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掩饰地向人宣布，我是一个病者。
我浑身上下无处不病，无一完满之处。先从头上说起。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我的头上开始出现可以数得清的白发，不到三十岁，就白得可以了。那时候，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句，就指着自己的鬓边说，呶，就是这个样子。学生笑了，我也笑了。到三十五岁，头发白得更多。那一次要去北京，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去北京，临行前，领导指着我的头发说，把头发染染吧，人以为你七老八十了呢。染了第一回，就必得有第二回，第三回，回回就这样染了起来。一直染到2006年，有一天，对着镜子，忽然就羞愧起来：满脸皱纹，一头青丝，成何体统？从此没再染发。
我的牙床中赫然竖着一颗假牙，那源于十五岁时的一次惨剧。其时，我住双人床上铺，一次晚自习，我从此床跨向彼床，不曾想头顶上有一横梁，头撞在横梁上，嘴嗑在床杠上，那颗牙就此报废了半截，后来的一根肉骨头彻底断送了另半外的半截，不得不装上假的，直到现在。
大约十五年前，我戴上了老花眼镜；十年前的一次事件，让我的右耳听力受到损伤；整个头部，唯一没病的是鼻子。我的嗅觉比狗还灵敏，这是真的。但这颗完好的鼻子给我带来的麻烦也不见少。哪怕空气中的一丝废气，鼻子立即侦察到位。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一座七十年代建造的化工厂，随着城市的扩展，这座原先坐落于城外的化工厂被完全包围在城市中央了。常常是在半夜，我被化工厂偷偷施发出来的废气薰醒。而这座城市的战略口号是：打造一座华东地区最大的化工城。多么雄伟！为此，我愿我的鼻子早点病倒，坏掉，嗅觉失灵。
我的四肢也不健全。左手背上有几道明显伤疤，那既有少年时上山砍柴留下的痕迹，也有下放农村时割麦时划破的刀痕。好在我不是手模，更不是杨丽萍，我的身体再怎样努力，也做不成孔雀的姿态。我需要的是健全的头脑和十指的灵动。那一年我躺在马路中央，双腿完全失去知觉，开始清醒的意识让我明白刚刚发生了一场差一点致我于死命的车祸时，我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双手，当发觉双手活动自如，皮毛未损时，在众人的围观下，我忽然哼了一句儿时的歌曲：我有一双万能的手，万能的手，样样事情都能做，都能做……
我的膝部有关节风湿的毛病，那应该是儿时尿床留下的病症。那时，每当尿床，便只有用自己滚热的身子将尿湿的床单焐干，免得天亮后被母亲发现。
与我的失眠症相比，以上所述，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我失眠的历史可追溯到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大学开始招生，部队开始征兵。但因为我父亲的“右派”问题，政审一关总是不得通过。当一同插队的人纷纷离开农村，走向城里时，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那时候，唯一伴随我的，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就是因为那段难扼的日子，我对狗有着特别的感情。
睡觉好是一个人的福气，是上天赐予他的财富。我没有这个福气，上天剥夺了我这样的财富。我总是睡不着，我时常想，我人生中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因为失眠，我不得不时常扼住自己写作的激情。同生命相比，写作微不足道。
我是一个病者，一个通体无一处健康的病者。大约五十五岁时，被诊断前列腺增生，胃在几年前出过一次毛病，幸无大碍；胆囊暗藏着几颗不算太大的结石。去年，在藏区高原地带，我的心脏让同行者惊出一身冷汗；今年的某个时候，血压在突然之间猛然上蹿。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病者，一个通体无一处健康的病者。
戒经中说，比丘常带三分病。按照佛教的解释，病可以消除业障，让人从健康的昏昧中警醒。大师们甚至说，要以病为师。病，能让人体察到生命的无常，能让人更加珍惜健康的日子，更加惜福。
死，不过是肉体生命的一次终结。因此，我不惧死。
佛说，人命在呼吸之间。生命刹那间生，刹那间灭。过了这个年，我就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死，对于我并非遥不可及。好在我的孩子已然自立，我的妻子身体尚好，唯一放不下的是我的老母亲。我希望我的死期会是在把母亲送上山之后的任何一个时候。是否该立个遗嘱？算了，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向人交待的。如果一定要立，那就效仿鲁迅先生，立如下字据：尽快烧掉，撒掉，拉倒。
我是一个病者，我毫不掩饰地对人说。
2012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