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须犯一口说，不须着一意念，只凭真真诚诚行将去，久则自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
——吕坤
明朝末年，浙江鄞县出了一个可以与南宋文天祥后先辉映的民族英雄，他就是浙东抗清义军领袖、著名爱国诗人张煌言。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清19年：四入长江，八次北伐，三渡闽海，四拒诱降，最后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正气歌》，忠烈千秋，令人感奋。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他出身官僚家庭。幼年丧母，九岁能诗。少年时就随同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北京刑部员外郎（掌管国家法律、刑狱事务的中级官员）的父亲张圭章来到北方，讲文习武，亲身体会到在后金铁骑蹂躏下的痛苦，激发了强烈的爱国心。
公元1646年，清军大举南下，攻陷南明弘光朝的京城南京后，又分兵进攻浙江、福建。26岁的张煌言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在家乡宁波参加了钱肃乐的抗清义师。崇明之战失败后，他又到上虞会稽山的平冈结寨，同清军对抗。伪上虞令给张煌言写信劝降，遭到痛斥后，又勒令张圭章写信叫儿子降清。圭章却秘密派人送信给儿子，叫他努力杀敌，勿以家人为念。张煌言牢记父教，后来又到舟山岛上与张各振共同抗清。清朝提督等具名致书张煌言，以高官厚禄诱降，张煌言却断然拒绝，并以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自励，讽刺劝他降敌的汉奸留梦炎之辈。郎廷佐见诱降无效，包围无功，就下令抄张煌言的家，将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万祺逮捕，关入镇江狱中。但张煌言仍然矢志不屈，坚持抗清。
由于张煌言在浙东人民中很有威望，清廷为了斩草除根，就悬赏通缉张煌言。浙江提督张杰想邀功请赏，找到原属张煌言部下的小军官，后来成了叛徒的徐元，叫他化装成游方和尚，到舟山普陀寺侦察张煌言的踪迹。恰好张煌言差偏将（下级武官）带几个兵卒到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徐元抽刀上船，逼迫众人说出张煌言藏身的地方，大家谁也不肯说，赤手空拳与徐元厮拼，偏将身受重伤，投水而死，几个兵卒均被杀死。只有一个船夫，受刑后意志不坚，供出了张煌言的藏身之处。当时张煌言还未睡着，忽听门外芦苇飒飒，声音有异，连忙喊人起来，清兵已经破门而入。张煌言见情势紧迫，忙拔剑自刎。谁知宝剑被床帐裹住，未能如愿，竟被擒住。
张煌言被清兵押回故乡宁波。百姓们闻知消息，齐来道旁瞻仰这位民族英雄的风采。张煌言坐在轿子里，头戴明代文人常戴的方巾，身穿葛布衣服，神态自若，见者无不伤心落泪。到了清提督衙门前下轿，张煌言向四周扫视了一下，叹息说：“这是沈文恭相国的故宅，如今却成为马厩了！”押解他的差官要他从角门进去，他凛然不动。提督张杰听说，连忙大开中门迎接。张煌言从容不迫地走进大厅，昂然高坐。张杰设盛宴招待，恭敬地请张煌言入座：“久仰苍水先生大名，今日方得拜识尊颜，实是三生有幸。张杰特备水酒一席，为先生压惊，请先生赏光。”说完，又把手一拱：“请！”
张煌言一脸正气，断然拒绝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说完，再无一语。张杰无法，把他暂时羁押在一所民房中，派兵卒看守，然后申报上司，听候发落。
张煌言在宁波羁押了10多天，张杰得到浙江总督赵廷臣的命令解省，就用一乘四人抬的轿子送张煌言到江岸，以便乘船去杭州。张煌言一出城门，就命轿夫停下，下轿向宁波城拜了几拜，表示向故乡告辞，接着又向围送的父老乡亲告别，然后上船。围送的人们知道他此次一去，再难回到故乡，人人悲痛难禁，纷纷落泪。
张煌言到了杭州，清浙江总督赵廷臣亲来劝降：“先生久抗王师，罪不容诛。若能归顺我朝，富贵功名当可立致。廷臣当保先生以兵部尚书的原官起用，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张煌言义正词严地说：“变节求荣，岂正人君子之所为。文天祥大义薄天，留梦炎遗臭万年。煌言不才，愿步文山后尘，但求速死，别无他言。”
赵廷臣见张煌言断然拒绝，还隐含讥讽，骂他是变节求荣的留梦炎之流，又羞又气，只好把张煌言下狱，派人严加看守，仍供给丰盛食物。为了邀功请赏，同时冲淡自己的汉奸罪名，他又几次派原属鲁王朝廷的降官降将，借探望为名去劝降。
杭州百姓闻知张煌言被囚后大义凛然，宁死不降，十分敬仰，纷纷买通看守人，以一见为荣。许多人还请张煌言题诗留念。张煌言慨然允诺，尽情挥洒，毫无倦容。每一篇都是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借以述志，读的人都感动得流泪。
赵廷臣多次劝降落空，便上奏朝廷，请求主子处理。当时对于如何处理张煌言，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解京斩首，以震慑天下；有的主张长囚浙江，免激民变；有的又主张尽量优待，以招降者。众议纷纭不决，只好移交刑部裁决。最后刑部作出了杀害张煌言的决定。
