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浩劫中，溥仪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两度看到嫩绿的树叶逐渐凋零，却只遗憾地企盼到了一次自然界中春光的来临。
然而，在那严寒的日子里，他不只一次地感受了“春阳”之暖。
“降低工资”，是溥仪与其他专员接到的第一道“勒令”。周总理得知，对一位政协负责人说：“不要减嘛……”明确表示不同意。第二个月，他的工资便原数照发。当时，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几十元钱，而是对他政治上的肯定。
周总理的大红烫字请柬，送到手中，溥仪惊讶了！他与杜聿明、宋希濂应邀参加了动乱开始那年的国庆活动。紧接着，他的名字又出现在《人民日报》关于“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出席人员名单上。他知道，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这无疑给他公开打起了一把“大红伞”。而这正是周总理独具匠心的安排。
国庆那天，他早晨九点便来到了天安门前的“西三台”。上午十点，从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开始，直到下午四点，整整六个多小时，他站在观礼台上与二百五十万群众一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溥仪如何懂得林彪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真正内容？可是，他看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却被称之为“乱了敌人”。
社会上掀起“红海洋”的浪潮，大街小巷到处被红油漆刷上了“语录”。看病归来，他瞧街坊门口那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换了新内容，也在街门上写了一副对联：
毛泽东思想传世代，红色的江山万年长。
屋内，他挂了不少毛主席像，桌上还摆了一尊石膏像。他淘汰了家里背面印有才子佳人的镜子，拖着沉重的肿腿去街上又买回一面背面黄纸上印着鲜红的：“坚决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的新镜子。
新上任的西城公安分局陈局长由派出所史所长陪同，去溥仪家看望。他指着客厅里正中挂的对联说：“您看看我写的合适不合适？”还说：“最近，红卫兵来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光有毛主席像，没有林副统帅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改正了……”
顺着他的手势，人们看到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对联，史所长好笑地小声对陈局长说：“他是‘皇帝’，谈何翻身……”
溥仪看他们未表态，大概也听到了史所长的悄悄话，等他们刚走，就摘下对联，然后翻箱倒柜地找红纸。家里没有，商店也已兜售一空，他只买回了一张浅桔红色的硬纸，于是研墨、铺纸，屏神凝气写下了一副并非十分工稳的对联：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
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他恭恭敬敬地将它挂在空旷客厅的北墙正中间。这样，溥仪留下了一生中罕见的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最后一副墨迹。
读者大概还记得，特赦后的溥仪曾在故宫嘲笑过养心殿前“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条幅。而这时，从封建皇帝改造成公民的溥仪竟又书写了虽时代不同，字句不同，思想实质却相去不远的对联。这是对那个扭曲人们灵魂的畸形时代的莫大讽刺，也多么耐人寻味啊！
连续十几天昏睡不醒后，他又一次住进协和医院，由此开始了与绝症的最后抗争。
那时，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对病人根本无暇顾及。入院的前一天，他来医院检查病情，主动与一位熟识的大夫打招呼，得到的礼遇竟只是置若罔闻，连一句话也未答，仰着头，便扬长而去。
这只是预兆。溥仪住进五楼一病室的高干病房之事，竟成了医院两派斗争的导火索。其中一派提出：“溥仪是战犯，不能住高干病室，必须搬出去！”
最后，还是溥杰通过申老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当即给协和医院打去电话：“一定让溥仪住进高干病房。”他这才算勉强入院。
