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集中比较精彩的文章之一，且有相当的思想深度，美国人Brander Matthews（布南德尔·马修斯）所选的The Oxford Book of American Essays（《牛津本美国散文》）中于欧文的作品中即选此篇（以及其另一篇《约翰牛》），亦可见此篇之佳。文章属于西方传统中较擅长的对话体，在我国《答客难》、《进学解》等一类作品稍与之近似。文章表面上似站在时代进步的潮流的立场上反驳不甘被淘汰者的抱怨，实则亦只是自抒自申其感慨而已。或者也可作这样的理解，即从理智上讲，新的事物取代旧的事物或旧的为新的淘汰乃是宇宙万物的共同规律，因而一切当然都不能不如此，但从感情上讲，一切却又不甘愿其如此，但在铁的规律的面前，却又完全无可如何，所以也就难免令人扼腕欷歔，感慨系之。当然，从总的大的方面来说，总是那不够好的将被那更好的所代替，但这也决不尽然；别个情形下，那好的甚至很好的却被较次乃至极次的所挤掉所取代的情形也并非仅见，而正是这点可能特别引起作者的感触。最后文中关于莎士比亚的一段极妙，且富幽默意味。
人之心灵每有其似醒非醒之状态，这时我们往往会躲喧嚣，避光焰，而寻觅某种隐逸幽栖之处，藉以耽幻梦、寄遐思，而不受干扰。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下，我曾于惠斯敏斯教堂古旧灰暗的修道院中颇事徘徊，并深得那种得以驰骋其游思的雅趣，这事人们常美其名曰殚思极虑。恰在这时，思虑遭到打破，原因是，大寺学校[84]的一群冒失青少年的踢足球声突然闯入这寂静僧院，致使这里的高拱游廊与发霉坟冢也回荡起他们的欢声笑语。为避嘈杂，我遂向那大厦的幽僻处入得更深，并要求一堂守[85]准我入其图书室。堂守携我经一巨门，门上富昔年饰像，但多已塌圮，出门为一幽暗通道，自此即可进入其议事厅与末日书[86]即庋藏于其中的一间秘室。通道将至尽头之左侧有一小门，正是在这里堂守为我取钥开锁；锁为双重，开启时颇不易，似久未有人进入过。既入，登上一阴暗窄梯，复经一门，方始进入此藏书地。
我此刻已置身于一座高大的古老厅堂，屋顶由若干庞硕的陈年橡木搁栅所支撑。沿墙成排哥特式高窗均距地较远，故光线尚可，唯窗底实已与修道院之屋顶相齐。壁炉上方悬一古旧肖像，像中人着法衣，为大寺之某位高僧。厅堂四周，及其一小拱台上，皆为书籍，整齐排列于雕花之橡木书架。至其内容，多属旧日宗教论战之作，而破败之状，却主要由于年代过久而非翻读过多。厅的中央有一孤立书桌，上有书籍二三册，墨水瓶一，而无墨水，与鹅毛笔数支，但亦均不复可用。此处确为供人潜心学问、覃思熟虑的理想之地。深藏于此崇墉高垣之内，确能远世俗而避尘嚣。此时学校的喊叫声只是偶尔才从那修道院里微弱传来，而召唤人们前去祈祷的钟声也从大寺的拱顶稍得其淡淡应和。渐渐地，那欢笑变得更弱，乃至完全消失；寺钟亦不再鸣响，于是整个大厅确可谓其静无比。
我自架上取出厚厚的四开本一册，书为羊皮封面，上有铜扣，制作至精美，然后即坐于上述桌前一张古色古香的扶手椅上。然而尚未启书阅读，我已不知为何竟被此寺宇的一番庄肃气氛及其几无生意的死寂而弄得思绪联翩，渐涉遐想。当我环顾周围那些发霉封皮下的古旧卷帙，册册安放齐整但却似乎从未受过丝毫惊动，这时我不免觉得，所谓的书室也者，实无异于一种典籍之墓穴，在这里群书的作者正像木乃伊一样地被掩埋着，而听任其变黑发霉，乃至永远陷入沉沦。
这里的每一卷书册，我不禁想到，尽管此刻被这么无情地弃置于一旁，都曾经使其撰述人那么头痛欲裂！都曾使他经历了多少个疲惫的白昼与不眠的夜晚！这些群籍的作者又是如何埋头于暗室僧房的幽寂之中，不仅须自摈于人群，而且要遁迹于那更可爱的自然，藉以能更矢志于痛苦的研究与紧张的思考！而这一切又为的什么？徒为在此灰尘厚厚的书架上赢得尺寸之地——徒为使其书名在未来某个世纪的某个不甚清醒的教士或闯入的某个游客如我辈者偶尔念叨一下，并在再一个时代连名字也都为人忘记。原来人类所吹嘘的不朽云云，实亦不过如此！不过一时的喧嚣，一地的名声，正像那种楼间刚刚响过的钟鸣，一时间洋洋乎盈耳，继而在回声中袅袅上一阵——然后便从此永归于寂灭，仿佛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
