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仍需修改。婚后，他依然是出版社的常客。所不同的是，他不再独往独来，而常由妻子相伴。
夏去秋来，溥仪与文达仍然厮守在那间小屋内。文达为了提高效率，搬到了这里吃住。一九六二年十月，又一版四十五万字的修改稿，被排印成十六开、上下两册的大字本。书稿日臻成熟。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溥仪与文达先后走进全国政协第四会议室。
嗬！史学界、法学界和各界知名人士荟集。黎澍瞧文达走进门，打趣地拦住他：“那本书原来是你帮助写的？咳，我原打算要介绍溥仪加入作协呢。”
正说着，溥仪一脚跨入门内。许多他所慕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黎澍、李侃，一些学者如翁独健、何干之、邵循正等人纷纷走拢来与他握手。
“溥仪先生，今天可是你的主角。”申老与同来的杨东莼、吴群敢、米暂沉、姜克夫一见面，就打上了哈哈。哄笑中，溥仪作答：“岂敢、岂敢，请各位多多指教。”一番对话倒并非全是玩笑，这些人——包括出版社的姚艮、于浩成皆为出席《我的前半生》座谈会而来。
“今天，我们请来了各位历史权威座谈修改‘皇上’……”申老说到此，风趣地指着溥仪，说：“喏，就是写他的书——《我的前半生》，大家可要各抒己见……”然后，申老转向了溥仪，“下面请主角谈谈喽。”
溥仪并不推辞，向前挪了挪，大声地谈起了特赦前后的思想变化，还特别谈起几个“没想到”：“没想到被特赦，也没想到当上文史专员，更没想到国家创造这么好的条件帮助我写书，当然也绝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前来与我切磋……”说完，建议请他的合作者文达简要地介绍了书稿修改的构思和经过。要知道，与会者早在一个月前就阅读了样书。
作为历史学者，往往是苛刻的。似乎这次也不例外。他们有的委婉，有的直率，但都在基本肯定了书稿外，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来谈点看法。”第一个发言的是翦伯赞，“书稿我看了，总的还不错，但要注意不要把责任包得太多，把复辟强调说成出于个人愿望。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说成是自己请来的。要使人们看清楚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而自己的愿望恰恰符合了这种要求。”
“复辟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设的圈套。”侯外庐说，“当时英国也在同日本争夺溥仪。前半部可以只作大体的修改，后半部要着重修改……”
黎澍表示同意侯教授的看法：“改造部分最值得注意。线索要抓准，逻辑要清楚，从复辟到改造，到特赦，要使人感到是必然的，而不是编故事……”
刘大年分析了全书的结构后，说：“描写伪满部分较弱。要加上当时的背景，有些地方要做必要的分析。”对东京军事法庭那段，他不同意某位教授发表的看法。“远东军事法庭一节不写也不好，写出来日本军国主义也翻不了案，但是在写法上要改一下。”
这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翁独健的观点是：“远东军事法庭那一段，如有国际法问题，以不写为宜……”
而有几位教授却认为写也无妨……尽管纷争不已，一时难下结论，但溥仪的笔记本却留下了一行行遒劲的笔迹。像邵循正等人提出的：“有些使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要删；有些史实真伪无确实把握的不写，如荣禄准备请慈禧、光绪到天津阅兵，乘机发动政变。”等意见，他都详记笔端，尔后，与文达反复研究并做了修改。
若论最认真者要数杨东莼。他不但做了长篇大论的发言，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发言提纲，就书稿的内容、时代背景、以及史料的角度等方面皆详陈己见。“增写最近两年多的生活内容，作为一章或附在最后一节之后……”
听到此，溥仪轻轻地向杨东莼点头，表示赞成，又征询地转向文达。这时，两人微笑的目光不期相遇。无须说，两人想到了一起。
“前半部基本上写得成功。问题主要在后半部。”申老针对曾引起的争论说：“远东军事法庭那一段写出来，是作者真实的叙述。至于序言里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检讨过分喽。结尾也显得无力，应该写到特赦以后的新生活。书里枝蔓太多，凡是与作者本身经历无关的要尽量删去……”
临结束，溥仪与文达见何干之久久未发言，就不约而同地说：“何教授……”
“噢、噢，我们单……单独谈。”何教授有些口吃，一句话将溥仪与众人逗乐了。
落日西沉，窗外暮色茫茫。散会时，申老戏谑地振臂一呼：“我们吃饭去！”然后，拉着溥仪来到政协饭厅，围坐一桌。
饭间，大家不禁遗憾地谈起虽未出席座谈会，但却写来书面意见的吴晗、廖沫沙、张治中、傅作义、梅汝趝等人。老舍先生没能到会亦使溥仪惋惜不已，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老舍接到书稿，不但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而且对个别段落的文字做了改动。
溥仪虽未当面聆听老舍的指教，出版社的编辑却代为前去拜访了他。座谈会后，文达与姚艮叩开了老舍居于灯市西口丰富胡同十九号的“丹柿小院”。
老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告知样书已经看过了。又谦虚地说道：“因为最近患高血压，精力不足，搞得很粗糙。”说着，拿出了样书：
“我的意见都写在书上了，这只是从文字上、写法上提的。关于历史，因不清楚，没提意见……”
