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在电话那端说，老家的房子，有好几个乡亲看上了，问我们卖不卖。如果卖的话，最高价可以出到两千块钱。当然，他指的是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大概是两百多块吧。
我说：“不卖！”我虽然远在美国，但这样的大事，父亲还是让我拿主意。作为家里的长子，在弟妹中又是见过世面最大的，父亲乐意由我做主。
父亲说：“那十几间房子，就那样空着？院子里长满荒草了呢！”
我说：“长了荒草也不卖。我们不缺那一点钱。”
其实，问题的实质跟钱不钱的没有关系。
那是我的祖宅、我出生的房间、我的根。
二
小时候，家里的房子很少，只有两小间，外加一个厨房。堂屋（客厅）的中央，是一个用泥垒成的谷仓，里面长年装着生产队的粮食。谷仓的几扇门板上，交叉贴着写有“荆门县烟垢公社歇张大队三小队”字样的封条。当时年幼，想不明白为什么生产队的粮食，却要放在我们家的谷仓里。其实，按我们家的阶级成分，是不适宜放公家的东西的。现在想来，那个谷仓应该是生产队“租用”我们家的吧！付过租金没有，已经无可稽考了。只记得爷爷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淘气撕乱了封条，惹出祸来。谷仓的上面，摆着两副棺材，漆得油黑发亮。那是爷爷奶奶预备的“瞌睡匣子”。乡下人，活着当牛马，死了成草木，是根本不忌讳“死”这个字眼的。
我家的隔壁，另有一间土房，是村里的诊所，一个外村的男子在这里行医。当时我只有四五岁，只记得他喜欢摸我的脑袋，偶尔也会给我一块硬如石子的糖吃。有一天，听到村里响起杂沓而急促的脚步声、喧闹的人声——这名医生死了。他服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原来，预定当天下午，生产大队要开他的批斗大会，他的老婆也要被从几里外的村里抓来陪斗。他不想让老婆看到自己挨斗的样子，便服药自尽了。
这大概是我能回想起来的关于童年的最早记忆之一。医生死了，他的家人拉着板车来，将那间土屋拆掉，将瓦片、檩子、土砖等“建筑材料”拉走后，这间诊所就成了废墟。由于这间房子与我们家的山墙共享一堵墙壁，房子一拆，我们家的山墙就裸露出来了，土砖垒成的墙，可经不起这种风吹雨打。爷爷就说：“得给墙穿上蓑衣。”
说起蓑衣，现在是见不着了。柳宗元的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以钓客自况的诗人，穿的就是蓑衣—用棕叶或稻草编织成的古代雨衣。爷爷和正当青年的父亲，用板车拉来了黑土，和成泥，在泥里加上一些干枯的稻草，以增加泥巴的“预应力”（这是我后来在有关建筑学的书本上学到的新词）。父亲搭起梯子，爷爷则用脸盆，将和好的泥巴递给父亲，由父亲均匀地抹在山墙上。这是给墙穿蓑衣的第一道工序。接着，父亲又将剪得整整齐齐的长茅草，一排一排贴在墙上。茅草比稻草耐腐，三五年都不会沤烂，所以，在乡下，家境穷的“草房人家”盖屋顶的都是茅草。
乡下的孩子，夜里憋急了，开门一泡尿，就尿到山墙的茅草里，簌簌的，像下雨的声音。若是尿到地上，声音就不那么好听了。一次被爷爷逮个正着，爷爷拍了拍我的小屁股说：“你看，一墙都是尿骚味！又不是猫儿狗儿，不晓得上茅房！”
三
家里孩子多了，爷爷盘算着，在这块原诊所空出来的宅基地上，盖一间房，当我的卧房。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队长那里，就是一道关口。记得是在夏天，趁着队长当军官的弟弟从杭州回来探亲、光宗耀祖的喜庆时刻，父亲到队长门前请求批准。队长斜躺在竹椅上乘凉，喜滋滋地听着一台香烟盒大小，还带着根天线的“井冈山牌”收音机。在我们村里，原先只有支书家有一台收音机，像个小柜子那样大，宝贝一样供在堂屋正中央的案板上。那是家家户户贴毛主席像的地方，神圣得很。队长这个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宝贝，可把支书笨重的“戏匣子”比下去了。