就在我以一手支颐，半念叨半思忖着这类事情的时候，我的另一只手却在不停地敲着那四开本，这样无意中竟将它的书扣打开；这时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本小书竟像是刚刚从酣睡中醒过来的那样，先是三两声呵欠，接着是一阵嘶哑的哼哈，最后便开口讲起话来。开始时那声音沙哑而不连贯，原因是受到封皮上纵横交错的蛛网的影响，另外也和感染了寺中的阴湿而患风寒有关。不过，时间不大，它的话已能听得清楚，这时我发现这部小书还是口齿伶俐，很健谈的。它那语言，一点不假，确实是古怪过时的，它的发音，如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也难脱粗鄙之讥；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竭尽全力去将那些话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接受的语言。
那话是从抱怨世人对书籍的遗弃说起的——功劳成绩竟听任其受到忽视埋没，以及诸如此类的怀才不遇感慨，并对它自己长逾两个世纪而未被开启过这点感到痛心疾首。又说，这里的教长只是偶尔才来光顾一下，这时他会取下一两册书，在手中摩挲上一阵，便又放回到架上。“请问这又叫什么做法？”那小四开本道，这时我发现它已极不平静，“请问这又叫什么做法，把我们这几千本卷册全都幽禁扃闭在这里，然后交给几名老年堂守管着，仿佛东方后宫中的一群美人，只有那教长一人才有权偶尔临幸一下我们？著书之目的原在供人以乐趣，或使人从中得到享受；所以我亟欲能通过一条法律，规定每任教长每年至少要对我们每位访问一次；如确有困难，那也可以每隔一段时间便把惠斯敏斯学校的全体学生全都放到这里，这样我们至少过上一程便有机会稍见天日。”
“且慢，我尊贵的朋友，”我回答道，“但你忘记你比起你那一代的许多书籍来已经算是幸运多了。由于被储入了这老图书馆，你的命运已几堪匹配受供奉于邻近教堂中的那些圣贤帝王的灵寝；而反观你同代的许多遗骸，却不得不按一般的自然法则，早已委泥化尘。”
“先生，”那书册接言道，说时微振其书页，露其骄矜之态，“我这部书原系为整个世界而著，而绝非仅为此寺院中之书蠹[87]。揆作者初意，我亦原被指望能传遍千家万户，丝毫不让于当年许多别人的书；可我却不幸被幽囚在了这里，而且长逾两个世纪之久。我已眼看就要沦为那些蠹鱼的腹中之餐，事实上它们已经在悄悄蚕食起我的肝肠，如若不是叨君之福，得此机会，庶几乎在我化为齑粉之前，尚能留下几句遗言。”
“我的好友，”我反驳道，“果然你也如你所说的那样真的流行开来的话，那你会等不到现在就早已不在人世了。从你的外貌判断，你确已老耄不堪，你的同代人中少有能幸存到今天的，而那幸存者所以能享有高龄，主要因为像你这样被幽禁在图书馆里；而这点，容我再补充几句，非但不应作后宫美女之类的不伦比譬，反应以正确的态度与感激的心情，将其比作教会所属的某种诊所，乃纯系为老迈无助者而设，而在这里，既能善加珍摄，又无辛苦操劳，一个人才能活得寿数极长，久而不死。你刚才谈起你的同代人时，仿佛他们至今还在流行——可我们今天谁又见过他们的著作？我们还能听到罗伯特·葛罗斯台斯，那林肯城的[88]？说真的，若论到为身后万世而辛苦，恐怕我们谁也比不上他更艰苦卓绝。据说他一生就撰写过近二百本书。他实际上是用书籍建造了一座金字塔，以使其令名得以垂之久永；但可惜，这座高塔却早就坍塌倾圮了，今天留传下来的只不过是些断简残篇罢了，如今只散见于各地图书馆中，而这些即使是文物专家也难得一顾。我们还听到吉拉杜斯·坎布兰西斯[89]吗，那位史家、文物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诗人？他曾两度谢绝主教肥差，以便闭起门来潜心为后人著述；只可惜那后人并不体察他的辛劳。再如那亨丁顿的亨利[90]又如何了呢？此人除编纂过一部以淹博著称的英国史外，尚写过一篇论世俗之可鄙的鸿文，而世俗对他的报复却是不去读他。再如艾克西特的约瑟夫[91]，那位历来公认的拉丁文章艺术的旷世奇才，他的东西又有谁还加征引呢？就以他的三部英雄史诗而论，其一遗佚，固永劫难复，今仅存者，残行而已；另外二部，其阅读亦仅限于少数猎奇者；乃至其情诗与警句诗，也都渺不可寻。今天还有谁在读约翰·瓦里斯[92]，那位圣芳济会[93]教士，曾荣膺‘生命之树’[94]美誉的人？谁还在读玛姆斯柏利的威廉[95]？——谁在读杜汗姆的西蒙[96]——谁在读匹兹堡的本纳狄克[97]？——在读圣阿尔邦斯的约翰·韩威尔[98]？——谁在读——？”
