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个小省，但向来不是个平静之地，这里东面是大海，其他三面又与沪、苏、皖、赣、闽诸省市交界，因而是个南来北往之地，东西出海入港之所，民国时期举国盗匪丛生，浙江这片土地紧邻富裕的长江流域，有是背山靠海，当然也少不了土匪了。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弗莱轿车悄悄停在了荣宅门旁边不远处，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这辆车停好后，就从车上下来一人，他看似神情悠闲，在荣宅的前后左右转了几圈，没发现什么，就又来到荣宅的大门前溜达。
这时，荣宅的大门开了，一辆小轿车缓缓开出来——在旁人看来，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小轿车，其实不然，这是一辆防弹轿车。而当荣宅的这辆防弹轿车刚刚开出大门，那个在门前溜达的人立即一招手，那辆军用雪弗莱轿车突然冲到了这辆防弹轿车前，横在路中，随后车上下来几个人。当时防弹车中共计有六个人，两个是保镖，他们见到有车停在前面就立即要上前，但军车上下来的人立即用枪一指，接着说道：“我们奉命执行公务，请荣先生跟随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
“司令部。”
防弹车中坐的就是荣德生，他看了这些军警们出示的深红色逮捕证，上面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的大印，而军警所乘车子也是果真是军用车辆，不像是假冒的，且军警手中的枪械为柯尔托式手枪，这也是军警才使用的手枪。荣德生看了看这些，没再怀疑，于是答应随同前往，下了防弹车，上了那辆雪弗莱，接着雪弗莱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荣德生何许人也？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上海商界的领袖人物。
当时，除了两名保镖外，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和一名司机。荣一心看到那辆雪弗莱里去，还是觉得事情十分蹊跷，于是立即返回荣宅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而结果却让他打吃一惊——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电话也莫名其妙，反问道：“逮捕荣德生？谁有这胆子？”荣一心当即明白了，父亲被绑架了！
荣德生被绑架！这个消息顿时震惊了上海，不但上海商界一时人声鼎沸，连松沪警备司令部也十分恐慌：一来，荣德生是上海商界的领袖，他被绑架是个大案，松沪警备司令部自然要有保护不力之责；二来，这些土匪使用的竟然是军警车辆，所用的逮捕证也是军方的，松沪警备司令部自然难逃干系。故而，一得知消息，松沪警备司令部立即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但荣一心却对警方的介入不太满意，因为他害怕绑架者见到这么多军警，一旦无处容身会撕票，或者至少也会加大谈判难度。
再说那辆雪弗莱，它离开高恩路后，就向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此时，车上的荣德生也明白了，车子不是向松沪警备司令部开去的，也就说他自己已经被绑架了。
雪弗莱到了小河边后，荣德生被带进一条小船，而这条小船在肮脏的河道里转悠了好几天，之后荣德生才被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这是一个漆黑的小屋，没有灯光，还有一名土匪日夜看守。
当荣德生被关进小黑屋时，荣家上下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知道绑票者一定会来电话，但一连几天毫无动静，而那些在全城搜索的军警们除了骚扰百姓外也一无所获。直到荣德生被绑架后的第五天，也就是4月30日，荣家终于接到了绑票者的电话，但却当时被绑票者索要的赎金数额惊呆了：200万美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整个上海谁也不可能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荣家只好表示，愿意用赎金换人，但数额实在太大，一下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绑票者也不多说，只是指定了一个谈判地点。
荣家人于是如约前往，但是却一连两次不见有人前来谈判，这让荣家人感到十分奇怪。原来，警方也在追查绑票者，他们知道荣家可能不希望警方介入，于是就采取窃听电话的方式，当得知荣家在指定地点谈判后，警方立即在此处布置了大批便衣，而绑票者发现后也就没有赴约，改而用信件的方式谈判。
当绑票者与荣家人联系谈判的时候，荣德生其实也在和绑票者谈判，当他听说绑票者索要200万美元后，不由地笑了，他说，你们知道200万美元意味着什么吗？那意味着许多工厂将因此而停工，甚至许多银行也会因此而倒闭。但绑票者根本不相信荣德生所说的，他们威胁要杀死他，荣德生说，如果因为我的命而让很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话，那他宁愿死。说完后，就要来了笔墨，然后就真的写下了遗书。
不得已，绑票者只好降低了赎金。三天后，荣家得到一个信封，内装一封荣德生的亲笔书信，告知家中，本人无恙，赎金也已经降低至50万美元，他认为这个数额可以筹集，并且也说，不要心存幻想，最好赶紧筹集。
