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祭灶的习俗已经消亡了。这种消亡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每家每户的灶都早已拆除，连锅也都砸碎炼了铁疙瘩，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硕大无朋、令人望而生畏的灶，有点像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土高炉。起初，围着那口宛如池塘的大锅，人们大碗吃饭，后来大碗喝粥，最后，只有大碗喝水的份了。
幸好，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记事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灶，作为农家温暖的心脏和信仰的象征物，又回到了厨房里，占据了最神圣的一席之地，并且借助一根顺畅的烟囱，理直气壮地吐出了袅袅炊烟。经过了喧嚣和狂热之后，乡村复归于往昔的宁静。
祭灶的习俗，留在了老一辈怀旧的絮叨中。据说，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年农事的日子。在这一天，农民们都要挥动扫帚，把整个屋子，尤其是厨房的屋顶扫个干干净净。每逢这种时候，最开心的当然要算小孩子们了，因为这表明新年快要到了，富裕些的家庭，可以给每个孩子添一件新衣裳；再贫寒的家庭，孩子们也可以饱饱地吃一顿蒸肥肉。至于大人们的心事，当然是祈望来年风调雨顺、人畜两旺、五谷丰登。人类怀着这种朴素的愿望，几乎是从农业诞生那一天开始的，跟古老的农耕文化一样历史悠久。可堪喟叹的是，我们仍然必须捧着碗，一代又一代地仰望天空，这又岂是一个粮食或农业问题呢？
我们家是全村四十多户里最穷的一户。但我们家的灶膛里却火光熊熊，使土砖砌成的屋子充满了温暖和天伦之乐。这自然首先要归功于我的奶奶。奶奶三十多岁时，因不堪前夫的虐待，改嫁给了我的刚从解放军部队回来的地主爷爷。奶奶是个极会过日子的人，在饮饿的年代里，虽然我的家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但农民所能吃上的自己亲手种出的大米，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很多的时候，人们必须吃红薯、南瓜、青菜、萝卜，度过青黄不接的紧要关头。这种时候，便显出了奶奶的非凡之处来。她把这些粗糙的食物，烹调得精美可口，使我们这群饿狼瘦狗般的孩子们，吞咽起来格外香甜。如果这些杂菜一时吃不完，奶奶便会动手将它们腌起来，或制成薯干，还可用南瓜熬糖，使苦涩的乡村生活，充满了甜味。奶奶年轻时很漂亮，又是从城里嫁到乡间的，在灶前有如此的手艺，加上人缘好，博得了村妇村姑的友情，即使在严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我们家也仍然能够感受到乡邻之间的温暖。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岁月，就是那时候度过的。冬天来临，北风呼号，天井里结了长长的冰柱子。如果恰逢星期天的话，我就可以赖在被窝里，这时候，奶奶就会把我的小棉裤拿到灶前烤暖和了，捂在自己的对襟棉袄里，颠着一双裹过的小脚跑进来催我起床。我仍然不愿起来，奶奶只好又去灶间忙活一阵，再颠着小脚跑过来，把变冷的棉裤再烘一遍。如是者三，我才穿上暖烘烘的棉裤，起床，推门一望，啊，满地皆白，好大的雪啊！心里的暖意便流遍了全身。奶奶嫁到我家时，我的父亲已经五六岁了，但我仍然觉得我的血管中，漩流着奶奶那善良、慈爱的血液。
小时候，我是一个羸弱的少年，早熟而耽于愁思。每到冬天，可憎的哮喘病便折磨我的肺叶，有时我会咳嗽到半夜无法入眠。奶奶便会买来大粒的海盐，放在锅里炒热后，装在一个小布袋里，拿来放在床上，贴着我的后背，用热盐来吸除我体内的风寒。我立刻觉得全身舒坦多了，咳嗽也渐渐平缓，奶奶脸上便浮起了笑容。我小时候想，如果家里没有奶奶，没有奶奶所操持的给家庭生气的土灶，我们家一定会冷冷清清的。