“请问，朋友，”那四开本叫道，言时不胜忿忿，“请问你把我看成了什么岁数？你所谈到的作者无一不是生长于我以前很久的人，而且所用语言不是法语即是拉丁语，这样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早已自绝于其本国，因而遭人遗忘，亦理之宜；但我自己，先生，则大是不同，我之来此世上完全系假诸那著名的温克恩·得·伍德[99]之手。我写作所用语言乃系本国的语言，而且那时这个语言久已定型；事实上我便曾被尊为纯正与优美英语之极佳典范。”
（按此处合应注释一句，以上的一番原话，其措辞确可谓古奥佶屈之极，只是经过了本作者的绝大努力，方才勉强敷衍成了这种可通晓的今日文字。）[100]
“刚才弄错你的年纪，”我道歉说，“这里敬祈恕罪；不过这事其实关系不大；即使是你那一时代的作者，现在也几乎同样个个为人遗忘；得·伍德的那些刊本现在已不过是收藏家手中的玩物而已。至于语言的纯洁性与稳定性云云，这一点你曾自恃为足以不朽的根据，其实是最靠不住的，每一代的作者也都这么认为，这事早自那可敬的哥洛塞斯特的罗伯特[101]的时代便一直是如此，他的那部历史就曾是用驳杂的撒克逊语的诗行写成的。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一提起斯宾塞时便好把他的‘纯净无瑕的英语之源’[102]搬了出来，仿佛语言只是从某一泉眼或源头流出来的，而不是众多话语的一种汇合，无时无刻不经历着各式各样的变易与混杂。正是这个遂使得英国文学这么变化多端，并赖此而建立的名声也这么短暂不定。除非思想内容也能被固定于某种恒久不变的表达工具之中，而不是目前的这种情形，但可惜就连思想本身也脱不出世上其他一切事物的共同命运，即是亦必归于衰朽。这事对那些走红的作家正是一副规箴，大可杀杀他们的傲气骄矜。他会发现，他曾赖以寄托其名声的那种语言竟于不知不觉间在发生着改变，既经不起时光的淘汰，也抵不住时尚的戏弄。他回溯了一下他本国的早期文人，那些当年曾经盛极一时的作家，如今早已为当代的一批新人所代替。曾几何时，他们的令名早已隐而不彰，其书中的种种妙处，唯有十足的书蠹或者才能欣赏。而这个，他已有了先见之明，也即将是他自己著作的命运，因而尽管受人赞美于一时，甚至被奉为纯正之雅范，然而时日一长，也必同样变得古旧过时，这样即使在其本土，也将如埃及方尖塔[103]上的文字那样，终变得无人能解[104]，或者古奥得有类路恩铭刻[105]，据云今天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尚能见到。我常说，”我继续讲道，言下颇有情不自胜之慨，“每当我看到一座现代的图书室中四壁皆是烫金精装的漂亮新出书籍，我就会不禁颓然榻上，痛哭不已；那情形，恰似那了不起的薛西斯，即当他见到他的大军威仪赫赫地列队于他的面前时，不期忽生百年之后将无一复存之想，因而竟忧从中来，悲不自胜！”[106]
“唉，”四开本长叹道，“你讲的意思，我已完全明白；这些糊涂乱抹的无聊家伙已挤掉了过去的优秀作家。照这样说来，今天恐怕只剩下下面的几部书还会有人读了——非力蒲·锡德尼爵士的《阿迦底亚》[107]、撒克维尔的庄严剧作[108]和它的《吏治宝鉴》或者那‘难以比并的约翰·李黎’的精妙的攸菲体[109]，等等。”
“可这里你又错了，”我反驳说；“那些你认为仍然在行时的作家，其根据就是在你所处时代曾经如此，却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非力蒲·锡德尼爵士的《阿迦底亚》，尽管其崇拜者当年曾那么痴迷地断言其为不朽，而且那里面也确实是充满着种种高尚思想与精妙形象，另外措词用语也都那么优美，可今天已很少有人提起。撒克维尔亦然，陷于寂寞无闻；就连李黎也不例外，尽管他的作品一度曾深为宫廷所喜，而且可谓凭一语而不朽[110]，今天竟连他的大名也多不为人知。事实上整批整批当年颇曾摇笔鼓舌的作家，其高文谠论也都衰歇下去，尽管其笔甚健，其锋亦利。继此而产生的文学真是一浪紧逐一浪，并将前者连连卷入水下，以致再难见到天日，只是后来某个勤奋的潜水人才将其残编断简寻回一些，以饷那猎奇者。”
