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九皋山西边的鸣皋村，位于洛阳古城南百余里，离伊川县城相距17公里。它东隔伊河与巍巍九皋山遥首相望，西依卷苍牛芒山。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属丘陵状浅山区，最高处海拔931米。这里交通四通八达，东与汝阳毗邻，可通往平顶山、鲁山、南阳、安徽等处；北至洛阳，西又可达三门峡、西安、甘肃等地。
程颐通过对城乡进行一番调查后发现，城内居民众多，工商各业活动繁杂，对士子们研究学问、潜修德业造成不良影响。而这里“绿满千层皋山秀，碧平万里伊水明”，如此风景清幽，远离尘嚣，可避免物质引诱，得以潜思力学，涵养德性，师生在此山明水秀、鸟语蝉鸣的幽静环境中，以达变化气质之效。于是，他接受文彦博所赠的庄园后，立即在此建立伊皋书院（现为伊川书院）。经过紧锣密鼓的建设，一个拥有12个房间的书院建成了。其中正房5间为讲堂，东西厢房各3间，是弟子居住的地方，大门一间。另有宅田10亩，粮地10顷，以赡生徒。
书院草创时，由程颢担任“山长”（即书院的主持。有人解释山长是从“山中长老”一词中简化而来）。山长负责书院的管理工作，又承担书院主要的教学工作。程颐开始担任副山长，主持日常工作，程颢逝世后继任山长。书院还设有堂长、助教、讲书、学长、管干、典谒、引赞等职。其中堂长、管干、典谒、学长、引赞都是由书院中的学生挑选出来的，可以领取报酬。典谒是书院专门设置的接待人员；引赞相当于礼生，类似今天周会时的司仪；堂长则担任教职员主管一职。
由于二程按照“学校是兴国治邦之本、养贤育才之地、移风易俗之所”的教育理念长期精心打造，伊皋书院逐步从传统私学的窠臼中脱离出来，在讲学、藏书、祭祀、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趋于制度化、正规化，呈现出如下特色：
在招生对象上，致力于弘扬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扩大平民享受教育的机会。对学生之入学年龄，无任何限制。只要有心向学，不论年龄长幼，均可入院就学。书院学生之修业年限，也不作任何规定，天资聪颖者，不必修业太久，有的则自愿追随名师长达数十年，是以完全尊重学生之意愿。
在教育内容上，二程继承了孔子“文、行、忠、信”（《二程集》p1146）的教育思想，发展成为尊师重教、读经明理、教之以德和奖励优秀四大方面。其教材内容以四书及五经为主，兼以政法、史书、训诂、音释等。
在教育方法上，程颢曾引用孟子的话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是亦教诲之而已矣。”（《二程集》p389）主张教育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二程探索出养正于蒙、因材施教、穷经致用、循序渐进、由博及约、愤悱而发、穷追善问、默识心通、立志于学等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
书院讲学通常采用讲演式，主讲人登席讲授经文，敷陈经义。
一般说来，二程往往是鸣鼓升堂，行礼入座，学生按名排坐。除讲堂讲学外，更有抚琴歌赋，徐步观瀑等活动，以调剂身心。同时，还采取问答讨论式、随机启发式、高徒代讲式和内省顿悟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教学，深受学子欢迎。于是，二程“讲易经、授理学”，求教者日夕盈门，“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大家切磋学问，探求理学真谛，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伊皋书院因此一跃成为中原三大书院之一。
在书院中，二程虽然是山长和名师，但他们常常以理义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为人师表，把学生当作自家子弟来看待，并能观察入微了解学生的优点而赞美。
在教书育人方面，二程把关心徒弟们的德性学业放在首位，教导学生，从“扩展知识”到“懂得必须达到至善境界”，从“意念真诚”到“平治天下”，从“洒水扫地和有礼貌地回答长者”到“穷尽万物之理和充分发扬善良本性”，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
对于那些好高骛远，导致真伪不分的倾向，程颢强调指出：大道之所以不被人们认识，是因为异端邪说妨害了它。以往的妨害浅而容易觉察，现在的妨害深而难于辨别；以往的迷惑人是乘着对方的糊涂愚昧，现在的迷惑人是利用对方的高才大智。自己说他们能穷究神妙的道理和懂得变化的法则，却不足以启发大众的心智和成就伟大的事业；议论起来像是无所不到，实际是与伦理道德毫不相干；像是把高深微妙的道理都研究透彻了，然而从大道不被人们所认识，邪恶荒诞奇怪虚妄的学说竞相兴起，堵塞了百姓的耳目，把整个天下浸泡在污泥浊水之中。即使是高才大智，为耳濡目染的学说所束缚，醉生梦死，自己还觉察不到。这些异端邪说是遍布在正确道路上的荆棘，设立在圣人门户前的障碍，只有痛加驳斥才能进入尧舜之道。所以，一批批生徒因仰慕大师的学问道德，纷纷不远千里拜入二程门下。
在师徒共同生活、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二程对弟子体贴入微，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期其深造自得；而弟子对二程的指导，亦虚心受教，言行举止，执礼甚恭。程颐常常向弟子灌输正确的学习方法——必须先使心里有明确的认识，知道所要修养的是什么，然后努力实践以求达到目标，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从明确的认识而达到至诚的境界”。达到至诚境界的途径，在于对道的信仰深厚，对道的信仰深厚行动就会果决，行动果决对道的遵守就会牢固，仁义忠信的准则不离开心，勿忙紧急的时候必定在心里，颠沛流离的时候必定在心里，出门、在家、说话、沉默的时候都必定在心里，久久而不丧失它，就能安稳地停留在心里，动作和仪容展转都符合礼的规范，而邪恶的思想就无从产生了。