十二月二十九日，隔几天就到新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他病倒在床，望着窗外飘然落地的雪花，思念着亲友。殊不知，当天，根据周总理指示，协和医院关于他病情的第十二次报告，分别报送了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
溥仪自今年一月至二月份，右肾经放射治疗后，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四月份曾入院全面检查，除肾功能较差外，一般情况尚好。以后在门诊随查，尿中瘤细胞检查十四次，除一次可疑外，余均未找到瘤细胞，肾功能保持原来水平，但贫血日渐加重。
自十二月份起，逐渐出现浮肿。十二月二十日检查肾功能发现尿中毒明显加重，并有严重酸中毒及贫血。急症收入院治疗。经抢救后，酸中毒已有改善，但尿中毒未见好转。
患者仅存的右肾有肿瘤，虽经放射治疗，肿瘤发展有所抑制，目前尿中毒加重，说明右肾情况进一步恶化，病情危重，现正采用中西结合积极抢救中。但鉴于右肾病变情况，尿中毒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是较大的。
他万万没想到，关于他的病情报告送出之后，周总理当即派来了正受到批判的著名中医蒲辅周。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蒲老来到溥仪身边。他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很惦念，让我来看看……”溥仪握着蒲老的手，哽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变得格外容易激动、落泪……
新年过后的第七天，老万去“文化革命接待站”见到了一份传单，其中谈到了溥仪。当天，乘车直奔协和医院。病床上，溥仪听老万说到“大哥，毛主席说到你了”时，激动地一下坐起来，劈手夺过传单，急切地读了下去……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对犯错误的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
“呜……”看到这里，溥仪哭了。他见上面注明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与毛远新的谈话，便抽泣着追问老万，毛主席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
“这只是一张传单，不知是真是假。”老万说。
但溥仪却相信是真的，他那滚落的泪珠分明在说：“毛主席了解我！”不久，他看到老董抄来内容相同的传单，又止不住没完没了地流开了眼泪。
当时，专案人员满天飞。有关伪满的问题，只要不清楚，便会找到他头上来。动乱中，他接待了许多批外调人员。凡知道的情况，他都实事求是地给予证明。有时，为搞清一个问题，他不惜跑很多冤枉路，带着外调人员寻觅故人，核实查证。他难以忘记，当年在抚顺接受检察人员调查时，胆战心惊地惟恐别人给他编造或夸大罪恶的情况，更忘不了检察部门为了查证他的交代材料，竟有数百名人员花费一年多时间跑遍各地，翻阅了数以吨计的档案。到头来，他记住了那位检察员的一句话：“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如今，在动乱的复杂环境里，他恪守了那句座右铭。
住院前，东北的两名工作人员经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介绍，来找他了解一个他并不十分了解的伪满官吏的问题。他毫无保留地提供了所知的一点情况后，主动带他们找察存耆进一步了解。到察家一看，不但被抄，而且已被红卫兵纠察队驻扎，于是，又不厌其烦地带他们去三妹家询问。几经周折，他和那两名工作人员一起，终于核对了被调查人的材料，并负责地在上面签名画押。因为当地派出所不给盖章，他又以证明人的身份返回住地派出所办理了手续。出门时是中午太阳当空，回家时，已是晚星高照，整整奔波了十来个小时！外调人员过意不去，在大街上雇了一辆三轮车，将他送归家中。
类似的“外调”变得日益频繁，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亦有增无已。一次，一所大专院校的几个人找他了解伪满历史上的问题，溥仪的记忆里早已踪影全无。但他经过思考，开列了一大批查找的线索，还提供了几个知情人，建议他们查访，使外调者满意而返。
给他带来更多苦恼的，是那些接二连三的红卫兵。有一阶段，无论病情如何，几乎每天都有人闯入病房，使他应接不暇。
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红卫兵慕“皇帝”之名，屡找他下棋。在人声嘈杂的病房里，溥仪度过了近三个月的漫长时光。据原人民医院院长谢世良回忆说：“动乱中，造反派将溥仪等人看作是牛鬼蛇神，把医院领导打成‘走资派’，我们让溥仪等人到保健室就医，被诬为‘包庇牛鬼蛇神’，与他们‘一脉相承’……医院内外贴满了大字报。”
