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唐代有一帝数妃共享一号的现象，但却被划分为“生得” 和“死赠” 两种情形，这种做法对获得者而言其名号并不冲突。郭淑妃一直活到了僖宗时期，就排除了懿宗其他后妃得封淑妃的可能，剩下的一种可能是期间懿宗某位后妃死赠“淑妃” 而兰英又为其养女，志文当书“故淑妃养女” 而不会是“淑妃养女”，因此从时间上判断，兰英为郭淑妃养女当能确定。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同昌公主生于大中三年（849） 七月三日，卒于咸通十一年（870）八月二十九日。即郭淑妃在同昌公主尚在时以宫人为养女，且兰英还死于同昌公主之前，说明了唐代后宫中存在着后妃有女而养女的现象。
虽不能两相比较，但同昌公主的生前死后都很风光，而早死的兰英不仅生平事迹无从考察，从她仅以宫人的身份下葬以及墓志简约粗糙等情形来看，这位淑妃养女似乎没有享受过多的皇家恩泽，这不禁令人对她生前发生的变故或死因浮想联翩。兰英应该是曾经受宠于淑妃，但可能在什么时候开罪了养母，以至于死后被草草埋葬，否则她身后事的标准和淑妃养女的身份是难以搭配对等的。
总之，通过逐步释读，我们基本理清了兰英墓志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兰英为唐懿宗时小唾盂局下属的宫人，同时也是郭淑妃的养女，可能卒于咸通八年并葬于当年，其葬地万年县长乐乡王徐村同时也是晚唐后宫人员的集中葬地之一。虽然不清楚具体缘由，兰英在同昌公主尚在时成为郭淑妃的养女，这对母女之间应该有相当特殊的机缘，但兰英墓志的粗糙简陋又似乎暗示着她和郭淑妃之间发生了某种的变故，以至于死后被草草下葬。不过，这些目前也无从考证了。
除了尽量理清了兰英的生平信息，兰英墓志至少还从侧面提供了另两个信息：唐代后妃有女者还可有养女；唐代后妃可养宫女为女。至于郭淑妃的养女事例在唐代的后宫中属于个案还是广泛存在，就得爬梳其他史料中的相关记载，看能否找出异同点。
二、唐代后妃收养现象举例
笔者所见唐代后妃的收养实例，按被收养者的身份可分作：收养诸帝王子或公主和收养宫女两种情形。前者的实例多集中在唐前期，从太宗到肃宗时期一直断续存在；后者就仅郭淑妃养宫女一个孤例。总体而言，唐代后妃的收养实例还是较少且零散的，因此既不能确定这是当时宫廷内广泛存在的现象，也难说能构成完整的后妃收养体系，只能说作后妃收养实例。为方便比较研究，先将收养诸王子和公主的实例举例如下：太宗长孙皇后收养嫔妃遗女豫章公主，是目前史料所见最早的唐代后妃养女事件。显然，长孙皇后予豫章公主“慈爱逾于所生” 的德行赢得了史家的赞誉，也似乎说明这是衡量后妃美德的标准之一。
睿宗第二子李（惠庄太子） 生母柳氏为掖庭宫人，武则天因鄙视柳氏微贱而欲弃养，幸赖僧人万回诡言得生，但其生母估计早遭不测。长寿二年（693） 腊月癸亥，武则天密令处死睿宗元妃刘氏和孺人窦氏，窦氏即睿宗第三子李隆基（玄宗） 生母，这一突发事件令年仅九岁的玄宗一夜失恃。睿宗第五子李业（惠宣太子） 生母王德妃亦“早终”。诸子早失母爱，在武则天时代风云变幻的宫廷中由何人照顾，估计也是睿宗最为头痛和痛苦的问题。
睿宗豆卢贵妃正史无传，而从她的墓志得知，豆卢贵妃其实是抚育李和照顾玄宗、“重安刘氏，实有力也” 的内闱功臣。豆卢贵妃无子，在武则天的高压恐怖时期，她不仅能“顺下翊上，言逊身全”，在“惠庄孺稚始孩” 时养为己子，于是“覃在抱，幼抚长训，不忝前人”。不仅如此， “今上昔在幼年，太后弃代。妃在椒掖，时遇龙潜。累载左右，一心保辅”。可知玄宗丧母后也深蒙贵妃的照顾抚育。李业生母“早终，从母贤妃亲鞠养之”，王贤妃抚养外甥的事迹也赖其墓志得以重现： “初，惠宣之生也，数岁而德妃薨，睿宗怜之，以贤妃慈爱，又其姨也，乃命母养。于是勤身苦体，尽心鞠育”。
豆卢贵妃和王贤妃因为鞠养睿宗诸子，在玄宗朝备受礼遇。据《睿宗贵妃豆卢氏等食实封制》，玄宗即位后下诏特为豆卢贵妃和王贤妃加食实封二百户，制云：“有德者位崇，有功者秩厚。事本关于国体，理无隔于邦媛”，是对她们在险恶宫廷环境中保全玄宗兄弟的高度肯定。值得再提的是，李业同样感念养母之恩，于开元八年（720）上书恳请迎王贤妃到外邸奉养。王贤妃天宝四载（745）病逝后，得以陪葬桥陵。
景龙四年（710）七月己巳，扶持父亲登上皇位的平王（玄宗）被立为太子，随即开始扩充太子宫。景云元年（710） 八月，选杨氏为良媛，景云二年（711） 乙亥，杨氏诞下了玄宗第三子即肃宗。杨良媛怀孕期间， “太平公主忌帝，而宫中左右持两端，纤悉必闻”，说明玄宗处于政治斗争的下风，他曾对亲信张说密语： “用事者不欲吾多子”，试图令杨氏堕胎自保，未果。据《新唐书·后妃传》载，肃宗出生后，玄宗玩了一套占卜的把戏，据卜辞： “不宜养” 而命无子的王皇后收养之，王皇后待肃宗“如所生”。有关占卜的细节也见于《唐节愍太子妃杨氏墓志铭》，不过肃宗的养母也变成节愍太子妃，“初上在东宫时，妃有女娣选为良媛，生忠王。卜者曰： ‘不宜养。’
