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总是故意折磨人，往往向你发出突然袭击，叫你措手不及，又迫使你学会应变的本领。本来，汪精卫决定在七月五日上午，与梁鸿志举行第二次会谈，下午访问土肥原，与他商谈与吴佩孚的合作问题，六日上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中华日报》复刊、建立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以及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现在，姜国保的被捕，使汪精卫等人预感到潜藏着可怕的祸患，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将与梁鸿志的会谈改在五日下午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提前在五日上午十点召开，访问土肥原只好推迟到明天上午。
会议在二栋一楼小会议室举行。汪精卫用不安的眼神，向一张张不安的脸扫了一眼，见有资格与会的三十八人都到了，为了不失身份，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慌乱，用沉静的语气将刘阿三被杀，陈明生被释放回来所报告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因为姜国保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防万一。下面，请诸位发表意见。”
姜国保究竟是怎样被捕的，谁也不摸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出现一阵难堪的沉默。
“当然，这件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我们研究对策，无非是防患于未然。”汪精卫见大家缄口不开，赶紧开导一句“姜国保与陈恭澍是表兄弟，即使陈恭澍发现他暗中倒向汪主席，也不至于让他戴脚镣手铐。他的被捕，很可能是戴笠插了手。”周佛海首先发言。他说到这里，一颗心好像掉在冰水里，瑟瑟抖了起来，不敢继续想下去。但是，作为汪精卫集团的主要成员，却又不能不想。
“姜国保被捕之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利用他的智慧和意志，矢口否定投靠汪主席；二是经不住严刑拷打，和盘托出；三是他因此立了功，戴笠让他打到我们的阵营中来，那就不堪设想。”他的推理令人无法置疑，令人佩服。
“我赞成周先生的分析。”褚民谊从周佛海的判断中得到某种启迪，顿时头脑清醒了许多，“为了对付周先生分析的第二种情况，有必要对一一三六弄和七十六号两处地方加强防患措施，在座诸位外出一定要慎之又慎，散居在外的特工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住地。”
“佛海和重行二兄的意见很好。”汪精卫马上拍板，“对于加强两处地方的防患措施，请默邨、士群二兄拿出具体方案来。散居在外面的特工人员转移后，其房租费用概由特工组织负担。”他心中一阵颤栗，“如果姜国保能够活着回来，必须对他进行严格审查，千万不可大意。”
“对于加强两处地方的防患，我们负责到底。”丁默邨自信地说，“我刚才与士群兄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准备在两处地方原各有四个瞭望哨和八挺机枪的基础上，再各增设四个瞭望哨和八挺机枪。这样，四面八方都有保障。”
“我们与日本驻上海宪兵部队早有密约，一旦需要，只要去个电话，他们可以在十五分钟内开来几百部队。”李士群一副稳操胜券的表情。
“好，好！”汪精卫很满意，“请特工组织派人带一千元钱去刘阿三家，为刘阿三安排丧事。另外，派人给陈明生送二百元钱去养伤。还有，派茅子明带一千元钱去姜国保家，要喻春兰将钱送给陈恭澍，请他设法营救姜国保。并要喻春兰设法与丈夫见一次面，暗地告诉他，我们正在设法营救，要他坚强些，千万不可吐露真情。”他的话既有关怀，又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所赋予的深沉。他用灼热的目光望着李士群和汪曼云，接着说：“赢得时间就是胜利。请士群、曼云二兄暂时退席，分头落实刚才所布置的任务。”
“我们一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将这些任务落实好。”李士群恭顺地说罢，与汪曼云走了。
接着，林柏生汇报《中华日报》的复刊问题。这家报纸是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挪用铁道部二十万元公款，由林柏生负责创办的汪系报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后，遵照汪精卫的意见，《中华日报》停刊，报纸的工作人员去了香港。一个月之后，经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与驻沪日军交涉，将报纸的印刷设备和余下的二十多令纸张运去香港，在那里创办《华南日报》，仍由林柏生任社长。林柏生说：“遵照汪主席的嘱咐，《华南日报》仍然作为民间报纸在香港继续办下去，因此，《中华日报》的一切设备必须重新添置，工作人员也必须重新物色和招聘。经过十多天的筹备，印刷机器、纸张和无线电收发报机都已购买回来了。工作人员，因考虑到要兼顾办报、办通讯社和办广播电台，计划招聘五十人，已经到了四十二人，其中三十五人为编辑记者，他们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我们计划十日报纸正式复刊，通讯社和电台也在同一天成立。”