试想，这种情形下，溥仪的病能够得到周到细致的医治吗？他住在三十二号病床。偌大的病房里，摆了足有三四十张床。卷入大批判浪潮的医生和护士，每天只凑合着给病人搽点药，查病房也是一阵风而过。房内的污垢无人打扫，病人看不下去自动承担了卫生值日。
重病在身的溥仪不甘落后，抢着拖地。好心人看到他将拖把顶住肩膀，跪在地上擦，以为这位“皇帝”不会拖地，试图夺过来。可是，他摆了摆手，认真地告诉大家，在植物园时自己就学会了拖地。实际，人们不知，他是一个仅存右肾，并仍不断恶化的癌症病人，那大滴大滴落下的虚弱汗珠，足以说明了病情。
感觉稍好些，他不再跪在地上擦了，便拿起拖把，挺胸站在病房正中，问病友：“我这个姿势还行吧？”接着，又背了一段“语录”：“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背完，他笑了，但笑得是那么勉强——疾病的痛苦在折磨着他。
拥挤的病房内，住的差不多都是劳动人民，他同他们有了愈来愈多的共同语言。大家常见他与斜对床那位患高血压的本院勤杂工老郭抢着打扫卫生。
“可不敢劳‘皇帝’大驾哟！”只要一瞧溥仪拿起拖把，老郭就幽默地跳下床，手疾眼快地抢过来，“干这个我可是内行！”
有时，他执意不肯，老郭就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你太不虚心喽，跟我学一学么！”这样，他常常在病友的好心哄笑中坐回到病床上去。
与他紧挨着的三十三号病床，住着一个叫贺亚明的工人，对面是个戴眼镜、留着分头的红卫兵。可以说，病友中简直囊括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大家渐渐知道溥仪的身份后，不但没人歧视，还时常有人拿着书、报向他问这问那。
人们想看《我的前半生》，他叫妻子从家里拿来，大家轮流传阅，可他有话在先：“这本书有毒，希望大家边看边批判。”
他真以为有毒吗？来自外界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刚刚过去不久，他竟重新拿出这部书，旨在何意，的确令人深思。或许，他历经痛苦的思索而对“批判”产生了疑问，还是在内心仍然暗暗地肯定此书，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变化？至少，这可能表明了他矛盾的心理。
病房里没人批判这部书，医院内的大批判却成日口号震天，搅得病友呆不住，时而结伴去看“批斗会”。他们眼见，一个医生被打成“反动权威”，戴高帽游街不算，还被残忍地关进了装狗的铁笼……这些场面对青年人来说，不无刺激性，溥仪则往往中途便悄悄溜回病房，独自在床上长吁短叹。
尽管他有些“呆”，但病友愿与他接近。他想吃许久没有见到过的花生米，有的病友自愿帮他买。他给了人家两元钱，却给了一条足以装几十斤花生米的口袋。大家没有取笑他，而对他说，他对社会上的事懂得太少了。的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会比对花生米价格之类的事懂得更多。
医院里也实行了“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起床，连饭都不吃，每人先背一段语录。溥仪几乎每次都背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可以视作他内心世界的流露。
不管谁出院，他都与之握别，让人家留下地址，送至门口。也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年龄、职业。这或是他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愿多交几个普通朋友吧。
他与老贺一起出的院。那天，空中飘洒着洁白的雪花，街道仿佛成了银白色的世界。他留下老贺的地址，还画了一张示意图，相约俟病好些就去看望他，但终成憾事，因为出院后他的病每况愈下。
当时医生估计他的生命仅可“维持一时期”，断无好转的可能。
果不出所料，出院才十天，他因感冒导致肾症发作又住进了人民医院。
悲中有喜。老万似乎总带来好消息。三月一日，溥仪住院的当天，老万来看他，兴奋地告知周总理在二月十八日接见群众组织时，提到了溥仪改造的成功和特赦后取得的进步。他眼望老万，激动得半天没有讲出话来，说非要找到这份材料不可。果然如愿以偿，不多日，他从一位病友手中拿到了周总理讲话的传单。他一遍遍地默读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由于病情加重，三月十四日，他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转住协和医院。
第六次入院记录 溥仪、男性，六十岁，因双肾肿瘤，尿毒症加重，今日再次入院。上次住院（第五次）系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医院复查发现浮肿，非蛋白氮增高，转来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院后，病人继续在人民医院随诊，仍面部浮肿，食欲很差。三月初，因感冒又住入人民医院，经家属要求转来我院。
