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一返回青岛就告诉由比光卫，将李村、四沧一带的军警撤销，因为这一带是土匪下山的必经之路；之后，大桥又通过日本浪人与孙百万取得了联系。大桥与孙百万在顺兴楼推杯换盏，相谈甚欢。随后，日金银行出资20万大洋作“经费”，供孙百万在市区设立“机关”之用。日本人暗中与孙百万达成协议，由日本人提供武器弹药，孙百万则下山后在青岛市内制造混乱，随后，日本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进入青岛，然后达到强占青岛的目的。
孙百万接受了日本人的协议，得到弹药枪械钱款后，孙百万就下山进入了青岛，在著名的三义栈驻扎了下来，此地距离青岛闹市区很近，他就在这里设立了“机关”。住在三义栈都是些长租户，以便他们不远处的闹市区做生意，孙百万匪徒来到这儿之后，就携枪四处活动，强买强卖，结果立即闹得市场一片混乱。各家商号纷纷关门歇业，市里原本几条繁华市街早已人去楼空，连胶州路上的瑞蚨祥，北京路上的谦祥益、万宝银楼等名家字号也都相继关门，以躲避匪乱。
于是，青岛商会会长隋世卿就准备与孙百万商谈。隋世卿此人当时不但是青岛商会会长，而且是青岛回归筹委会理事长，他为商多年，与青岛的上上下下都很熟络，孙百万此举当然瞒不过隋世卿的眼睛，他早就得知孙百万是受日本人指使，前来闹事的。于是，隋世卿紧急召集了商会理事会来商讨这件事，商会理事会认为，青岛决不能任由土匪横行，更不能让青岛刚从德国人手中脱出又落入日本人手掌中，于是，商务理事会作了决定，委托隋世卿为代表，前去与孙百万谈判。
而孙百万既然来了，自然就没那么容易满足，况且他的背后有日本的支持。当得知隋世卿要来谈判后，他就邀请隋世卿在距离三义栈不远处的顺兴楼见面，但当隋世卿来到此处坐下后，孙百万却不见踪影。当隋世卿还在耐心等待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支枪顶住了他，1922年11月30日，也就是胶澳保安警察部队进入青岛的当天晚上，隋世卿被孙百万绑架了，然后送到了崂山。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的私人代表茅少甫，以及另外一个叫刘小坡的人。
此时，距离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已经时日不多，日本人的活动也就越来越明显，当绑架案发生后，日本人立即在他们控股的报纸上大肆宣传青岛治安极差，甚至危言耸听地宣传说，胶东的土匪准备联合行动，毁损胶济铁路，劫掠青岛市内，故而，急需日军协助维持治安，并且推迟接收时间，甚至说，有必要留下大批警察和武器装备，以应对土匪的大规模袭击。日本报纸的宣传在整个青岛造成了很大恐慌，市民们不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当劫案发生后，王正廷大为恼火，当即以外交总长的身份给日本公使小幡、青岛守备军司令由比光卫和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发去电报，说：“在青岛行政尚未移交前，竟然发生绑架地方商界领袖和监收专员的恶劣事件，日方对此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立即通过宪警索还人质。”王正廷为了压迫日本人还于当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把日本驻青岛守备军怂恿日本浪人勾结盗匪焚掠青岛的真象公诸于世。由于这是王正廷接任外交总长后举行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备受舆论关注，所以现场来了不少中外记者，而这次中国接收青岛也是一个大事，记者们正求得到一些新闻，因而当王正廷出示出盗匪在青岛市区设立的“机关”和焚掠商行店铺的照片时，一位美国记者当即提议组成记者团立即赴青进行新闻调查，这个提议得到中外记者的一致响应。王正廷当即表示，马上与日本公使取得联系，向国际社会敞开新闻通道，请国际舆论关注中国接收青岛的每一步进程。
两天后，王正廷抵达青岛，这时王正廷的记者招待会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日本政府受到不小的舆论压力，于是向由比光卫发出了训令：“对通匪、纵匪者严行惩办。”而此刻，距离接收的时间只剩下两天了，故而由比光卫满不在乎地向王正廷表示，日本方面只负责这两天的事，然后就交给中国军警了。王正廷当然明白日本人这一套，但也无可奈何，他只好与熊炳琦密商决定，对孙百万同时做好剿抚两手准备。胶澳商埠首任督办熊炳琦，于是也立即召集青岛军政乡绅等商议对策。之后，王、熊二人立即派遣陈干前往崂山，与孙百万谈判，同时，他们也命令进驻青岛的两千名军警做好应敌准备，如果孙百万不接受招安，就立即围剿。
陈干临行前，王正廷知道孙百万此次劫持人质不是一般的索要赎金，而是受日本人指使带有政治目的，因而谈判绝非易事，而青岛接收在即，不得不谨慎，他语重心长地对陈干说：“明侯兄，进山招安可说是涉险境而临危难，我在山外静候你的佳音。如果孙百万接受招安，过来以后，还是原来的头衔。其它人编练保安警察常驻青岛可以，但设在市内的机关仅限一处，而且须更名为稽查处，大部人马驻扎沙子口。另外你特别转达孙百万，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做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傻事。如果孙百万同意按要求受编，12月10日请他以‘胶东游击总队’司令的身份出席青岛接收庆典。”
但让人惊愕的是，王、熊二人派去的代表与孙百万谈判，结果一言不合，其中那个叫刘小坡的人就被当场大卸八块，活活被斩成了几块。