“林先生的工作效率真高啊！”汪精卫兴奋地夸赞说，“这三个新闻单位是一套人马，我与周先生商量，报社仍由林先生任社长，并兼通讯社社长和电台台长。三个单位的总经理由叶雪松先生担任，总编辑由郭秀峰先生担任。诸位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行，行！”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表示。大家认为林柏生任社长理所当然，叶雪松和郭秀峰都是改组派成员，和汪精卫的亲信又都是老报人，也无二话可说。
“《中华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它的宗旨是宣传中日和平，宣传反共主张，宣传抗战必败，揭露重庆当局的腐败无能。这也是通讯社和电台的宗旨。”汪精卫越说越兴奋，“总之，要为和谈停战，为国民政府的改组，以及改组后的中央政府的巩固和发展，鸣锣开道，展开论战，扫除障碍。”
“我们想请汪主席在复刊号上写篇社论。”林柏生恳切地说。“社论还是你写，就按照我刚才讲的办报宗旨立论。”汪精卫说，“我已经写了篇政论文章，约五千字，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广播电台在九日晚上试播时，先作为演说在电台发表，然后十日见报。”
汪精卫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结，并将本着此观念，对日本转敌为友，第一步是恢复中日和平，“与日本实现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进而谋求经济合作，求得中日共存共荣。”第二步是建立东亚和平，“应根据日本提出的三原则，商定各种具体条件，期于彼此各受其益，确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
日本报纸对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获至宝，纷纷在头版显著位置上转载。在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还发表社评，毫不掩饰地说：“汪先生的演说是以实际行动开展日华和平运动的宣言书，日本国民读了如同喝了醇酒似的陶醉。”
“下面请代表大会筹备组长褚先生介绍大会筹备情况。”汪精卫满脸笑意，转入第三个议题。
“我从两个方面向诸位汇报。”褚民谊肃然地欠欠身子，“噢，我先说明一句：原来定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两天前遵照汪先生和周先生的意见，改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好，我开始汇报。第一，关于大会文件起草问题。暂时计划四个文件：一是大会宣言，由林柏生先生起草，二是《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由梅思平先生起草，三是《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案》，由我起草，四是《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快恢复邦交案》，由陶希圣先生起草。这四个文件可以在十天内拿出初稿，然后请汪先生和周先生审阅。”他瞟了汪精卫和周佛海一眼，见他们满意地微笑着，继续说：“第二，代表问题。我从东京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就派出十二个同志分别去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香港邀请代表，到昨晚为止，报回来四十六人的名单，加上在上海的不足一百人。作为一次全会，这个数字太少了。”
“噢！那的确太少了。开全会，至少要有五百代表才好哩。”汪精卫感叹一声，“我看，再往各地区加派联络人员，特别要派人去重庆。昨天，我与周先生商量，凡是来上海出席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发给每人两千元车马费。从重庆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还可以特别优待，每人发给三千元。”
“这个办法好，只是派谁去重庆呢？”褚民谊很为难地紧皱着眉头。
“在座诸位谁自告奋勇？”“汪精卫用征求的眼光望着大家。”重庆是蒋介石的天下，这种自告奋勇，等于自告卖命。会议室里顿时发出一阵因过于沉默而感觉到的嗡嗡声，惊诧和疑问，猜测和探询，占领了整个空间。
“那就劳驾丁默邨先生赴重庆一趟。”汪精卫只好硬性指派了。