掀开书的扉页，老舍异常工整的墨楷批语呈现面前：
一、全书甚长，似可略删节。应以溥仪为中心，不宜太多地描绘别人而忘掉中心。在所谓“别人”中，又可分为两种：（一）与溥仪有密切关系的满洲人、汉人、日本人；（二）和他关系不太大的。对前者（举例如他父亲、夫人等等）可以描绘稍详，对后者可以简单交代。
二、文字欠流畅，无法尽代润色——那需要很长时间（但给修改了一些，另外打了记号）。
三、不顺当的句子很多，祈斟酌改正。如这句：“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应是，“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很怕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这样的句子有很多，祈加工，改顺当了。有些，我在句下画了～，有些没有画，也有画了～的是指出欠清楚和用字欠妥的。
四、节中重复的地方很多，可略删节。
老舍意见之恳切，实出望外。
告别前，老舍谈起了感想：“我对这本书总的印象是很好的。看了之后，认识了很多人，都是原先想不到的。原来那些人是这种样子，很有教育意义。”
他问起了溥仪的近况，加重语气说：“溥仪这个人的变化，真是了不起，真是不容易！”
这句话，老舍也同样写在了样书的扉页上。
老舍对溥仪的帮助，还可以在当年群众出版社印发的《各方审阅《我的前半生》书稿的意见》里略见一斑。
老舍是从文字和写法上提出意见的。他在书上做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批改），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号，并且指出可以删掉的地方……他在下册封皮里写着：“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三十个饺子；原来自私，后来却能帮助某人做些什么事……书中对自己如何笨，如何惟我独尊，暴露得很好，可惜一扯就扯到较空泛的道理上去，说服力就不甚强了。”
中肯的批评，溥仪自然乐于接受。对于老舍提出的修改意见，他和文达更为尊重，并据此作了订正。老舍为“皇上”改稿、提修改意见的趣事，为《我的前半生》增添了光彩，也成为文坛所津津乐道的一段趣话。
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谈话时，又提起溥仪和他那本书：
“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五十几岁，有了职业，还重新结了婚。”
说着，毛泽东请秘书拿出《我的前半生》（未定稿），赠给阿尔巴尼亚客人：“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在那样的旧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毛泽东这番谈话，溥仪没有听到，但毛泽东接见自己时的嘱咐却记忆犹新。他一次见到朋友时说：“毛主席对我说：‘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我一定要按他的话去修改。”
对历史负责，是溥仪的信念。为使史实的表述确凿，他拿起笔亲自删改。新书稿的“天地”间，他留下了近百处、数千字改动的墨迹。历史的风云，在他前半生的经历上，留下了炼狱般的印记。最使他历历如昨的是在伪满洲国所作的“孽”，后半生中，他把这些看作奇耻大辱！“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他将这句话写入了此书。
显然，溥仪毫不隐讳在伪满的罪恶，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来对待的。连一些时间、地点、人名等误差，他也决不马虎。像原稿中的“片念衷参谋”，他认真地更正为“片仓衷参谋。”原文写上角利一在旅顺代表军方提出组阁名单，是溥仪点的头。他的批注，不仅纠正了原文的讹误，还谈到了这件事的详尽过程：
这一段是就“执政”后的事，决不是在旅顺上角告诉我的，这和事实不符合，应更正（可改写在我到东北就任伪满执政后，郑孝胥告诉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举荐他为伪国务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心里有些不痛快，我想怎么连国务总理都得由日本军部推荐，可是我也不敢公然表示不满！我一签名盖印，即发表郑为伪国务总理）
细节的描写，他亦要求尊重事实。有一段原文写道：“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们就听说本庄繁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腾信义……”他用一个突出的箭头勾出这段话：
这一段要另写，不要和密约一起写，因为在订密约时，是不知道武腾的内定（凡是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更换未发表时，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
此外，他毫不犹豫地将书稿中一些不准确的内容勾掉。如，书中有一段描写了他与郑垂的谈话：“郑垂说：‘听说上头等武腾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全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要三思啊！’”
溥仪重重地把这一段勾去，并且在旁边注道：
这一段可删去！因为后来我当面告武腾——改变总务厅制，使各部大臣有权掌管各部事务——这决不会先告诉郑垂的。我当时对郑垂虽是深恶痛绝，但在表面上还是不露声色。所以这一段有必要删去。也不符合事实。