无奈，王、熊二人只好再次派出代表，但陈干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了，因为他已经吓破了胆，其他人也都面面相觑，无人应答，结果竟然一时没有人敢前去谈判。此刻，有一个叫管象坤的人站了出来，他说他愿意一个人前去谈判。这个管象坤是什么人呢？他怎么就敢前去与杀人不眨眼的孙百万谈判呢？原来，管象坤和孙百万曾有过一段交情，1922年4月，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奉军入关，山东正在津浦线上，奉军若能在直隶获胜，南下山东乃是旦夕之间的事。因此，济南城内有钱人家纷纷逃离他处。山东首富刘恩柱也因此来到青岛，但没想到在田横岛上的一伙土匪得到刘恩柱到来后，就打算绑架刘恩柱，结果刘恩柱被绑架走，这伙土匪就索要巨额赎金。这田横岛上的匪众与原皖系边防军旅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素有勾结，他们此时打算响应奉系，只等奉系打过来就起事，而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扩充实力、购买军火，因而打算大大敲诈一笔，因而所开赎金数额十分巨大。
但刘家一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求人联系到了孙百万，请求他出面说说情。孙百万一口应允，于是，就派人前去田横岛与这伙土匪联系，但没想到，这伙土匪根本不给孙百万这个面子，一口回绝，孙百万得知后大怒，当天晚上，孙百万就带领了几十个人突袭了田横岛，不仅击败了田横岛上的那伙土匪，而且还成功救出了刘恩柱，此后，孙百万名声大振。刘恩柱回家后就设宴宴请孙百万，备了厚礼酬谢孙百万。当晚，与刘恩柱向来关系密切的管象坤也来到刘家，遂与刘恩柱、孙百万同桌共饮。孙百万与管象坤相谈甚欢。故而，这次，管象坤敢于接这个重担，前去与孙百万谈判。
当然，管象坤也并非仅凭那一面之缘就干前去说辞，他是胸有成竹，他明白，象孙百万这样的土匪一向是趋利而为的，要想说服孙百万，只有用更大的利益诱惑他才行。于是，管象坤对孙百万说：“百万兄铮铮好汉，一向替天行道，为何甘受倭奴驱使，留万世之骂名呢？俺山东父老兄弟自民国八年以来，为收回山东利权，呐喊奋斗，流血牺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今日能够如此，何人不喜？百万兄又怎忍出此下策？”见孙百万默不作声，管象坤又继续说道：“依弟之愚见，百万兄不如借此机会投效政府，得一官半职，为日后晋升之阶，将来也可荣宗耀祖，强过眼下不知多少倍！”孙百万闻听，不由地心动，土匪招安当官，然后既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盘剥劫掠，又可以升官得势，这本来就是土匪人人向往的一条大道，孙百万也是如此。但他犹豫地说：“管先生所说尽在理中，只是百万在绿林中闯荡多年，怕政府不得见容。”管象坤当即表示，此次前来就是受北洋接收大员王正廷所托，只要孙百万有意接受招安，他愿意从中斡旋。于是，下山返回青岛。
管象坤这次成功与孙百万取得联系，这颇让王正廷高兴，于是，很快派人与孙百万详细洽谈，结果，官匪达成协议：孙百万部收编为胶东游击队，以孙为司令；1200余众编作四个营，负责保护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安全。
孙百万接受招安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但却为青岛又增添了一支官匪。孙百万虽然收编，但匪性难改，继续为害一方。且，孙百万部并没有全部被收编，他的收编只有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仍然在鲁东各县继续活动，而且匪势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五股较大势力，杆首分别是岳邦顺、李连子、王拱爽、王贯卿和曹二虎，他们各自霸占一两个县，四处绑架勒索。这五股匪徒中，王拱爽的巢穴位于大珠山中，大珠山三面濒临胶州湾，山崖笔立，东北面为陆地，仅有一羊肠小道可行，易守难攻，官兵也曾剿匪剿到这里，但当看到如此山势就撤走了，竟然连山口都没进。而王拱爽就在大珠山中种植大烟，窝藏肉票，然后贩卖鸦片，勒索赎金，匪日子过得倒是很爽。1923年7月，该股土匪曾攻破诸城县郭家埠，杀死居民40余人，掳走100多人。
岳邦顺股控制着高密、昌邑二县，李连子股则以安邱县为势力范围。这两股均各有三四百人，他们长枪不多，也没什么重武器，但每人都有盒子枪、小手枪各一支，因而都是轻装活动，这反倒是来的快，去的也快，更难围剿。这五股匪徒平时各自活动，必要时则合杆对付官兵，官兵围剿几次也无济于事，匪患依旧。当地乡民只好四处躲藏，稍有钱财者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纷纷避居到附近县城或是青岛等地。而这些土匪也越来越胆大，从乡民身上捞不到多少油水，就将目光对准了更大的目标。1923年11月13日，胶东地区的土匪买通附近教堂内的一些天主教徒，然后将昌邑县教堂的法国神父架掳而去。1924年初，一批在济南念书的安邱籍学生，放寒假乘胶济路火车在黄旗堡站下车，结果迎接他们的不是亲人，而是土匪，这些学生无一漏网，全部被股匪绑架，可怜其中还有不少女学生，她们更是凄惨，日夜遭受奸污。但官军仍然是剿匪无力，而土匪们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现在就连附近的日商开办的烟厂、英商开办的绵厂等都遭到勒索。当外商纷纷向山东当局投诉后，当局无奈只好命令士兵在崂山附近巡逻，只要抓到土匪，不问首从，一律就地枪毙，因而这里一时间每天都枪毙二三十人，自然，其中大多数却都不是土匪，而是附近的乡民，或是路过的行人，结果都成了冤死鬼。由于土匪日夜横行，官军又无可奈何，因而就连各县的县长也都深受其害，有时勒索信都送到了县长家，1931年昌邑县的一个姓靳的县长被匪情闹得得了精神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