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者总是力图用满腔的热情改变历史的轨迹，净化历史的格调，但是，历史的声音告诉我们，激情与悲情同在，古往今来，每一次变革都不会那么容易。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过程中，变法者往往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结果往往令这些变法者失望不已，有些人甚至为了自己的“变法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场革新与守旧的战争持续至今，而且会永远继续。那么，激情与悲情也就成为永恒的格调。
悲剧性的改革家
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大多充满悲情色彩，他们的命运似乎总是十分坎坷。有人把中国古代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国古代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推行，同样，也是由当权者从上面发命令停止。这种改革，不管老百姓愿不愿意，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老百姓都只能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不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都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之所以失败，往往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者不善谋身，不为自己的安全打好基础。其中的典型是法家派别的改革者，他们常常死得很惨，像吴起、李斯，甚至法家的大思想家韩非。典型中的典型是商鞅，他“作法自毙”，可以说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法家派别的改革者从根本上讲难逃这种死法。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只有秦国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所以他一听到秦国招纳人才，想到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到了秦国，求见秦孝公。商鞅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他并不是一见面就吐露自己的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和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以集权中央，推行职业官僚制度为宗旨进行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吸引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秦孝公当即任命商鞅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咸阳城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下令说：“如果谁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一般人就可搬动，而五十金的奖赏却是一大笔钱，很多人围观，但以为有诈，都不敢搬运。后来有一个愣头青见赏金很多，不管三七二十一，扛起木头到了北门放下，商鞅当场把五十金发给他。靠着这个戏剧性场面，商鞅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并且预示这次变法要动真格的。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其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其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其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为官奴。
其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其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其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其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平民战功卓著者可以为官甚至升为贵族，贵族没有军功不得为官，长期没有官位地位不保。这样一来，开了职业官僚制度的先河，直接结果是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人们可以占有开发荒地，荒地上的收获为开发者所有，所以很多荒地得到开发，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功大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百姓在政治上有了出路，所以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就有许多旧贵族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样，待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只好逃跑，到边关准备住店，店家告诉他，住店要有身份证件，这是商君制定的法律。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他叹气：“我制定的法律原来这么糟糕！”“作法自毙”就是说商鞅的。他只好又跑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前来逮捕他的旧贵族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商鞅遭受的刑罚是“车裂”（也称五马分尸），即把四肢系在马车上，让马车把躯体生生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下去，在一百多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法家学说有个特点，就是极端推崇帝王中央集权，权力自上而下通过官僚机构灌输，各级间如同军队那样服从，放弃了儒家“君仁臣忠”的条件性，没有意识到个人的权利自由在这种集权下如何保障。可能法家在创立学说时是以统治者自居的，没有想到将帝王中央集权的逻辑推到底，是只有一个皇帝才拥有真正的权利和自由。法家自己同样可能是皇权粉碎的对象，真正是作法自毙。
法家改革者迷信权力，不择手段地追求效率成果，制定的法律严酷，手段残忍，不能说不是受那种学说的影响。商鞅性格刻薄（可能刻薄人也容易接受法家学说），做事不留余地。变法初期，太子犯法，商鞅要拿太子开刀，终因太子是君嗣，不可施刑，于是就处罚太子傅公子虔，在太子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商君相秦十年，公子虔杜门不出八年。难怪太子一即位就大施报复。
中国传统的政治可谓“外儒内法”，法家赋予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把帝国差异很大的各个部分拉到了一起，相隔五千里的人们分享同一文明，担当同样的政治命运。但是由于学说本身的缺陷，实践者个体的不足，所以他们也只能以自己鲜血献祭他们的理想，而不能在他们开创的社会里快乐幸福地生活。
历史没有留下商鞅死前的想法，我估计会接近李斯。李斯临死前回头对儿子说：“我想和你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猎兔，还可以吗！”重来一次，商鞅还会选择那样改革吗？
篡权者的复古理想
唐代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中两个人物，一生都经历了做圣贤和做篡国贼，只是周公是从篡国贼到圣贤，而王莽呢，是从圣贤到篡国贼。周公在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时，大权独揽，流言说他谋权篡位，他为此很担忧，后来证明了他一心为国，是儒家的圣贤，连孔子做梦都希望梦到他。而王莽倒真的篡了汉家的位，但当初他礼贤下士时大家却公认他为圣贤。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前23年），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至公元23年在位。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同时王莽是一个改革者，登上帝位后想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建立儒家的理想国。可以说在近代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1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王莽提出了很多项改革主张，经济方面的主要有：