原稿“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要先把郑孝胥免职”这句话，也被他划去，而在旁边注了两句话：
我见武腾信义时并没有提出罢免郑孝胥，首要是裁撤大总务厅制，恢复各部大臣的自主权利。
关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和南次郎的见面，他认为所写不确，用红笔批改道：
我认为菱刈隆谈话之事，不要和南次郎掺在一起……至于伪大臣后来不随便见我，也是在以后一步一步形成的。因此不便说是南次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
这一章第六节的题目叫做“吉冈安直”，对如何刻画这个人物，溥仪在第二自然段后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这段后面应增加吉冈在政治上如何操纵我的例子。如吉冈写纸条子教我，因为张景惠或在伪省长会议时传达多生产、增产节约，支援“圣战”，或在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吉冈命我在伪军官司令官宴会上表示和日本同生共死，断然全力支持日本侵略战争。又例如，伪诏书颁布前的所谓“御前会议”上，吉冈教我向国务院各大臣、伪参议府参议亲自表示和日本生死相共，全力支持对美英战争等等……
溥仪在日他本人面前的可怜形象，经他自己点睛几笔，尤为真实、生动。原文写留日生回国后，“除了溥杰和润麒外，我也无权支配。”他改写道：“溥杰、润麒，我同样无权支配。（后来他们任伪‘侍从武官’也是我托吉冈帮忙，是吉冈给办的）。”
自我揭露方面，他也不同意随意添油加醋。在回顾天津静园的一段迷信生活的段落旁，溥仪指出：
这一段和事实不符合。在静园楼上所设许多迷信的“镇压”的东西，不是我设立的，是我未移住静园前，房东陆宗舆早已设立的，因此这段要删。
他而且提出，荣源扶乩是在紫禁城里，不是在天津时。
在平顶山大屠杀中侥幸余生的方素荣的血泪控诉，特别是她对溥仪等人的宽恕，使他感动万分。他重阅了“平顶山的方素荣”后，提笔在页旁叮嘱：“这段非常好，不要删改。”又在描写惨案情节的段落边写道：
注意，此段万不可减去，这和其他赵欣伯、张宗昌等个人的枝节根本不同。这直接关系犯人思想改造，有很大意义。所以决不能和其它一样删掉。越详述越好。
与前面许多处“有必要删去”相反，在描写有关灵魂变化的情节，他主张更多的是：“万不能删掉”。他的耳边回响着台山堡人的语言：“过去的就叫它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你们可以改造好……”他落泪了，激动地在“台山堡一家农民”这节节后写道：“注意，这段也是绝对必要，万不能删掉。”
“日本战犯”一节，记述了他们的改造变化及其对溥仪的影响。
当时，因个别日本战犯回国后表现不太好，文达曾与溥仪商议把这一节删掉，他不同意。在标题旁，他深有感情地写道：“我认为这段仍是应当写上，不要删去。不管现在日本战犯又有什么变化，但在归国前这一切情况都是千真万确的，不必顾虑太多。”
然而，他主张必须删改之处，也体现了他新的境界。
“离婚”一节，详尽地描写了溥仪与李玉琴的婚恋始末。在此节引用的李玉琴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的去信，他全部勾去，又在旁边注道：“这务必删去！”
道理何在？因为书稿写成后，溥仪与李玉琴已分别建立了新的家庭。显而易见，溥仪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同时也在衷心祈祝两个新家庭的幸福生活。漫长的坎坷道路，使他恢复了人性，有了常人的感情，也明白了应该如何爱护自己和别人所获得的幸福生活。在写自己的过程里，不能不令人信服地看到：旧的溥仪留在了书里，一个新的溥仪活在了世上！
转眼，《我的前半生》即将最后定稿。一九六三年，对溥仪说来，异常繁忙，但在他的日程表上，修改书稿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即使妻子患病住院，他除了看望外，依然没有中辍改稿，以致将妻子出院的日期忘置脑后。这，可不是笑话，也绝非杜撰。此事被溥仪遗憾地笑着讲给了文达。
“七月流火”之日，最后改定的书稿送到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手中，他亲自指定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王宗一和出版处的包之静二人审阅了全书。
定稿付排前，溥仪高兴万分，动员家族善书画者都为文达画一幅画，写一幅字。
二妹、六妹等人相继捧来精心绘制的画卷，载涛也挥毫而就，画了一匹仰天长嘶的奔马题赠文达。小小的编辑室内，挂得琳琅满目。
一位负责装祯设计的编辑建议，书的封面最好印一方溥仪的印章。他乐了，马上回家取回了两方、各为阴阳篆文的“爱新觉罗·溥仪”印章，又说：“这两方印章是文达赠给我的，用上有意义。”原来，溥仪新婚前，文达专程去荣宝斋买了两方寿山石料，请人书镌了小篆印章，以示祝贺。而溥仪用文达所赠篆章印在书的封面，表明了他对与文达合作成功的心意。后来，出于美术设计要求，只采用了阴文的一方，但两方印章却永远成了他们友谊的象征。
在出版社那间宁静的斗室内，溥仪激动地拿到了样书。望着文达日益消瘦的面庞，他明白他为之付出了艰辛。付印前，文达吃睡在印刷厂，亲自校对改版九次！
“辛苦了。”他含泪打开样书的扉页，以一段情真意切的言语题赠文达。然而意犹未尽，他又伏案挥毫写下了久久凝聚在心头的诗句：
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
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
一九六四年仲春 溥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