荣家于是立即分赴各厂，从各厂提取相应款项，终于凑足了这50万美元，然后就等付钱赎人。而警方也已经得知此消息，于是又派出大批便衣埋伏在接头地点。
荣家派出的联系人是顾鼎言，他提着25万美元来到接头地点，但此时由于此处到处密布便衣，绑票者派出的接头人见状早已逃走，而顾鼎言却毫不知情，仍然前来赴约。而当他一到就立即被便衣按倒在地，然后收押进了沪北警所，最后才通知荣家人。正在焦急等待的荣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打吃一惊——急忙赶到沪北警所，警方却说，擅自与匪接洽是私通土匪，这也是违法的，因而这25万美元被没收。这下荣家人有些惊慌失措了，人没有赎出，钱却被警方没收了。无奈，只好四处求人说情，但最后还是得了个案情侦破后钱才能归还的答复。
而绑票者未能拿到钱也同样着急，加之外面军警还在四处搜查，这个小黑屋也差点被发现，因而也再次想办法与荣家联系，此时，他们也发现电话和信件都不保险，警方会监听和监视，他们只好另想办法。
几天后，荣家产业中的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突然来到荣家，直到此时，荣家才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那就是一个叫骆文庆的人。原来，这詹荣培与骆文庆早就熟识，但詹荣培与这件事无关，而骆文庆找他是因为他既是他的熟人，也深得荣德生的信任，而詹荣培也知道荣德生和荣家人都十分相信他，故而也不避嫌疑，答应作为中间人协调此事。这次，荣家和绑票者都为了躲避警方，特意找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接头方式：绑匪将联络地址写在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然后荣家派出亲信家人见此广告后就揭，表示已经知道了接头地点。而骆文庆又将接头地点设为有两个，荣家也就只好分别派人守候，但绑匪还是没有露面。原来，经过几次之后，骆文庆想确定一下这次是否还有便衣守候，因而这次只是他们的试探，这之后，绑票者又试探了一次，这才放心下来。
终于，骆文庆和詹荣培商定，荣家5月29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同时，詹荣培要求骆文庆拿几件荣德生的信物来，以表示荣德生仍然在他们手上。很快，荣德生的两件信物被送来，一件是荣德生的私章，一件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荣家看过确认无疑后，詹荣培携款赎人。
而一向做事小心的詹荣培这次也十分谨慎，他让荣家把50万美元让几个可信仆人分几次送到他家，以便避开警方。5月29日，詹荣培把钱藏在汽车后座下面，然后先开车去了工厂，并且在厂子里处理了几件公事，然后才再次上车，又在街上转了几圈，直到确信后面没有警方的尾巴之后，才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
骆文庆派来的人是一个叫吴志刚的人，他拿到钞票后仔细地点验清楚，然后对詹荣培说：“老先生只能晚上出去，现在已经是4点，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詹荣培尽管有些疑虑，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如实禀告荣家。
好在劫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荣德生被送至女婿唐熊源家。
荣德生平安返回后，荣家算是松了一口气，但那毕竟是50万美元，而且在沪北警局还有25万美元，这些钱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荣家当然不甘心就此了事。
而劫匪那边此时也差点闹出内讧，原来，吴志刚拿到钱后就私藏了10万美元，回去后对骆文庆、袁崇杼等人说荣家没有凑到50万美元，但袁崇杼与骆文定一样都是在黑道上混了几十年的人，他知道荣家答应的事绝不会临时变卦，当即大喝道：“你不想活了？竟敢私吞10万？”骆文庆急忙劝说，说先了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就把这40万美元分成18份，然后按照出力多少分配，并且约定，为了不漏出马脚，这笔钱半年内不得的动用。
如果果如骆文庆、袁崇杼安排，这笔钱半年内不得动用的话，那么此案很可能就此成了迷案，无法侦破。但就是因为其中有人没有按照约定就大肆花销，结果全案人员无一漏网。
破绽出在一个叫黄锦堂的人身上，此人是
当分到那笔钱后，这个人根本没把骆文庆等人的嘱咐当回事，而是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又天天更换西装，夜夜到歌厅酒楼享受，而他的同事毛森将此情景不由地起了疑心，他知道黄锦堂的薪水有多少，他那点薪水根本就不够他如此挥霍的；而他又忽然想到，黄锦堂就是浙江嵊县人，而且一向气焰嚣张的嵊县帮在荣德生绑架案之后就安静了许多，好久都没有案情发生，毛森判断，黄锦堂很可能与荣案有关，于是当即将黄锦堂叫来，他精心设计了一套摸底套词，结果做贼心虚的黄锦堂被毛森一连串的问话弄得额头直冒冷汗，毛森由此断定，黄锦堂一定与此案有关，当即申请将其收押。
而黄锦堂本身就是军统特务，他当然知道军统是如何对待疑犯的，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和盘托出。
毛森立即行动，结果此案所有涉及人员无一漏网，全部被缉拿归案，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
但案子侦破后，荣家所付出的50万美元却只收回20万，其余30万都被各级军警私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