。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回顾当时的这场音乐会，你会发现它非常有趣。当时乐团的演奏都还根深蒂固地保留着维也纳的传统风格，深受著名指挥大师威廉•富特文格勒、汉斯•克纳佩茨布施以及克莱门斯•克劳斯的影响。因此，当卡拉扬第一次在维也纳指挥德彪西的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andMelisande）时，无疑给所有的音乐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现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传统模式，可以说，乐团现在拥有世界上最深广的演奏曲目，他们能演奏任何一种风格的音乐，包括所有的歌剧曲目。
从观众的反响来看，这场音乐会应该是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如此，我还偶然间发现我以前的音乐老师竟是我此次指挥的乐团成员。第二年，我又被邀请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举办的另外两场音乐会，当时我正忙于在北美的工作。这次一场是和内森•米尔斯坦（NathanMilstein）合作的节日音乐会，另一场则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的音乐会。包括贝拉•巴尔托克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盖扎•安达任独奏），莫扎特交响曲以及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我在回顾时也许一步飞跃了，这些经历也是逐步降临的
1961年对我来说真是十分奇特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巧事儿或是一些难以预料的奇特事儿，而且似乎没有停止的趋势。我觉得好像一直有一位仁慈的天使在守护着我，不断地把那些对我音乐事业有帮助的大人物带到我身边。
我之前提到的赫斯特，一个德国血统的音乐经纪人，在美国和欧洲他都称得上一位音乐界的权威人士。正是在他的帮助下，25岁的我才当上了蒙特利尔和洛杉矶乐团的指挥。我还记得，当时我只是个身无分文，在国际上也无人知晓的小指挥，却得以顶替生病的指挥家的音乐会。这些演出把我从维也纳带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最后又带回维也纳。而且，在1961年我获得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机会，这次机会不是出于任何的外在原因，也就是说这次我并不是顶替别人。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负责人沃尔夫冈•斯特斯曼（WolfgangStresemann）也是赫斯特的朋友，他是国民经济学家、后来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古斯塔夫•斯特斯曼（GustavStresemann）的儿子。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当初赫斯特和沃尔夫冈•斯特斯曼到底谈论了些什么，才让我有机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这使我成为了柏林爱乐乐团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家。机缘巧合的是，我第一次去德国就取得了这样丰硕的成果。
很难评价这场柏林音乐会的水平高下，记得当时我生平第一次指挥了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年轻的我和柏林爱乐这样伟大的乐团合作，一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于既缺乏和大型乐团合作演出的经验，又对马勒作品不精通的我来说，最后能够顶住压力顺利完成演出靠的全是我的勇气，及年轻人特有的狂妄自大。那天晚上，恩里科•梅纳迪（EnricoMainardi）表演了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清楚地记得，音乐会于1961年9月18日举行，正好在我和家人搬到蒙特利尔之前。这次音乐会上发生了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在指挥《大提琴协奏曲》之前，梅纳迪一直给我说一些令人费解的耳语。我完全没搞明白，也没当回事。直到指挥完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才明白原来梅纳迪刚才在我耳边悄悄说的是我的裤子拉链没有拉上。
我在维也纳生活了七年，这座宏伟的城市已经让我有了第二故乡的感觉，然而现在一段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它将给我带来新挑战和新经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身到这一切即将面临的新鲜事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