以后我考上了大学，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还获得了“诗人”的称号，奶奶不识字，当然不明白“诗人”是干什么的。她认为我毕业回来，在乡里当一个干部，最好是当乡长，才算荣耀，为她露了脸。到我家做客的几位邻村的大学生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感到很幽默，但幽默中却饱含着辛酸。奶奶倒真是这样盘算着为我设计人生的。吃饭的时候，奶奶端上煎干鱼、新鲜豆腐、粉条炖猪肉和弟弟从稻田里捉回的鳝鱼。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这是奶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菜肴了。以后我有不少机会吃上数百元、上千元一桌的盛宴，但我总是觉得惶然，犹如芒刺在背。我希望我能有机会让奶奶也品尝一下这些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让她善良的心里明白，这世界的不公正与不公平。如果她知道和我碰杯的或应酬着、寒暄着、套着近乎的人，是一些比乡长、区长甚至县长都要显赫的人时，她老人家大概是要受惊的。而我呢，置身席间，在觥筹交错与喧声笑语中，我感到我不属于这个阶层，和他们格格不入，似乎乡村灶前的火光，映红了我的脸，那是窘迫，更是羞愧。
奶奶在灶前灶后，忙活了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看到我的孩子出生，使她能够抱上重孙，升级为当地最受人崇敬的祖奶奶。不幸的是，1988年10月7日，她老人家突然病逝，把无尽的哀思留给了我。一个多月后，她日思夜想的重孙在几千里之外的四川出生。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差”，使我的一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孩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尿布，在楼道上方拉起的铁丝上，人生之初的旗帜飘扬风中—负重的年龄来到了。我们住在城市里，管道天然气带来了做饭的诸多便利，童年时从灶膛里掏出几个香喷喷烤红薯的乐趣却没有了。街上倒有卖烤红薯的，但已卖到八毛钱一斤了，我一天的工资，可以折合成三四斤烤红薯；更不方便的是冬天为孩子烤尿布。我还算聪明，在天然气灶上倒扣一个铝盆，凑合着还可以用一用，但乡间厨房里灶火熊熊、洋溢着一片亲情的日子，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终于熬到获准探亲的日子，我带上儿子，怀揣着上涨了一倍多的火车票走进家门。爷爷奶奶都回到了土地，弟弟妹妹们都考上了大学或者中学；父亲照例又到工地上做工去了。我们那里的农民，每年冬天都要去义务修筑汉江堤，或者是修汽车通不到自已村的公路，或是修水流不进自已田的水库，奇怪的是，数月的劳动，非但没有报酬，完不成土石方任务，反而要自己掏钱“认罚”。家时只剩下母亲一人，十几间房子空落落的，一片凄凉。母亲见到我，尤其是因为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孙子，自然是高兴的。这个患了绝症的女人，如今站在奶奶从前的位置上。我坐在灶前的板凳上，一边往灶里添柴禾，一边用生疏了的故乡土话和母亲交谈。在村人看来，我们家是最令人羡慕的：六个孩子中，已有四个大学生，另外两个也正准备考大学。但只有我知道，我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灶前的火光，映照着母亲蜡黄的脸。在短短的探亲假里，我跑到工地上看望父亲，帮他挖了几天的泥土，剩下的时间，用来陪伴母亲，享受着她的絮叨和因病带来的暴躁脾气。我们祖孙三人，吃着村里最简单的饭菜，度过了我一生中宁静的日子。我今年才28岁，母亲生下我这个家中的长子时，还是一个18岁的村姑。我没有任何办法留住只比我大18岁的母亲，给我血肉身躯和眼泪的母亲。我也无法让这灶前的火光，增加这世界的暖意与温情，以抵抗不幸和厄运。
回到了吃商品粮和烧天然气的城市，回到了穿西服、打官腔、吃几百元一桌宴席的人们中间，我的心却留在了乡间。近日，接到父亲来信，说是稻谷在灌浆时遭了雹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坐在办公室里，我忧心忡忡：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我的同事们那样，不再关心农业，不再关心年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