检查：神智清楚，面部浮肿，贫血。头部五官无异常，颈软、气管居中，胸廓对称、心肺正常。腹软，肝、脾、右肾未触及，肠鸣音正常，脊柱四肢无畸形，下肢轻度可凹性水肿……
诊断：肾癌
尿毒症
四天后，方圻大夫为其诊断的结论仍是：肾功能不断恶化，术后不良。
然而，此时这里也已不像个医院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挂得琳琅满目，病房里却是冷冷清清。医生和护士忙于“派仗”，患者根本无人问津。
时过不久，寂静的病房突然喧闹起来，竟至变得门庭若市了……
也许，历史注定他将卷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漩涡。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因这篇来头不小的文章判定《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所以，访问清史权威——“皇帝”者日渐增多。自他的主治医师吴大夫成为第一个好奇者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大学生、初中生、大学教师、留学生、记者、红卫兵……相继登门，有时，竟多达数十人，溥仪几乎无法招架。
囚禁般的医院生活，难以为继。病情稍稍稳定，他便在“五一”前两天逃回了家。不消说，老戴家的津生又多了一个伴儿，爷俩经常在廊下晒太阳。他不顾妻子一再相劝，总和孩子一起说呀，笑呀，甚至还和津生玩起“过家家”。众多的来访者，使他受到无形的压力。而与孩子玩游戏，却使他有一种独特的轻松感。
精神上虽乐观，毕竟是个病体，溥仪吃饭不香。小津生灵机一动，从院内捡来小树枝和杂草，搁在一堆，说要给爷爷做顿香饭。隔不一会儿，他跑来说：“爷爷，您的饭马上就熟了。”
“好，好，爷爷等着吃你做的饭。”溥仪轻轻拍着津生的脑袋。
此时，不知为什么，幼时在故宫御花园里喂蚂蚁的“把戏”，又成了他如今的一种消遣。闲着没事，他便时常下午端个盘子，盛着吃剩下的点心渣儿，来到树下或台阶旁，与孩子一起喂蚂蚁。他到处寻找蚂蚁洞，喂了一处又一处。
虽说他在家养病，心却没闲着，常向街坊念叨：“病好些，就去政协上班……”他明明知道老戴并不清楚文史资料委员会里的事儿，但隔些日子就去问问老戴。这位街坊只好含含糊糊地安慰他：“政协里面都挺好，你就在家安心养病。等病好了，有的是工作机会。”溥仪总是默默地点点头……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最初，他还认为那篇有来头的文章，“非常透彻地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想仅隔近一个月，他欢呼的“揭露”之火便烧到了自己的身上。
五月中旬，北京的一家红卫兵报纸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纲领”时，以他为例写道：
在这条黑纲领的统治下，中国新闻社还拍制了大量出卖祖国山河的风景片，以及一大批宣传封建迷信、歌颂帝王将相的影片。刘少奇并亲自审批这些影片，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一时，他竟成了大批判的靶子。北京前门、王府井、北新桥等繁华地区，相继贴出了批判电影《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大字报，一些以煽风点火和猎奇为能事的红卫兵小报，也连篇累牍地以整幅版面大肆渲染。一位朋友拿来一份《批廖战报》，头版头条的题目就使他大吃一惊！
评《清宫秘史》续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不仅题目吓人，内容也令他陡然变色。将近两版的文章“上挂下连”，上至刘少奇、廖承志，下至溥仪统统被诬为一条卖国主义黑线上的人物！如此不可思议，前不久还在拥护批判《清宫秘史》的溥仪，仅几天功夫又成了被批判的“续篇”。他坐卧不宁地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黑胶木柄的放大镜。
我们循着反动影片《清官秘史》所代表的卖国主义黑线跟踪下去，挖出了另一部典型的卖国主义影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无独有偶……从《清宫秘史》到《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贯穿着刘少奇以及廖承志、方方的一条卖国主义黑线。
看到这儿，他眼前一阵发黑，几乎力不能支。底下的字迹变得模糊了……强撑着看下去，一行行铅字，歪歪斜斜地蹦入视线：