“以不佞的私见看来，”我继续道，“这种语言上的嬗变正是上天的一种奇妙的安排[111]，这对不论一般社会，还是作家自己，都是大有裨益的。打个比方说，我们天天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花草蔬菜总是不停地在滋殖生长，一时将漫山遍野装饰得那么美不可言，但不久却又都枯死凋零，以把土地腾给新的苗卉。而如若不是这样，大自然那生生不已的富饶盈衍就不再是福而是祸了。那时整个大地势必要呻吟于臃肿无度的植被之下，沦为榛莽塞途的蛮荒一片。同理，天才之作也好，学术巨著也好，也都不能不逐渐式微下来，以给新的著述空出地盘。语言总是要不断发生变易，而随之变易的则是作家们的作品，这些在兴旺了一阵之后，也必照例趋于衰亡；否则，那天才的创造能力就要充溢盈满这个世界，人的心灵也必将被这无穷无尽的文学幻景迷宫给弄得头晕目眩。对于这漫无边际的滋殖繁衍能力，过去是有过一些节制情形的。作品的出世总须先经一番撰写之劳，而一抄写便既不能快又极辛苦；其次书的内容不是要书于羊皮（而羊皮却索价极昂，是故要书写一部新书，便往往需抹掉一部旧书），便是要写入草纸（而草纸却是脆薄和不耐久的），这就又增加了限制。再者，著书这事又是一项既非人人做得又属无甚利益可图的狭窄行业，其从业者唯有僧侣，亦即操持之于寺院的冷清闲散之中。最后书卷手稿之汇聚也属缓慢而费钱的事体，故也几乎唯有寺院才筹办得来。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我们才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古代知识的泛滥横流，才使思想的源泉不曾出现壅塞断流，另外也才使近代的聪明才智免遭灭顶之灾。但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却使得上述的节制不再生效。纸和印刷术把每个人都变成作家，使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一切变成文字，然后将其播扬到世界各个角落。其结果是令人堪惊的。文学这条涓涓细流已迅速涨成洪流——汇为巨川——变作大海。几百年之前，一个拥有四五百部文稿的馆藏已称得起是座不小的图书馆；但时至今日，即使二三万部，又算得什么，既然成群的作家一直在笔不停挥，印刷工人也一直机不停印，以便使书的数目一翻再翻，三倍五倍向上增涨？除非是某种足以使这源源而来的文思诗才得以及时受到遏止的妙策能够想得出来——因现在这方面确已多到令人难以消受，我实在深为我们的后代子孙而惶恐战栗不已。我担心仅只这语言的变易一项仍恐不够。批评这事也将大有可为。批评现已呈现出与文学之增长而俱长的趋势，那情形与一些经济学家所宣传的要对人口的增长施行有益的限制的作法颇不无相似之处[112]。考虑到这点，批评家的增多一事便只能鼓励不能反对，哪怕有些再不高明。不过我又担心这一切恐怕终将无济于事；因为，不管批评家会怎么批评，那写书的还会照写不误，印书的也会照印不误，而整个世界终将被那无数的好书而弄得汗牛充栋，不堪其累。不需多久，仅仅背诵这些书名也会成为一个人的毕生事业。事实上今天的一位尚称得起有点学问的人也仅仅读点书评罢了[113]，而未来的渊博学者也只会是一只‘两脚书目’[114]，如此而已。”
“我可敬的先生，”四开本又插话道，说时已困倦得呵欠不停，“请容许我打断一下你的谈话，看来你性不近诗而更近散文。我想顺便向你打听一个作家，这人在我离去世界时还小有名气。不过那名气人们认为也只是徒噪一时的。有学问的人都对他摇头，这个没文化的穷汉是既不通拉丁文又不懂希腊文的，他还因为偷鹿的罪行而逃离乡里。我想他的名字好像叫莎士比亚。但我敢说人们恐怕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恰恰相反，”我反驳道，“正是多亏了此君，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才享受了历来英国文学的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长久寿命。