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计要为我的三姑写下一点文字，已是上一个春节前的事情。如今，又到隆冬，“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我青年时代熟读的艾青的句子，此刻不合时宜地涌上我的心头。三姑，比我仅仅大两三岁的三姑，长眠地底已经一年了，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儿子的婚期就在几个月后。
三姑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姑姑，而是堂姑，而且，是隔了一代的堂姑。程家祖辈，有兄弟三人，长子训道，在家务农奉亲，育有二子三女；二子明道，出外当兵，仅有一子单传，就是我的父亲；三子义道，出外求学当兵，无嗣。1949年以后，各归故里的两个兄弟，各自从最后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退伍”（实为对被俘国军士兵的清退），分享了我曾祖父解放前夕购进的八九十亩土地，一茬庄稼未熟，而土改已成暴风骤雨。
按旧时的乡村习俗，家族中的兄弟姐妹，讲究的是“大排行”，所以，在1950年分家之前，在一口锅里舀饭吃的程家，子女辈中，我的父亲算是老二。三姑是训道的幼女，也就是我父亲的幺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三姑的印象不深。我只记得她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孩子，对我，辈分上虽说是姑姑，但更像是姐姐。只是，我不记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和情节了。跟我很亲的是她的二哥，我称为“水叔叔”的。我那篇《堂叔》，写的就是他的悲惨一生。谁能料到，堂叔1991年惨遭横祸，在2009年的深秋，他的妹妹又死于非命，而在几年前，他们的姐姐，我的“桃姑”，因为宫颈癌无钱医治，早已撒手西归。
2009年11月20日，我和弟妹们，在村里为父亲的70岁生日，举行了一场仓促的乡宴。虽然临时起意，场面也还热闹，城里来的10多辆小汽车，将破败的村子街道挤得满满。院子里摆着宴客的大桌，亲戚和乡邻们散坐着聊天、打麻将。我见到了我的大伯父，也就是这几个叔叔和姑姑的长兄，却没有见到三姑。因为，三姑虽然也是我们程家嫁出去的人，其血缘的亲疏，与这位大伯并无二致，却是已经不“走”的亲戚。
在汉语中，再也没有一个词比“走”字更能传神地表达出亲戚之间的来往和联系了。亲戚是越走越亲的，血缘的纽带终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在赤贫的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堪乡村人情重负的家庭，多多少少是要“丢”一些亲戚的。“丢”掉的亲戚，就是两家约定，逢年过节、娶妻嫁女、添丁进口、逢五逢十的寿庆，互相都不邀请对方家庭，以免增加经济负担。
只有一样不能免，那就是丧礼。
三姑就是我们家“丢”掉了的一门亲戚。至今我还是不太明白，三个堂姑中，只有桃姑直到去世，还和我们家作为亲戚走动着，三姑和另一个姑姑却再也没有登临过我家的大门。贫困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当初是谁作出的决定？我想问一问父母，又怕徒然惹他们黯然泪下。
这二十多年来，我只见到过三姑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10月，我失去我最敬爱的祖母。村东的乡村墓地，培坟的那一天（在吾乡，一般是下葬后的第3天），三姑来了，戴着孝巾，趴在坟头，哭成了泪人。我的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与三姑更无任何血缘关系。但在三姑小时候，祖母给了她母爱一般的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大约1974年的夏天，我用卖蜈蚣和夏枯草挣的几毛钱，在吴集街上，给奶奶买了三个皮蛋，拿回家去，欢天喜地地孝敬奶奶。奶奶却舍不得吃，悄悄藏起来，下午就用手帕包着，迈着裹过的小脚，向村西三里外的屋场走去。她惦记着自己瞎眼的、瘫痪在床的老妯娌—三姑的母亲，说是她好多年都没有吃过皮蛋了。
第二次见到三姑，是2003年6月，在叔祖的葬礼上。当时我塞了一点钱给已病入膏肓的桃姑，却没有顾得上和三姑讲话。谁能想到，我竟再也见不到我的三姑。
夺去三姑性命的，说起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三姑家的房子，请了她丈夫的弟弟来做点装修，花了2000元钱，三姑却不甚满意，埋怨丈夫，说：“花的钱并没有少，质量却比不上请外人做。”当丈夫的一听，火冒三丈，由吵而打，乡村无日无之的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这样，让三姑仰药而尽。那药，不是城里人的补药，是农药。
在农村，死是很容易的，三五元钱的成本，临死前，到供销社跑一趟，一瓶黑糊糊、臭烘烘的液体就买了回来。在农村，活却并不容易。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幸福，尤其不容易。
乡友兼文友曾令麟兄，曾给我讲过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一件悲剧：被称为“应祥叔”的村民，担心自己老了，丧失劳动能力，成为儿女的拖累和负担，于是，和老伴商量，一起喝农药自尽。两位老人家偷偷买回农药，穿戴整齐后，当丈夫的先喝。几口下去，躯体剧烈抽搐，痛苦不堪。老婆婆一时慌了神，不再有勇气饮下农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劳苦了一辈子的老伴归了天。幸存下来的老婆婆，第二年也跌进水塘里淹死了。
农药啊，农药！农民啊，农民！
我不想在这里引述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告诉读者，中国每年有多少多少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农村的自杀者占多大的比例，农村的自杀者中饮药自尽的又占多少比例。我只想拜托我在城里体面谋生的同类—出生在农村并最终抛弃了农村的幸运儿，回自己的乡村打听一下，在你的及周围的村子，有多少村民喝农药而死？并问一问自己的农村父母：您是否曾有过喝农药的冲动？
2009年的春节，在飘着雪花的严冬里，餐桌上，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长子，被弟妹们和众多的侄甥们围着，正在享受多年难得的家乡菜肴，突然，听到了三姑的死讯，在她入土几个月之后。
父亲的脸顿时暗淡下来，一滴老泪无声地滚落。
母亲说：“我都险些喝了农药，要不是令梓伯的劝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这不仅仅是农药的管理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
本质上，这是农民的生命价值观问题。
在咱们中国，最不怕死的，就是农民；死得最不值的，也是农民。
2009年，是新政权“辉煌灿烂”的60周年纪念。电视上充斥着的，是宣扬60年前“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几百万人的赫赫战功。
他们原本都是梦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啊！
三姑啊三姑，愚昧的三姑，可怜的三姑，你就等不到我这个比你小两三岁的侄子，给你买一身新衣服，我们两家人重新“走亲戚”的那一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