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都生活在荆门—湖北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这是我爱乡恋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默默无闻的师者，充任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灯盏，照亮了我人生最初的道路。
戴德祥
从乡村代课老师做起，一直到后来成为地方大学管理干部的戴德祥老师，是我从小学3年级到5年级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我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写作者，且以写作为人生快事和终身追求，不能不说，归恩于戴老师甚多。
在一切讲“成分”的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孩子，读书的日子不太好过，但对我来说，语文课，尤其是作文课却是例外。戴老师常常在全班同学冥思苦想的时候，用“双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批评同学们的腹中无物，有时更是用“石磙压不出个响屁”这种民间语言加以怒斥。我得到的赞扬却常常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将我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在墙报上张贴，是常有的事情。其实，那时候，乡村里哪有多少书可读，一个小学生的命题作文，又能“神”到哪里去？但老师的这种鼓励，却激发了我当一名作家的雄心。
戴老师在我看来，是天生的民间语言学家。他的话，刀子一样锋利，生动得令人叫绝。比如，我们交不起每学期两元钱的学杂费，放学后被“留学”，他就在教室里一边踱步，一边启发说：“擤了鼻涕脑袋轻！”有一次午间休息，我竟然爬到教室的横梁上玩耍，被跨进教室的戴教师逮了个正着，他对我吼道：“你活过月了，是不是！”吓得我马上向下溜，他立刻伸手将我接下来……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上学时，竟然硬着脑袋，一口气走了三十里路，到了沙洋镇，吓得全家人到处找我，父亲天快亮时才在亲戚家的床上将我“捉拿归案”。戴老师命我写检讨。我的检讨中，有这么一句：“痛改前非，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长大了接毛主席的班。”戴老师语带讥讽地说：“你接毛主席的班？那将王副主席往哪里摆？”不知他是讽刺我，还是讽刺那个上海工人。
他红笔一挥，加了几个字，将句子改成了“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班”。
我后来当了十五年的编辑，目前仍在当编辑。应该承认，戴老师是我的第一个编辑老师，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编辑课。
可笑的是，那个我要和他“争”着“接班”的什么副主席，后来竟死在狱中了。
胡国栋
我中学的文学蒙师胡国栋先生，在我1979年秋转入烟垢中学、上他的第一节课时，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布置的作文，要求将写在黑板上的二十几个词全部用上。我第一个交卷，邀功请赏似的，谁知道出于无心还是有意，这些词连一个也没有用上。记得当时是晚上的作文评讲课，文、理科合班上课。我是新来的插班复读生，没几个人认识我。胡老师对我的那顿狠批，让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全班同学，尤其是那几个漂亮点的女同学，全都扭头看着我，那滋味可不好受。正在这时，突然停电了。黑暗遮掩了一切，包括我的窘迫。黑暗也使得讲台上的胡老师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在一团漆黑里，再严厉的批评也会显得有点滑稽。胡老师的炮火也只好弱了下去。
我在这所中学里，因此一夕成名。
