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称谓有很奇怪的现象，有的人年轻着就被称呼老×，有的人岁数已经够大了还被称小×，有的人却从不被称老称小，直呼其名。第一次见到杜鹏程，我只是二十多岁，听别人都叫他老杜，我叫不出口，以至后来每每见他了，就嗤啦一笑而白搭话。他活着的时候，于我是一个晚辈面前的长者，我不敢叫他老杜，他现在去世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象征，我也便称他为老杜，如同莎士比亚为莎翁，称茅盾为茅公。
老杜的模样实在不像个作家，每一次文学界的会议，自然他是要坐主席台的，但他在那里坐不住，总是借解手的机会，下来就再不上去了。他眉毛很高，不是线状，粗短，如墨笔重点，不知怎么，我一见到他这眉毛，总觉得文曲星的眉毛就该是这样的呵。我不爱听他的大会讲话，没有条理，缺乏煽惑性。一位作者给我说，他曾见过老杜的写作，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在抠脚丫子。别人信不信，我一直相信，因为有一次开会我与老杜坐在一起，就发现他把一只袜子穿反了，而且袜底扭扯到脚面。
一部《保卫延安》，使老杜成为神，也使老杜成为鬼。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拉在街头的高台上批斗，有人双脚蹦跳着把唾沫喷在他的脸上，骂他为彭德怀树碑立传。彭德怀平反了，成了一代英雄，老杜还是个作家老杜，得病住了医院，单位无钱付医疗费，医院就扣着他不让走。
在我的记忆里，老杜的家总是不断地搬迁，从未住过什么像样的房子。东木头市街住着的时候，我去过，房子窄而霉，后窗外有一棵什么树，离树不远是个共用厕所，臭气就一股一股飘进来。最惨的是“文革”中被赶出城去，有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火车站检票处碰着老杜，老杜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用木棍儿挑着一个小箱子，箱子里装着他的书和《太平年月》的初稿。
论资历，老杜的资历很深，他没有从政，中国的官场上少了一个高级干部，当代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位文豪。我没有见过老杜写作的情况，他的同辈人说他年轻时写作玩了命，常常带了馒头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几日几夜不肯出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拿自己的健康和上帝交易，所以他不该老的时候老相就下来。他的文章几乎是改出来的，直到给出版社或杂志社交了稿，他还在不停修改，以致印刷厂的排字工烦他，害怕他，甚或提出过抗议。
他是二十八岁写了《保卫延安》的，我二十八岁时正是投稿又被退稿的时期。如果以得奖论作家，老杜极可能没有一次得奖，但老杜的作品已经辉煌了近半个世纪，而我们，获过了许多奖，作品又能存活几年呢？
有一年的冬天，老杜在雪地上走，穿得臃臃肿肿的，缩着头，袖了手，谁也不知道是他，他也不看行人，表情只是木木地只管走，我就想起我的故乡里那些老农。老杜的作品全靠激情推动，不热衷于小技巧，充盈着一股正气和大气，读他作品的感觉和他在雪地里行走的印象，使我好长时间里产生了一种想法：越是丰富越是朴素，优秀的作家没有作家气，大智慧的人是不精明的人。
与老杜十几年同生活在汉唐一路下来的西安城里，是我活人的一份荣耀。他是韩城人，我对韩城那块地方也倍感亲近，每到韩城，不由得就想起司马迁和他，司马迁是有庙堂的，老杜还没有个纪念馆。我曾在一些会上呼吁在西安修建石鲁、柳青、老杜的纪念馆和塑像，虽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这么干的。
老杜在晚年患有一种脚手颤抖的疾病，坐在那里无一刻安静，每次见到他了，我还未向他问候，他却总先问我的身体状况。一次吃饭，他怎么也夹不住菜，我把盘子拿过来拨菜在他碗里，他竟说了声谢谢，让我心里很难过。以后再见他，或者有他在的场面，我不能跑，不能跳着上台阶，如同我舅父患了食道癌后，我去舅父家从不愿端了碗在舅父面前狼吞虎咽。
老杜去世的时候，我是不在西安，事后去他那兼着卧室的书房里，看书架、茶几、台灯、笔筒一切都保持着原样，虽然明白人生自古谁不死，更明白一个伟大的人的灵魂是无来无往无生无灭的，但一想到再也见不上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人，不禁潸然泪下。他的夫人与我在那里默坐许久，后来侧了头看起书桌，书桌上有一些灰尘，她走过去拿抹布擦了，还把案头已很整齐的书籍整理了一下，便立在那里，突然地又说，“下雨了”。说着这话，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桌前的木椅，我的感觉里她这是在对丈夫说的，她一定觉得他还是坐在那里写作，转身捡了那件衫子要给他披的，清醒过来，还是去把开着的一扇窗子关上了。窗外确实是在下雨，雨细如愁。
转眼又将是一年，如果黄土地上还没有关于老杜的石刻的墓碑，我们就在心上刻下：人类的天才并不是很多的，对老杜这样的作家，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1992年9月11日午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