丁默邨没有想到汪精卫会指派他，不觉心头一惊。但又不敢拒绝，于是说：“对汪主席的派遣，我绝对服从，只是我与在重庆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很少有接触，也不摸他们的底细，不好开展工作。”他想，如果投错了门，等于自投罗网。说罢，惶恐地望着汪精卫。
“你去，自然不会去找孔祥熙、何应钦、戴笠这些人嘛！”汪精卫见丁默邨托词拒绝很不高兴，但却满脸堆着笑，“我给你开个名单，你按照名单去找人，保险不会出问题。另外，让吴四宝与你同行，给你当保镖。”他没等丁默邨回答，就拿着印有“汪精卫信笺”字样的红色直行信笺，开具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单。
丁默邨接过名单看了一遍，感到一切都不容他犹豫、思考和彷徨，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央求说：“汪主席，这二十八个人我都没有与他们见过面，为了便于联系，您是否可以给他们写封信？”
“可以，我可以写两封信。”汪精卫向丁默邨投去热切的目光，“你与彭学沛先生相识，我给他写封信，请他具体协助你。”他在信笺上写道：“为了使这次全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派丁默邨、吴四宝二先生赴渝邀请代表，请鼎力协助，并请安排住宿。余言请丁、吴二位转告。”他接着说，“你们动身前，我再用事先约定的暗语给他拍个电报，要他去机场接你们。”
“这就很安全了。”周佛海给丁默邨打气说，“有彭学沛先生的协助，保险不会出问题。”
“谢谢汪主席的关照。”丁默邨惶恐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保证完成任务！”
汪精卫着手写第二封信：“经研究，兹确定阁下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请届时出席。特馈赠车马费三千元，请笑纳。有关大会具体事宜，由丁……”他顿了一下，感到将“丁默邨”三个字写在这里会招致风险，便将“丁”字改为“王”字，变成“由王德重、马士珍二先生面告。”下边的落款是：
“汪精卫顿首。七月五日。”八日上午，西装革履的丁默邨和吴四宝，携带一皮箱崭新的法币，登上香港飞往重庆的客机。还好，飞机上没有发现相识的人。几个钟头之后，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降落。这时，彭学沛早已等候在机场。他与丁默邨、吴四宝见面后，悄声说：“很安全，请放心。轿车停在机场出入口，请去那边上车。”
接着，他们拾级而上，然后驱车去彭学沛公馆。这时，丁默邨拉开一点窗帘，从露出三指宽的玻璃车窗向外望去，只见经过日寇多次狂轰滥炸的重庆市区，到处是坑坑洼洼，残垣断壁，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罪恶！这是蒋介石坚持抗战所招致的罪恶！”他不仇恨日本侵略者，却在心里暗暗咒骂蒋介石。忽然，用石灰刷写在墙壁上的两条标语映入他的眼帘：“以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纪念抗战二周年！”“严惩汉奸，将抗战进行到底”他心里一惊：噢！严惩汉奸？这回来重庆，还能活着返回上海吗？不禁一阵胆怯，心率也急剧地增快着。
轿车在国府路一座小四合院外停下来。彭学沛把他们领到一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平房里。从地面上的斑斑湿痕可以看出，房子才打扫不久，这说明它原来没有住人。里面的陈设很简单，两张临时铺设的行军床、一张四方桌、四张骨牌木凳和摆在桌上的一瓷壶茶、三只瓷茶杯和一份当天出版的《中央日报》。丁默邨从左边袖口特别缝制的小口袋里，掏出两封信和名单，先将其中一封信递给彭学沛。他看了信，微笑着说：“真是不谋而合，昨天接到汪先生的秘密电报，我就考虑为二位安排这间房子。住在这里很安全，只是太简陋了，请丁先生和吴先生原谅。”他给两个客人各倒了杯凉茶，然后面向丁默邨坐下来。
“这里是重庆，不能与上海相比，能够有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就感到很满足了。”丁默邨感激地说，“我们来，给彭先生增加许多麻烦，真感到过意不去。”
“丁先生说哪里话，既然二位是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来，我应该尽力而为。”彭学沛一片真情地说，“请二位不要外出，一日三餐我负责送来。”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丁默邨心情很激动。
“汪先生计划邀请哪些人赴沪开会？”彭学沛问。
“这是汪先生给邀请代表的信和名单，请彭先生过目。”丁默邨将第二封信和名单递过去。
彭学沛将信和名单连看了两遍，高兴地说：“看来，以汪先生为代表的和平事业，正在日益兴旺发达，并非重庆报纸和电台所宣传的那样日暮途穷。”他饶有兴味地问：“钱带来了？”
“带来了。”吴四宝手指搁在桌上的皮箱。丁默邨似乎从彭学沛的眼神中觉察到什么，笑着说：“汪先生考虑到彭先生和甘乃光先生的特殊任务，不能离开重庆，因此他开列的名单没有二位的名字，但同样馈赠二位各三千元钱。”他望了吴四宝一眼，示意他开箱取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