我上了大学后，因病休学，回到这所中学养病。元旦时，胡老师邀请我到他的班上，参加联欢晚会。他将我写的一首诗刻出来，发给全班同学，并要我点名，请班上的娱乐委员唱歌。我以为这名娱乐委员是他班上我暗暗喜欢已半年多的那位来自农场的女孩，谁知，站起来的却是她旁边的另一位女孩。这名娱乐委员唱了一首关于尼罗河的埃及民歌，我现在还会唱几句：
月亮挂在碧蓝的天空
尼罗河水在荡漾
家乡美丽的月光下
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尽管她的歌声十分动听，我还是失望极了。我大着胆子，指着她身边那位穿着比农村女孩洋气些、讲话也好听些的女孩说：“我想请她唱歌。”
那女孩笑了笑，站起来，唱了一首美国电影《音乐之声》中的插曲：
高高的山冈上有个牧人
伸开双臂放声歌唱
……
这就是我的初恋。这个红衣女孩，是我的第一个梦中情人。
青春岁月由这个晚上开始。
真想重回教室，再听胡老师一堂课，再参加一次那样青春激荡、心灵碰撞的联欢会。
刘汝谦
将“汝谦爹”改口称为“刘老师”，一时还真有点不习惯，难以出口。刘汝谦从师院毕业后，本来是在武汉的中学教语文，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回老家，当了一名抓牛尾巴的耕田人。农闲时他给农妇画鞋样，提个石灰桶写标语；在田里劳动时，他会出智力题考我们这些孩子（其中一个考题，我前不久还用来考过我念洋书的儿子）。下雨天他和村里的一名棋友下象棋，有时也教我们两招。横看竖看，他身上没有一点老师的影子。有一次，他到处找笔，打算记个账什么的，女儿惊讶地问：“爸爸，你会写字？”
记得有一年，队里开年终决算的分红大会，会议桌上，摆满了刚打开盒盖的毛主席像章。我那时还小，不知像章是拿来当奖品，还是拿来当报酬。队长先读一段报纸，遇到“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的语录时，对“纲举目张”这个成语云里雾里，扭头问缩在墙角，头戴一顶俗称“狗钻洞”滑稽黑帽的刘汝谦：“大迂子，什么叫纲举目张？”
这是刘汝谦的绰号。迂者，近于愚、类于痴。其实，大智若愚的人才会“迂”呢！我的父亲绰号“二迂子”，在“迂”的职称上，与刘老师相比还差一级。所以，我对这个绰号，小时候颇为反感的，现在倒觉得很亲切而贴切了。
一个声音从墙角传出来：“纲就是渔网的绳子，目就是渔网的网眼。这是用打鱼作比方，绳子撒开，渔网也就张开了。”
我学会了这个成语，尽管我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使用过，也决不打算使用这个词。
刘老师的妻子，姓程，与我是本家，在无论怎么革命，到底都要讲点宗族关系的乡村里，她的辈分与我奶奶平级。我从小总是被家长逼迫，所有年龄大的人，全都得以长辈称呼，所以，称刘汝谦为“汝谦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979年，我在吴集中学读高二，刘汝谦洗净腿上的泥巴，到该校当代课老师，改教数学。不久他又正式恢复工作，调到烟垢中学，改教地理。我正好是他班上的学生。我必须改口，称他为“刘老师”。
十多年没有摸过书，他居然还能教书；从来没有教过地理，一边学，一边教，后来居然成了名校龙泉中学的名师。这样的师才，被埋没在泥土里十多年，如果不是世道渐明、乾坤正转，他怕是要黄土埋人度此生了。
有一次，我在学校前的树林里，遇见一位女同学，两人站在一起说了几句话，正巧被刘老师撞见。他将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只准专心读书，不可心猿意马！”
只有一次，有人跑到学校，告我跟政治有点关系的黑状。那是1979年，极“左”思潮未褪净、改革开放未提出。他将我带到一间无人的教室，严厉命令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有人在盯着你！”他用勒令“四类分子”的话，勒令我好好读书，不要惹祸。
我考上了大学，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又来到了美国。每次飞越太平洋上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时，就会想起刘老师。地理教师刘汝谦先生一生行迹未远，据我所知，他最远的地方到过重庆的云阳和奉节。
“世界很大！”地理教师刘汝谦跨进教室时，通常用这句话当作开场白。他那双比一般人眨动的频率至少快一倍的眼睛，一边眨，一边透出知足常乐的笑意。
赵邦荣
在烟垢中学里，就数赵老师年龄大、资历深、工资高、脾气怪。老师们背后都喊他“赵老头”，显出的是一份敬意。我们私下里也喊他“赵老头”，表达的更是一份敬爱，幸好一次也没有被他捉住过。