二程刻苦自励，深入钻研，尤其是程颐勤奋著作，数十年如一日，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对弟子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不少弟子在离开书院后有所成就，或居高位时，仍对大师执弟子礼。他们师生之间形同父子，又如朋友，纯以道义结合，情谊真挚，表现出尊师爱生的情操，树立了师生伦理的典范。
正因为伊皋书院在刺激地方官学、普及高等教育、树立民间学制的基础、提高孟子学术地位、保存与传播理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后世儒学和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是，由于当时王安石的新学盛行，给初创的理学留下的发展空间很小，包括一部分理学士人在内的人，对书院传播理学能否与新学相抗衡也认识不足。故二程就酝酿着另辟蹊径，及时把其思想主张与研究成果迅速上达朝廷，下达黎民。
那天，在教学之余，程颢对程颐说：“官报在我朝有了较大的发展，诸如‘邸报’、‘朝报’、‘邸钞’、‘进奏院状’、‘状报’，其中‘邸报’最为流行。要想让理学发扬光大，我们也得有一个类似官报的阵地。我建议发动书院的先生与弟子创办一份鼓吹理学的报纸。”
“据我所知，我国的报纸起始于唐朝。最先问世的是唐朝政府发行的官报——《开元杂报》。那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每日分条发布有关皇帝与百官动态的朝政简报。这种朝政简报被抄寄外地以使朝廷动态在封疆大吏内部更广泛地传播。唐人孙樵在《经维集·读<开元杂报>》中提到，他在襄樊得到数十幅的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并称之为‘开元杂报’，也是我国官报最早的记载。办报纸当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问题是我朝推行了新闻检查制度：‘定本’制度，需要有人去与朝廷交涉。”程颐回答说。
“是的。‘邸报’的发行制度：门下省编定，给事中判报，通过各地派驻京都的进奏院的进奏官‘报行天下’。我认为，书院不妨先办一期试刊，用字遣词以中性为主，报名就叫《伊洛杂报》，然后让德高望重的文潞公（文彦博）前去禀报！”
“此事由老将出马，如此甚好！”
于是，试刊号出来后，程颢便去拜访文彦博，请他出面说项。文彦博与程颢一拍即合，两人认真筹划一番后，文彦博便马不停蹄地前去面圣了。
皇上赵顼饶有兴趣的看着文彦博拿来的报纸，十分兴奋地说道：“这个程颢倒有点意思，几年不见，如今竟给朕一个惊喜。好，《伊洛杂报》的报名与栏目颇有创意，创刊辞也写得精彩！其‘复兴儒学，教化民众，有教无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主张，颇符朕意！”
“陛下，不过这第八版以民议官，只怕会惹来朝中大臣的不满啦！”文彦博站立在一旁，见赵顼如此赞叹，当然高兴。但为了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他有意试探道。
赵顼也心知肚明，多一个地方监督他们，朝中大臣肯定会不满。他想了想，一方面觉得这样做可以有人监督那些官员，未必不是好事，而且还可让天下人知道自己在疏通言路。当然，另一方面，朝廷的威信似乎颇受影响，而且万一这些报纸将诽谤的话直指朝廷，如此传播出去其影响岂不更坏？这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呀。
想了半天不得要领，赵顼看了文彦博一眼，笑道：“想必卿家必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妨与朕慢慢道来。”
“陛下圣明。二程兄弟虽与老臣乃世交，但是他们这次创办这个《伊洛杂报》，臣并不以为然……”文彦博为了装作自己置身事外的样子，笑着对赵顼说。
“这是为何？朕在宫中，出去不易，难知民间疾苦。这报纸能将民间之事一一写来，朕读了这些，就知道民间是什么情况了。你看，这一二版，开宗明义地向百姓介绍朝廷政令，虽略有嫌疑，然而也是教化百姓之意呀……”赵顼生怕这位老臣给自己泼冷水，立即打断道。
文彦博见赵顼滔滔不绝如此说来，倒似比自己更维护这报纸了，心里好不开心。不过，这报纸现在制约的是朝中的大臣，也是与王安石的新学唱对台戏的。而一心革新图治的青年皇帝，往往对新鲜事物心存好感，倒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不容易等皇帝说完，文彦博这才回道：“陛下圣明。报纸这个篇什，说白了一方面是为百姓说话的，下情上达；另一方面则是为朝廷说话，上情下达。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上下沟通，而使奸吏不能从中欺上瞒下。所谓‘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报纸便是民间之耳目。恕臣斗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爱卿此言也不无道理，不妨说说这弊又在何处？”赵顼点了点头说。