爰自襁褓，命妃举字。及开元正位，良媛为嫔而卒，妃之视忠王也，隐亲之，教诲之。
谒从母之仁慈，陪犹子之珍爱。忠王之托妃也，敬爱焉，听顺焉，生尽因心之乐，没过如母之戚。”节愍太子妃也曾临危抚养过肃宗，和史书的记载不同。笔者推测史实当是肃宗最初确由王皇后抚育，后或碍于宫廷斗争的激烈，肃宗再次被转送出宫外由寡居的姨母抚养。而王皇后的养子经历随着她的被废变得无足轻重，于是张说在开元十七年撰写节愍太子妃墓志时，就将杨氏写成肃宗唯一的养母了。
玄宗即位后，爱妃武惠妃所生二王、一公主皆不育，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即寿王李瑁出生后，备受打击的玄宗“不敢养于宫中”，宁王及妃元氏即请“于邸中收养”，元氏亲自哺育之。开元二十九年（741） 宁王夫妇先后死后，寿王请制服，以报养育之恩。
玄宗二子皆出宫寄养，背景起因却完全不同。肃宗寄养实乃艰险政治环境中的权宜之计，寿王寄养则是太平时期的为爱子求生。相同的是，两种情形下的寄养都披上了占卜或迷信的外衣，也由此成功躲避了政敌的锋芒和惠妃养子不育的厄运，而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王子们都被寄养宫外，这是令人深思的地方，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寄养风俗。
史料所载唐代后宫最晚一个收养实例见于肃宗时期。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肃宗女和政公主为章敬皇后吴氏所生，“生三岁，后崩，养于韦妃，性敏慧，事妃有孝称”。这与《和政公主神道碑》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即：“公主三岁而孤，即能孺慕，育于储妃韦氏。……奉今上以悌道，事韦妃如所生，繇是特为肃宗之所赏爱。” 可知唐代的宫廷收养关系中，养母的慈育与养子的知恩都被当做美德而受到赞誉。
以上例举了所见唐代后妃中收养王子或公主的实例。从时间来看，以唐前期为多，尤其密集于睿宗、玄宗两代。从收养形式来看，可分为后妃抚养和出宫寄养。从收养缘由来看，可分为生母早亡、政治环境所迫和对爱妃生子的重视。从收养事迹记载的详略程度来看，收养公主的事例一般比较简单，而收养诸王多因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而被详细记载，尤其是睿宗诸子的收养以及肃宗的出宫寄养，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特殊的险恶宫廷环境，而寿王的寄养则反映了玄宗对武惠妃及其所生子女的重视。不过，无论以上何种情形，唐代宫廷内外的收养者和被收养者都保持了良好的母子（女）
关系，慈爱逾所生与知恩图报，都是衡量这些收养事件成功与否的标准。
三、结 语
本文从分析懿宗时期的宫人兰英墓志入手，由兰英为淑妃养女的记载而延及对所见唐代后妃的收养现象进行了举例和分析。限于史料的琐碎和本文的主题，笔者的论述只能囿于所知有限的几个实例，所得结论不敢称作普遍现象。但从分析这些实例所见，唐代后宫中确实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收养现象，大多收养事件是在诸王或公主的生母亡故后发生的，也有因为迷信不宜亲养而托付给夫族的亲戚抚养，可知血亲关系依然是收养关系确定的主要前提和特征。而兰英墓志使我们了解到，除了这种以血亲关系为主的收养外，还有后妃收养宫女的现象存在，尤其郭淑妃在所生女尚在时收养宫女，说明除了夫族义务外，或许收养事件也可能为后妃个人的喜好决定。至于这种非血亲收养关系的出现，或许是受了唐代的宫官养女或宦官养子风气的影响，因为郭淑妃所处的晚唐后宫，也正是宦官当权、假子盛行的时代。因此说唐代后宫的收养原因或现象都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过多的概括反而不能确切的描述这些现象的本质。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将问题提出，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方家关注，能在将来将这一问题继续研究。
（责任编辑：王其 王庆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