老先生当时大概已经快60岁了吧？他头上戴一顶黑色的毡帽，身上穿的似乎是呢子棉袄，比其他的老师要洋气、阔气得多，也更具知识分子的气质，很有点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老师。赵老师有一个特点：喜欢“吹牛”，仿佛普天之下的英雄豪杰，都是他的学生。而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他对自己终身为师的一种自信、自豪和自我肯定而已，是一种相当正面、相当积极的人生态度。
赵老师是教历史的。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全校唯一不备课的老师，走进教室，最多拿着那本薄薄的，其全面性、公正性和真实性都很可怀疑的历史教科书。他也是唯一坐在藤椅里讲课的老师。那把藤椅，不是摆在讲台上，而是摆在讲台的一侧，他就那样架着腿，书也不翻，悠然自得地坐在藤椅上开讲，君子动口不动手，绝少在黑板上写什么。有时，校长或教导主任从教室外走过，他只是扭头瞄一眼，仍坐在藤椅上雷打不动，胸前的羊毛围巾，把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得严严实实。
赵老师的家在沙洋，所以，一到周末，他就要回沙洋去。他将自己宿舍的钥匙交给我和另外三个班上成绩拔尖的学生，晚上到他的宿舍学习，以便提高学习效率，顺便也帮他照看宿舍。晚上我就睡在他的床上，见他的枕头边有一台短波收音机，便偷偷扭开，躲在被子里听外国的广播，听得最多的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外国电台大概都是“敌台”吧，听的时候心惊肉跳，第二天见到赵老师，跟做贼似的。
有一次，公社召开审判大会，临时法院就设在公社电影院里。被告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单身农民，经常偷村里女人的内裤、月经带什么的，结果被捉去，上了大堂。赵老师被指定担任被告的辩护人。记得全校的师生都旁听了这场审判。公诉人指控这名被告流氓成性后，赵老师站起来，为被告辩护说：“被告人是单身汉，家里穷，没有女人肯嫁给他，他自己又有那方面的生理需求。他偷的都是一些跟女性有关的东西，这是一种心理病态，大概叫恋物癖，是应该得到有治疗的。即使要判刑，也要从轻发落。”审判长在台上有点坐不稳，粗暴地打断了赵老师的辩护。结果，那名被告当庭被判处三年徒刑。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现场旁听司法审判，印象深刻，很难忘怀。
那阵子，家里穷得很，我连钢笔都没有，每天端着个墨水瓶，里面插着一根只值一毛七分钱的蘸水笔走进教室。高考的日子近了，赵老师批评我说：“哪有学生端一支蘸水笔进教室的，看起来就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行！”一边说，一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高级金笔，递给我说：“先拿去考试。”
说完，他又马上补充了一句：“考完再还给我！”
我用赵老师借给我的那支宝贵的金笔，考上了大学。
临上大学前，我到沙洋镇办事，饿了，便走进十字街头的“五一餐馆”，准备买一碗最便宜的、一毛钱一碗的油面充饥。一眼就看见赵老师端坐在一张餐桌上，面前摆着一碗有着鲜红辣椒的“牛杂豆饼”。正在进退无着的时候，赵老师一把将我拉了过去，转身就给我买了一碗同样的、当时堪称昂贵（五毛钱一碗）的“牛杂豆饼”。
我正尴尬着，赵老师豪爽地说：“我一个月七八十块钱的工资，吃一碗豆饼算什么。我又没会什么负担，钱全被我好吃好喝，吃掉了事！”过完“早”，我跟着他，到他位于小巷深处的家里去坐一坐。我在路上，想给他买一瓶酒，他眼一瞪：“上大学到处都要钱，给我买酒干什么？以后毕业了，有了工资，如果有心来看我，不买酒小心我打你的板子！”
算起来，从中学毕业已20年、大学毕业已15年了，再也没能见到赵老师。老师，祝您健康长寿！请告诉我，您爱喝什么酒？来瓶威士忌怎么样？
王志胜
1979年的高考，我以两分之差落榜。我的恩师、吴集中学的教导主任常维柏给我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到烟垢中学复读，便条上写的便是“王志胜校长”的称谓。