父亲一向以笨嘴拙舌在村里出名。我跟在父亲的后面去见队长。其实，队长与我们家，中间只隔了一户，是真正的近邻，但既然被划进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有着尊卑迥异的成分，那邻里关系就隔膜得很了。春节时，乡村里的老习惯，家家都会轮流坐庄，请关系好的邻居吃饭，可队长从来没有端过我们家的碗，我也从来不敢迈进队长家的大门。
父亲一说要盖房，队长倒是满口答应了，不过，又追问了一句：“那砖呢？”
父亲就嗫嚅着说，要用村西一亩五的稻田“挖砖”。
队长说：“那块田肥得很，你把肥土挖走了，粮食要减产。这样吧，扣你一百个工分，外带挖好砖后往这块地里浇上二十担粪水，盖一层猪粪，补补肥。”这就算批准了。
这是我的童年记忆里最生动的景象之一：爷爷戴着斗笠，赶着牛，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碾压着这块收割后的稳田。人的足迹、牛的足迹，渐渐被碾得平平整整，那些残存的稻根也被碾进泥土里，成为未来的砖的一部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照着爷爷尚在中年的脸，是那样的谦卑和坚韧。他每一步都迈得那样踏实和稳健，朝着他的目标迈进—给他的长孙，此刻正在田边水沟里摸泥鳅的我，盖一间卧房。
挖砖的日子到了。挖砖只能选择在初秋，那时刚刚秋收，地正好空出来，在收割水稻和种植油菜或小麦之间，正好有一个节令的空当期。这时，地还湿着，又是旱季。其他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挖砖的，因为地里还长着庄稼。对农家来说，误了庄稼，可是最大的罪过。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早晨。一大早，住在邻村的舅舅、堂叔、大伯等亲戚都赶来帮忙了。田野里，响起一片鼎沸的人声。这是乡村里的一项“技术活”。第一道工序是画线：用细绳子在田的两端拉直，用一种特制的直锹（农家一般的锹都带有一定的弯度），给碾平的稻田打上小学生练习本上的那种长方形的“格子”。挖砖的锹称为“砖锹”，平坦得像一把硕大无朋的铁铲。锹上系着一根粗缆，用三四个人在前面拉动，后面端锹的人锹要端得平、插得准，挖出的砖才厚薄一致，平平整整。这个端锹的人，在乡村里被尊称为“锹把子”，与杀猪匠、劁猪佬、剃头师傅同属于乡村手艺人之列，比一般的村民，在社会地位上至少高出一篾片。这位“锹把子”是我们家用两条烟，外加五块钱的工钱，从外村请来的，不像其他几位亲戚帮一整天的忙，只吃两顿饭。
奶奶一大早就烧好了一壶茶，提到了“工地”。奶奶将另一个茶壶，交到我的手上。我的任务就是往砖锹上浇水。师傅每挖好一块砖，就将那雪白的锹在地上那么一“顿”，我立即往锹上注上一点水，这样挖好的砖就会利利索索地脱落锹面，不会黏在锹上。“锹把子”发一声喊“拉！”，前面的几个亲戚一起拉动缆绳，一块砖就会脱出锹面，码在了田里。即使是初秋，老天爷有时也会冷不丁下场雨。到了半夜，听到屋瓦上有雨声，爷爷就喊一声“下雨了”，也不说多的话，一骨碌翻身下床，爸爸、妈妈、奶奶，一家人稀稀拉拉、前前后后往村西的稻田里跑去，将早就备好的稻草盖在那些半干半湿的砖上。如果雨一泡，这些砖可就变成稀泥了。
一个月左右，这些砖就完全干透，可以砌房子了。挑走了砖，该给地里“还肥”了。父亲挑起从自家茅房里舀出的粪水，倒入已挖过砖的田里。队长拿着一个小本子，站在田埂上，记住这样的数据：十月初一，粪水五担入田。
房子很顺利地建好了。在一个乡村医生“畏罪自杀”的诊所废墟上，我的爷爷和父亲，给我盖了一间卧室。我在那里住到考上大学，彻底告别乡村和农业。