事实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作家，他们能经得起语言的变化，原因是他们植根于那永不会变的人性。他们正像我们通常在堤岸边见到的一些参天巨木那样，由于根深蒂固，因而能穿越表土而远远钻入到地下，这样不但能保住母土，不被水流冲走，而且附近的普通植物乃至无名莠草也都赖以而活得长久。这个就是莎士比亚的情形，既能抵得住时光的侵袭，复能将他那时代的语言和文学仍为今人所用，并将不少平凡作者的寿命延长直到今天，而这点只缘厕身其旁，托其荫庇罢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大才，这点实在令人言之痛心，也不免逐渐沾上了时代的不利影响，而使他的真身蒙受了众多评论家的糟践，结果正像一株名贵花木那样因遭到无数野藤蔓草的重重包围而给弄得奄奄一息，尽管后者是靠前者养活的。”
听到这里，那四开本确实因再强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而不想竟然笑得这么厉害，再加上其体态过于臃肿，真是差点儿闭过气去。“实在是太妙了！”刚等他喘过气来便大叫道，“实在是太妙了！难道你要告诉我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就是靠的这种偷鹿的流氓才得以不朽，就是靠的一个没学问的；靠的一个会作诗的，这倒不假——会作诗的！”说到这里，只见他又一次地狂笑不止。
我不想否认，他的这种粗野的确叫人感到极不舒服，不过这事倒也是好原谅的，他的那个时代本来就还不够文明。不过原谅尽管原谅，原则却不能放弃半点。
“一点不错，”我接着上面的话讲道，态度非常坚决，“是个会作诗的；其实说到不朽的话，那么所有作家当中第一个就得数他。别人的东西是靠头脑写出来的，而他的却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总是能抓住人心。他乃是自然[115]的忠实的描绘者，而自然的面目却总会是不变的和总会是有趣的。许多散文的作者往往过于啰唆，连篇累牍，臃肿不堪；其篇页之中尽是腐语陈言，其内容也因篇幅过大而令人生厌。但是在真正的诗人那里，一切竟是那么的凝练、动人和富有光彩。他的那最精妙的思想总是用那最精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他总是用他从自然和艺术中所见到的最感人的东西来使他笔下的一切具体生动起来。他总是将他眼前不绝浮现的人生万象一一摄取来丰富他的写作内容。因此，他的作品便包孕了他所生存于其间的那个时代的真正精神乃至芬芳。他的作品正仿佛无价的宝匣一具，体积不大但却将一国语言的整个财富——它的全部家珍——悉数收罗在内，藉以通过这最简约的形式而传给自己的后代[116]，那外观也许会有些古旧过时，因而不时需要加以翻新[117]，例如乔叟就属这种情形；但是这些珠玑的真正光彩与内在价值却必永世不变。只须掉头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漫长的文学历史，那里面又有着多少沉闷的地域，尽是无聊的教士传说与繁琐争论！多少神学思辨的泥淖沼泽！多少玄学空谈的不毛之地！只是在非常稀罕的情形下，我们才会欣睹幸会着几名其资质仿佛天纵的诗人，并恍如明晃晃的灯塔那样各自从其天南海北的不同高处，将那诗思的纯净之光一代代地向着世人传播开来。”
我正准备对当代的诗人也认真赞美一番，不巧室门突开，使得我不能不停下话来回头望望。原来是堂守前来通知，闭馆的时间到了。我本想同那四开本临别再多说几句，可那尊贵的小书竟默默不再言语；转眼间书册已经上扣，而且对适才所发生的种种似已不复知觉。此后我还往这图书馆去过几次，有意想邀它再多谈谈，但却均未得到成功。再说就连上面这篇絮语漫话是真是幻，是发生过的确切事实，抑或仅仅是我往往也身不由己所陷入的另一次的白日梦，我自己至今也还未能考察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