王校长是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正牌的大学生。他的话不多，声音不高，脸上总是胡子拉碴的样子，非常威严。我有点怕他。有一次，全校学生做广播体操，我躲在教室里，在黑板上演算数学题。王校长怒气冲冲地跨进教室，对我吼道：“学习成绩好就可以搞特殊吗？身体不好，学习再好，也是枉然！”一把就将灰头土脸的我，扯到了站得规规矩矩的全校师生面前。
在此前的吴集中学读书时，有的老师就常常说我是“半边胯子”，语文好，数学差，将来高考肯定吃亏。到了烟垢中学，我决心将数学这另外“半边胯子”快速长出来。在该校复读文科班的这一年里，我几乎将一半的时间，用在了数学上。王老师的讲解，总是深入浅出，很容易理解。学校没有什么教具，讲到解析几何时，王老师拿出来的立体图形，都是他用细铁丝做成的。
高考在沙洋农场中学举行。临出发前，王校长对全体考生和带队教师讲话，强调考试纪律，特别增加一条：任何人不准对外校的学生透露我的身份。他听说沙洋街头的一些痞子、破罐子破摔的坏学生，准备在考试时，让各中学的尖子学生吃点苦头。那时的全县统考、模拟考试、校际观摩考试多如牛毛，我大概在全县的高考班里有了点名气。
在沙洋农场中学的考场上，我遇见了自己在沙洋中学复读的老同学王长城（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两人绕着操场的跑道走几圈，交流临考经验。王校长赶紧将我叫到一边，警惕地问我那人是谁。得知是我的同学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了放心的神色。
成绩单下来了。我的数学考了99分。有一道题目，得数是分数，本可以约分为整数的，我忘了这一步骤，被扣了一分。在当时文科考生普遍害怕数学的情形下，这一成绩是惊人的。
后来王校长调任后港中学校长，任职十年。我每次去看望他，晚上就和老师睡在一张硬板床上，真正是师生“联床共语，抵足而眠”。凌里六点多钟醒来，老师已不在床上，地上的木盆里躺着两条活蹦乱跳的长湖大鲤鱼。师母马老师说：“是你王老师赶早市买来的，烧给你吃。”问老师到哪里去了，马老师指着宿舍前面灯火通明的教室说：“上早自习去了。”
教室里传来一片琅琅书声。
几年前，从美国回去，过年时到王老师新调至的工业中专看望他，见他的浴盆里游着几十条鱼，知道又有鲤鱼吃了。王老师抓过一把铁锹，说：“走，跟我到田里挖姜去。”原来，他将买来的生姜埋在地下，免得坏掉。谁知他忘了做记号，不知埋到哪里去了。
师母鱼都快起锅了，姜还没有挖出来。师母就在阳台上探出身子说：“你们两个是在考古，还是在翻地？”
季圣英
吴集中学要举办游泳比赛了。所谓游泳池，就是学校附近的堰塘，中间用竹篙插了几排，算是比赛的泳道。没有发令枪，拿一只小鞭炮代替。“啪”的一响，传来的便是一片“扑通扑通”的声音。农村的孩子，游泳是不懂什么蝶泳、自由泳的，一式的“狗刨”。还有游法更怪的：两只脚在身后扑扑地打水，激起高高的浪花，可身子仍在原地打转，离终点简直有十万八千里远。
再怪也没有季圣英老师怪。“枪”都响过四五秒，她还站在堰堤上，一个劲地弯腰笑个不停。盛夏正午的毒日头，照得她身穿游泳衣的身体，煞是好看。季老师年方二十一二岁，正在恋爱，在我们这些十五六岁，介于渐明人事和混沌未开之间的半大小子眼里，完全是仙女一般。全校师生正在发愣之间，不知是她脚下一滑，还是被谁推了一把，季老师一下子就溜进了水里。她尖声喊起来：“我是秤砣落水，要沉底了。快来拉我一把！”师生们笑成一团。
我应该用英语喊“Help me！Help me！（救救我）”，因为她是全校唯一的英语教师，更是唯一的女教师。她的年轻漂亮，就是一朵花。
1976年，吴集中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开设英语课。乡下孩子，面子薄，对于洋的东西，总有点不好意思。季老师带我们读句子：“I am a student。He is a worker。”我们总是报之以沉默、窃笑或怪声怪调的捣乱。季老师当时教龄不长，又是初次教英语，加之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便很有点镇不住场子。更客观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气氛，还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跟今天城市里几乎学英语成风是大不一样的。几堂课下来，学生成了一盘散沙，或是放了绵羊。