奇怪的是，我从小就知道这房间里死过一个人，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也许是因为那位医生在我四五岁时经常摸我脑袋的缘故。
四
小时候的乡村是热闹的。那时候，外出打工这样的事，简直是天方夜谭；“发家致富”的口号，也要十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才会提出。全村老老少少三百多人，都挤在这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每逢夏天的时候，掌灯时分，奶奶就将家门口的地洒上水，扫干净，摆上桌子，端上饭菜，一家十二口，四辈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真正的“四世同堂”。村里人走过，还会探头朝饭桌上张望一眼，问一声：“有什么好吃的？”家家户户都将饭桌端出来，在街头一边乘凉、一边吃饭，这是童年时代温馨的乡村生活情景之一，令我终生难忘，每每忆及，都平添几分乡愁。
在来到美国三年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第一次回老家探亲。
尽管不习惯，尽管“连喝水都要花钱”（母亲语），父母终于搬进了城里，和幺弟一起生活。六个子女，除我远走美国外，其余几个都在家乡的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有的当报社记者，有的当银行干部，有的当中学教师。父母脸上的皱纹，这几年似乎都浅多了。
见到父母的第一天，父亲问我：“你们还要回村里去吗？”我说：“当然要回去，哪怕看一眼。”我没有说出的是，爷爷奶奶的坟就在村子东边的山坡上，千里万里，我也要抓一把坟头的土，带到美国。据说，远走异国的人最好带一把祖先坟头的土，这样，一则，可以保佑全家安康，不忘故土；二则，可以使漂泊异国的人，从此子子孙孙，服异国的水土，无病无灾。
我一家人乘坐的厢型车停在老宅的门前，车子周围立即围上了一群乡亲。说是一群，不过七八人而已。留在村里的几个初中同学，陪我沿着村子走了一圈。问起队长，说是死了；问起会计，也说死了。在短短的一年里，村子里竟然有八九个人去世，年龄最大的只有六十出头。隔壁的邻居金阿婆说：“这个村子，人才都走了。一等人才上大学，二等人才当干部，三等人才做买卖，一才不才把秧栽。”她很会编顺口溜。据她说，如今村里只有不足二十户人家，连吃奶的婴儿算上，人口也不到一百了。
母亲打开大门紧锁的家门，十间屋子，里面陈旧而粗糙的家具，大多已送给了亲戚。久不住人，屋子里弥漫着尘土的气息和一股霉气，连天井的砖壁上都结满了青苔。我住过十多年的那间卧室，用砖头垒成的“床”还在，上面仍铺着稻草。就在那张床上，我睡到第一次遗精、第一次惊喜而羞怯地梦见异性……进入后院，我小时候栽的桃树，竟然结满了桃子，小小的果实，甜甜的果肉。急忙招呼大家架起梯子采摘，摘下来就分装进塑料袋里，分赠给村里的同学和邻居。我对这些小时候的伙伴说：“每年桃子熟了，你们都可以进门来摘桃子给孩子吃。但这房子，我是不卖的。”
抬头看见堂屋的谷仓里，上面的封条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还依稀可以看原来的字迹：“荆门县烟垢公社歇张大队三小队。”只是谷仓顶上的那两口黑漆棺材，已经不在那里了。爷爷奶奶苦了一辈子，给子孙留下了这十几间土墙瓦顶的房子，乘着棺材入了泥土或上了天堂。如今，孙辈们已经全部迁居到都市的混凝土丛林里，在远离泥土、庄稼、天气和收成的地方找饭吃，他们最大的重孙甚至已经是美国一所中学的七年级学生了。
在爷爷奶奶的坟头燃过鞭炮之后，我和妻子强按着儿子跪下，给他未见过面的曾祖父母磕头。他横竖不肯，噘着嘴说：
“No！not me！”（不，我不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