其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其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其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除，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被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量继续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其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服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其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之前任何富豪，都可自己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其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若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若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政府则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其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问题。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购。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其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很多措施从字面上看都不错。其实很多经济政策正面反面都同样有理。比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可以防止投机，维护群众利益；不计划可以促进货物流通，发展经济（一样可以说维护群众利益）。最重要的是一看改革总的方向，二看具体的实施，特别是当时的情况。
从总体来看，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思路就是复古，三代（夏、商、周）怎么做我就不打折地照着做，一定要建立一个黄金盛世，他的念头不可谓不好，但他实践的结果却是天下大乱，百姓死于沟壑，他自己也被大卸八块。
他的很多措施我们今天习惯经济角度的人是看不懂的，而只能从儒家的经典中找到依据。比如，他屡次改变币制，把贝壳、乌龟壳、鹿皮拿来当做货币，因为儒家经典说远古的黄金时代——三代就是用这些货币的。但国民不愿用这些货币，搞得商品交易无法进行。
他尊王攘夷，这是经典中规定圣王的功绩。他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完全破坏了周边关系。
王莽是个书呆子。他照搬经典，按照记载中的三代制度，特别是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按照《周礼》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边界经常发生摩擦，国内动荡，经济萧条，为了军费，赋役繁重，刑政苛暴。最后老天爷也来插了一脚，公元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发生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进攻长安，长安人造反响应，混乱中他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从王莽的发迹我们可以看出，他有着极强的道德磨砺意识，但是缺陷是过于矫情，有些装模作样的嫌疑。每个人都有自然的享受欲望，也都有自己的个性，如果过分的俭朴，做事也完全符合社会的舆论，这种人不是圣贤，就是不可一世的大奸大恶之徒。然而，王莽让人难以评诉。在他身上，圣贤和大奸大恶完全重叠。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县东）。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虽然出身外戚国亲家族，但是他自己家庭却孤寒，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其实他的发展机会也并不多。
改变王莽命运的是自身的修养，应该说不仅出自道德的关怀，还有政治抱负。他从小就谦逊有礼，孝顺母亲和寡嫂，精心照顾亡兄的孩子。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特别是，王莽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年老生病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几个月没有宽衣解带好好休息。凡给伯父喂药，王莽必先亲口尝一尝，以免太烫。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好好照顾王莽。
公元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当官后，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登上了西汉政坛的顶峰，时年三十八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让自己的家眷去他府上探望，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结果众人以为那是个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
在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后，王莽很快登上帝位。西汉自宣帝以后，连续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无度，腐朽无能。达官贵族穷奢极欲，下层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了。而皇权完全操纵在外戚和后宫手里。此时要靠刘氏皇权扭转败局，只能是望梅止渴。而此时的王莽是手握大权的大司马，经过多年的积蓄，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再加上王莽一向有孝顺之名，为官期间谦逊自重，秉公无私，在朝野上下有较好的人缘。当时的人们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来歌颂。所以当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位时，倒不是慑于王莽的权威，而是寄希望于王莽出来撑起天下，扭转残局，造福于民。此议提出时，并没有多少人出来反对，刘氏后宫和小皇帝也说不出什么。王莽就比较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皇帝。
我们来看看王莽是怎么登上帝位的。公元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立汉平帝。公元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历史上称为“王莽新政”。
我们看看王莽最后的日子，长安百姓已经造反了，进攻皇宫。王莽却仍然抱着符命、威斗（老天爷授权的象征），说：“上天赋予我使命，一定保佑我，汉朝兵拿我没法。”到最后时刻，公卿大夫还有一千多人跟随他，陪他一起死。侍中王睦准备换衣化装逃跑，他父亲王邑拉他回来，父子二人共同守护王莽，全部战死。
王莽的舌头被割掉，造反群众分吃，因为他的舌头骗了所有人。到底是王莽以及他的同志们错误理解了儒家的经典，还是这些经典本身就有问题？到底谁受了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