我对英语有兴趣。事实上，我对于开设英语课，已经盼望很久了。可是，在这种课堂气氛上，我也不敢表现出学英语的热情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英语中有一个很难翻译的词组peer pressure，表达的就是这种来自同伴的压力。季老师发现了这一点，立即鼓励我，主动提出要将她的教学参考、语法书借给我，让我放农忙假时带回去阅读。
这所学校前面一排是教室，后面一排是教师宿舍。中间用冬青树围着的，名义上是花园，但早已被厨房的师傅种上了萝卜、白菜。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快放学时，同学们都在“花园菜地”里拔草，季老师命我跟在她的身后，到她宿舍拿书。我就像个倒霉的孩子，勾着头，从劳动着的同学们中间穿过，到季老师位于角落的宿舍去。菜地里发出一片怪声怪气的叫喊，有几个死顽皮的男同学，还吹响了戏谑的口哨。我的脸皮发烫、因窘迫而通红，却不敢扭头逃走。
季教师的宿舍非常整洁，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水气味。她拿出几本书交给我，我接过来，连道谢都忘了说，拔腿就跑。后来，在农忙假中，我的脚受了伤，不能下田插秧，队长就派给我一个轻活路：照看一大片刚栽的油菜田，免得被鸡啄光了。我右手挥动拴着白塑料布的竹篙，右手捧一本《英语语法基础》，跛着腿在田埂上追鸡逐鸭的情景，历历在目。
阔别二十年，前不久回家乡，专门到季圣英老师府上拜望。季老师端详我递上的名片，上面有“翻译”这样的职业。我说：“我在美国，现在靠您教的英语吃饭呢！”季老师谦虚地说：“哪里是我教的，是你自己勤奋、刻苦。”
我说：“您是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通往英语世界的第一扇门，是您打开的。”季老师笑了，笑的样子一点也没变。
常维柏
我十八岁时，常老师四十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后，因病休学回家，常老师因脊椎方面的病痛，卧床已经年余。常老师与我同村，妻子也是程姓，与我父亲同辈，我用当地的土话，称为“妲妲”，相当于姑姑吧。两家人虽不沾亲，但关系好得比亲戚更甚。常老师难得回家，他的三个孩子都小，我就偶尔谨遵父命，帮他们家挑几担水。大人往水缸里倒水，扁担不必下肩，而我，因为年纪小，要先放下扁担，用双手将水桶提到缸沿，轻轻地凑近，试两三下才“哗”的一声倒水入缸—爷爷千叮万嘱，千万不要将常老师家的水缸碰破了。这时，“妲妲”就会一边道谢，一边将一把炒豌豆塞到我手里。后来，“生产队”改成了“村民组”，牛也分到了户，我们和常老师家共有一头水牛，我家占三条牛腿、常老师家占一条（套用如今的行话，我们家对这头牛有控股权）。两家人轮流照顾牛、使唤牛，从来没有闹过你多我少的纠纷。
担心我无法回到大学读书了，常老师差人将我唤到病床边，嘱咐我说：“你如果日后落在农村里，我推荐你去荆门师范找某某老师。他是全县语文权威，还由县教育局编印过他的《中学语文语法范例》呢。你拜他为师，以后病好了，谋个吃粉笔灰的差事，也算是一条出路。”当时，我乐观地相信，老师的病肯定可以治好，所以，并没有将这番话当成遗嘱。
1980年的夏天，公社教育组借了中学唯一的一辆柴油汽车，将常老师送到武汉治病。我也同去求医。说那是一辆汽车，其实并不确切，说它是一辆拖拉机，同样不确切。总之，这样一辆四不像的“突突”冒黑烟的交通工具，载着教育组的一名干部、常老师的妻子、我，向救命的武汉驶去。常老师躺在棉被里，不停地呻吟：“痛啊，受不了啊！”看着他蜡黄的脸沁出密密的汗珠，我的心里真是刀剜一般。病魔剥夺了他身上师者的尊严、长者的尊严。他就那样一路呻吟着到了武汉。我们住在一家全是大通铺的旅馆里，半夜里迷迷糊糊醒来，看到他的妻子正在替他揩洗床上的排泄物、擦干净身体。她是那样一声不响地做着这一切，我从中看到了持久而坚韧的人性。
1981年年初，我在荆门医院里住院，一个亲戚来探视我，告诉我说：“常老师今天早晨去世了！”两行眼泪，默默地流下我的脸颊。一个十八岁的有病的青年，为一个刚刚四十岁、以终极的方式结束有病的中年人，默默哭泣。我出院后，专程到百里外的火葬场，将寄存在那里的常老师的骨灰盒请出来，将自己写的一首悼亡诗《一个人的四十本日历》，焚化相祭，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三年后，常老师的骨灰存放期满，被移回家乡，入土安葬，距我爷爷奶奶的合冢不远。
前不久，我回国探亲，为爷爷奶奶扫墓，也在常老师的土坟头燃放了一挂鞭炮致祭。
这时才蓦然警觉：当年那个十八岁的青年，如今马上就要四十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