众所周知，溥仪是个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清朝灭亡后，溥仪依附日本帝国主义，又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为虎作伥的战争罪犯……对于溥仪这样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人物……就只能是无情地批判，狠狠地鞭笞。
这篇骂声不迭的文章，不仅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冠之以复辟资本主义“逆流推出来的一株大毒草”，而且声言：“对于《清宫秘史》的‘续集’，比《清宫秘史》的反动性有过之无不及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必须彻底批判。”
他心惊肉跳地放下了手里的放大镜，愁然闷坐，内心惶恐不安，但更多的是迷惑不解。
闲居养病，使他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但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清面前发生的一切，包括国家主席一夜之间被打倒，廖承志成了坏人……他让妻子四处去买小报，也向每一个来家的亲友打听社会上的新闻。然而，耳朵里总是灌满了坏消息。
疾病缠身的溥仪，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了终日吃药、打针、上医院，后来，连走路都变得困难了。洗脚、洗澡几乎难以自理，非妻子帮助不可。
病中，一些同事不畏时局多变，常来探望，给他以莫大安慰。
五月之后，他浑身水肿日渐严重。老戴出了个主意：用焙干后的黄豆煮水洗脚，以减轻水肿。宋希濂和郑庭芨热心地帮他介绍了一个自渝来京专治癌症的医生……六月中旬，罗历戎又托人转告溥仪，为他找了个“偏方”，据说是天津一个犯人为减刑献出的，已治愈癌症患者上百人，不知是真是假。
有病乱投医。六月二十七日，溥仪夫妇乘十三路公共汽车，相伴去和平里二十号楼的罗家抄方。同楼的专员闻讯，纷纷赶来，多日未聚，显得格外亲热。
还不到中午，王耀武、李以，廖耀湘、杜建时、范汉杰、万枚子夫妇等人纷纷抢着邀溥仪夫妇去自己家吃午饭。去谁家呢，他犯了愁。这时，足智多谋的范汉杰出了一个主意，让每家做两个菜端来聚餐，时间不长，十几种菜肴满满地摆了一桌。王耀武的爱人吴伯伦做了拿手的炸茄子、摊黄菜，范汉杰亲手端来别有风味的什锦沙锅……
一声“开饭”，人们在欢笑中拿起了碗筷。
“做得挺好吃噢。”溥仪最欣赏吴伯伦做的炸茄子，赞不绝口。
她开玩笑说：“溥大哥，这比你当年的御厨的手艺如何？”
“比那时做的还好吃！”溥仪又转脸对妻子说：“你还不跟王大嫂学学……”
他尽情地与大家说笑着，暂时忘却了自己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
如果说在沉重的压抑之下，他还有另外一种快乐，那就是对动乱中受迫害的人进行帮助。他逝世三个月前，与他素无来往的远房侄子毓超，前来看他，向他诉说了受冲击后的遭遇及其家庭状况：工资被停发，每月只发二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全家三口人。日子实在不好过。当时，溥仪夫妇整天看病、吃药，开销很紧。但他除了安慰这位侄辈外，又请妻子把十元钱放到了他的手上。
溥仪的笑意是那么短促。仅隔了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橡胶厂的工人任永达带来的消息又使他的脸上重布阴云。前门、王府井、天安门等处又相继出现了批判电影《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大字报，而且，批判已升级为对溥仪罪行的“声讨”，质问他为什么至今仍然享受高级待遇……溥仪急了，恳切地向他打听详细内容，并拜托他把大字报抄回来。
“没问题！”任永达说完，驱车而去。当晚九点，这位淳朴的工人为批判对象送来了在前门抄来的大字报。心力交瘁的溥仪，已经受不住任何刺激，病情出现了新的波动。七月九日，他的血色素降到了四点二克，七月十一日，又降至四点一克！
漫天飞舞的传单和那些街头兜售的小报，却并未手下留情。《揪刘战报》、《揪贺战报》……无不把溥仪拉上“陪绑”。
毛主席、周总理对自己都有过明确的评价，为什么不灵了呢？他无法找到答案，心情愈来愈低沉，甚至有时神情恍惚。并没有人来找，他却能呆呆地在街门口站上半天。在屋内，几个小时不开一腔，有时妻子问话，他也闷声不语。精神上的痛苦，似乎在他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变得更深了。
一连串惊人的消息频频传来，他痛楚万分：平杰三、张执一、史永等人被打成了“叛徒”！黄绍？自杀！徐冰不堪凌辱，愤然自尽……当老董提起这些事情时，他显得痴愣愣的，游移的目光似乎给人一种难以捉摸之感。
心绪不宁中，他的病情日趋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