“回陛下，这报纸的弊端，其一，此乃杂家论坛，难免议论朝政，有些言辞就免不了有损于朝廷的威信；其二，这报纸说的话，未必就一定可信，难免有激愤之辞，不实之语；其三，报纸未必不会被奸人所利用。而报纸流传极广极快，有这些弊端，就是隐患。”文彦博故意将报纸的弊端罗列了一大串。
“既然如此，爱卿可有良法绝其弊，留其利？”赵顼这时又觉得文彦博所说有理，不由得接着问道。
“臣倒有个方法，只是不知道可不可行，请陛下圣裁。”文彦博笑了笑，这皇帝想得倒是美，不过他自然要顺着话头说话的。
“到底是何妙计，爱卿快快说来便是。”赵顼急着问道。
文彦博胸有成竹地将锦囊妙计娓娓道来：“陛下，臣以为，要除其弊，则不可断然取缔报纸，否则难免为后世所讥。民间办报虽近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但说到底，也是民意，也是清议，防民之口，终非明君智者所为。所以陛下欲除其弊而留其利，实是英明。而要除其弊，其要点莫过于预防。
“而预防之策，其一，是立法，臣以为可在‘定本’制度的基础上出台《出版管制法》，什么事情不可以说，什么事情不可乱说，都要规定得一清二楚，违者则有各种惩罚。而其要点，则是既不过于烦苛，又不可以过于简略，养成民间士风气节，凡读书人皆能以天下为己任，是最要紧的。其二，则是报纸不能只有一家，只有一家，容易被人控制，受人利用，有人挟清议来要挟朝廷，也不可不防。所以不如朝廷以开明之姿态，鼓励天下士民兴办报馆。一方面可以借报纸教化天下百姓，一方面使报纸互相制衡。”
文彦博这个计策是他与程颢一起认真策划的，表面上看很保守，既要管制报纸，又要制衡报纸，其实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若依了这个计划，则天下报纸丛生，风气养成，结果谁能预料？
赵顼听了这话，笑道：“卿家不愧为三朝元老，眼光真是长远，如此不失为良策也。罢了，此事即日拟旨，交由爱卿去办好了！”
既有如此滴水不漏的好计，又有圣旨在上，王安石只有无奈地赞成。于是，伊皋书院的声音从此通过《伊洛杂报》走进皇宫，走向社会，洛学声誉名扬天下，伊皋书院因此一跃成为中原三大书院之一。
不仅如此，慕名自千里之外赶来拜师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主要门人有刘绚、李吁、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等，以及原属张载弟子的三吕和邵雍之子伯温等。后来，正是这些弟子致力于理学的传播与推广，为理学一举击败新学成为正统创造了条件。也正是二程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使理学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形态。它是宋、元、明、清时期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当二程兄弟桃李满天下之际，不料，元丰七年（1084年），继中年丧子之后，程颢夫人彭氏又瑶池赴会了，给他晚年带来了无限悲凉。
“五星聚奎”，“风流人豪”“安乐吟”
理学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期的酝酿过程。从唐代的韩愈、李翱起，经过宋初的胡援、孙复、石介等理学先驱者之衣钵相传，至北宋开始形成体系。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张载等人都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但真正使理学成为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则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以独到的思维能力和开创学派的聪明睿智，善于继承和总结前代与同代儒学大师的成果，从而开创了理学的新纪元。
在《宋元学案》的86个学案中，对诸位理学大师，如以司马光为首的《涑水学案》、以邵雍为首的《百源学案》、以周敦颐为首的《濂溪学案》、以程颢为首的《明道学案》、以程颐为首的《伊川学案》、以张载为首的《横渠学案》等都用两卷的篇幅详述，这就足以显示出理学在学术上所占据的突出地位。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各自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流，我们就同时具有两种思想。”
二程兄弟除了通过书院教育研究、开发理学资源外，还广泛交游，博采诸子百家之长，他们不仅少年从学于周敦颐，在那里吸取了道统的合理成分；青年时与张载进行学术交流，使洛学与关学相得益彰；还出入于释老，在他们的著述中留下了佛、道的印迹……他们还与知己好友、另一位理学的创始人邵雍（1011一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常常在一起谈经论道，形成了“五星聚奎”的局面。
邵雍家境清贫、生活拮据，但从小酷爱读书、勤奋好学，闻名乡里。当时辉县县太爷李之才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易学家，他为邵雍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将其平生所学《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邵雍，得到真传的邵雍更加刻苦，史书上记载他“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枕”，经过几十年的刻苦磨砺，终于成为中国的一代易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