到了官井巷刑场，但见兵卒密布，戒备森严。刽子手捧着明晃晃的大刀，站立在萧瑟的秋风里，更显得杀气腾腾，冷气森森。赵廷臣坐在广场中央的公案后面，也是咬牙瞪眼，一脸杀气。张煌言对于这一切，视若未见。他从容地下了轿，向四面环顾。
行刑官走到张煌言面前，问他有什么遗言。张煌言想到国破家亡，独力难支，为国尽忠，索愿可偿，便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记下。诗云：
我年适五九，乃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看见书吏记完后，他无限深情地望了祖国壮丽河山最后一眼，才挺立就刃，时年45岁。
张煌言就义后，尸骨抛在荒郊。那时他的妻子董氏早已病死狱中，儿子万祺也于三日前遇难于镇江，竟无人敢为收敛。后来由故交黄宗羲等醵钱收拾弃骨，同乡纪五昌捐出银两，叫张煌言的外甥朱相玉到总督衙门买出首级，才得以殡敛。宁波人万斯大、朱直生、张文嘉等，又遵从张煌言《忆西湖》诗中“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坟一座无？”两句所表示的死后葬在岳飞与于谦二墓之间的遗愿，将他葬在杭州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与岳坟、于坟遥遥相对。
王璞宁死不违《抗日公约》
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
——《韩非子·饰邪》
1943年5月的一天，晋察冀边区完县野场村的群众接到上级通知，知道敌人的“扫荡”队伍很快就要进山，于是全村男女老少立即投入了反“扫荡”斗争。
在本村的抗日小学里，14岁的儿童团长王璞和同学们一起共同讨论制定了《抗日公约》。这《抗日公约》共有四条：（一）不上鬼子（即日本侵略军）学，不念鬼子书；（二）不吃鬼子糖，不上鬼子当；（三）不向鬼子说实话，不给鬼子带路；（四）不暴露八路军，不说出村干部。
王璞还向同学们表示：“假如我被鬼子抓住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当孬（nāo）种。”
这天半夜，王璞睡得正香，就被当抗日村长的爹唤醒，让他去参加“坚壁清野”。那时凉风习习，繁星满天。王璞他爹领着五六个民兵抬着几只沉甸甸的箱子来到隐蔽地点后，压低声音、很严肃地对大家说：“这是几箱八路军转移时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咱们坚壁以后一定要严格保守机密！”说完，让王璞和一个叫山虎的孩子去放哨。民兵们挖地窖，埋箱子，直到天快亮时才完成任务。
没过多久，“扫荡”根据地的鬼子就开进了野场村。这时村里的乡亲都转移进了桃树沟，只有民兵在村附近打游击，放冷枪，不断地骚扰敌人。
穷凶极恶的鬼子放火烧了野场村，又像梳头一样，一条山沟一条山沟地进行搜索。直到第六天早晨，才由于一个叫龙旺水的坏蛋告密，兵分两路向桃树沟扑来，把藏在沟里的二三百个乡亲都抓住了。
鬼子强迫乡亲们集合在一起，四面架起机枪，让一个翻译对大家说：“不要害怕，只要说出八路军埋藏枪支弹药和粮食的地方，把抗日干部交出来，就会重重有赏。”
但人们沉默着，没有一个人作声。
翻译又说：
“你们如果不说，皇军就要机枪点名了。”
人群中还是没有回答。
“嘎嘎嘎”，这一梭子弹是朝天放的。听见枪声，人群中有些骚动。一些母亲怀中的孩子受了惊吓，大哭起来。
这时，王璞突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向乡亲们高喊：“爷爷奶奶，婶子大娘，咱们啥也不能说啊！咱们宁死也不当汉奸！”
“对，咱们宁死也不当汉奸！”
王璞又挥动手臂高喊：“儿童团员们，请记住咱们的《抗日公约》！”
人群里，三四十个儿童团员都默默地背诵《抗日公约》。
乡亲们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视死如归地面对着凶残的敌人。
鬼子从乡亲们的口里套不出半句话来，于是恼羞成怒，开始杀人了。在这生死关头，王璞高昂着头，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人们也一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鬼子的机关枪又“嘎嘎嘎”地叫个不停。王璞和117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英勇地牺牲了。
反“扫荡”斗争结束后，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完县抗日县政府为纪念在桃树沟牺牲的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上，授予王璞“抗日民族小英雄”的称号。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把王璞生前用过的石板、红缨枪和牺牲时压在背脊下面的四堆小石头作为珍贵文物，陈列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