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上面是暗语，我还没来得及用明话翻译出来哩！”伊藤恍然大悟地说。
“你呀！慌慌忙忙的，没翻译成明话，汪先生怎么看得懂呢？”影佐望着伊藤责怪地说。他扭过脸，忙向汪精卫解释说：“用暗语发电报，是防止重庆方面对我们的无线电的侦破而采取的对策。”他从汪精卫手里接过电报，“好，我用明话翻给汪先生等中国朋友听。电报开头的泉交易所鉴：泉，是我的代号，交易所是特务机关。一、松本君的越后商店的进展：松本，是汪先生的代号，越后商店，是指国民党六大的筹备工作。二、松本会社建立的困难和阻力：松本会社，是指汪先生为首的新政权。三、大民的公司债情况：大民，指中国，公司债，指反汪动态。”
“这些暗语你们掌握就行了，不必一一翻译给我们听，你就用明话把下面的内容告诉我们吧！”汪精卫喜欢干脆利落。
“好，好，这样省事。”影佐的话被打断，有几分不悦，但语意却很恭顺，“下面我用明话念：四、汪政权设南京还是广州，请汪先生赴广州与高桥磋商。这里非解释一句不可。高桥是指日本驻华南派遣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中将。五、力争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和李汉魂秘密附汪。六、督促香港的陈公博先生回上海合作共事。上述望三日后着人回东京汇报。日本外务省，七月二日下午两点二十分特急电。”
顿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在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感情也更融洽了。“感谢贵国政府对我们的真诚支持！”汪精卫一腔热血往上涌，显得容光焕发，很有精神。
“电报中提及的六个问题，我们也略知一二，为了更详尽地向东京汇报，请汪先生和在座诸位中国朋友介绍有关情况。”影佐恳切地说。
“你们派谁回东京汇报？”汪精卫问。
“我们轮流回国。”影佐说，“这回轮到清水君了。”
清水看看手表，说：“快下午四点半了，只怕今天来不及了。”“现在是昼长夜短，八点还没天黑，来得及。”汪精卫一副急不可耐的表情。他与周佛海耳语几句，愉快地说：“下面，请周先生谈谈有关情况和意见。”
“好，我先说。”周佛海向汪精卫投去尊敬的一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很顺利。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已经定稿付印。赴会代表已联络到二百四十八人。目前正在继续联络，争取达到五百名代表。大会拟定在八月下旬召开，如果五百名代表提前联络好，还可以提前召开。”
清水是新闻记者出身，善于速记，周佛海说到哪里，他记录到哪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试探着问道：“那些文件能在近两天内铅印好吗？能让我各带一份回东京吗？”
“可以，可以！”汪精卫微笑着说，“请清水先生各带六份回去，分别转交给平沼、近卫、有田、坂垣、米内、石渡诸阁下，看他们有何见教。”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很顺利，我们感到高兴。”影佐感情真挚地说，“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吗？汪先生！”
这正是汪精卫所渴求的，马上回答说：“请你们为我们联络一批代表。具备条件，党龄在十年以上，军队至少是师长级，地方至少是专员级。还有，军统在上海很活跃，为了保证代表安全赴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召开，请你和土肥原将军领导的两个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沪宪兵部队，在一个多月内狠狠打击一下军统的嚣张气焰。”他脸上露出歉意的微笑，“你们不感到为难吧？”
“不感到为难，我们将尽力而为。”影佐以主人的姿态说，“早日建立以汪先生为首的新政权，是日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莫说有困难，就是冒风险，我们也得去闯！”
“你们真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忠诚朋友！”汪精卫由衷地笑了。
周佛海说到建立新政权的困难和阻力时，神情颓丧，说道：
“主要在于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的首脑们，都不甘心归顺到汪主席身边来。他们好比入股做买卖一样，讲价钱，讲条件，往往今天同意的事，过几天又反口。这还要贵国政府出面，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才行！”
“我回东京如实汇报。”清水也深为不满，“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不给一点压力，他们就不会服服帖帖。”
“关于吴佩孚的合作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身兼两职，只能让他当国家主席。至于军事委员长，按国民党的传统习惯，只能由汪主席以党的总裁身份兼任。”周佛海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用乞求的目光望着影佐和清水。
“我支持周先生的观点。”影佐语调激昂。他把土肥原昨晚接到平沼的电报，于今天上午带领晴气赴北平与吴佩孚会谈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感到不安了，“噢！不知土肥原将军的态度怎样？”
“土肥原将军是支持汪主席的，他的态度与影佐将军一样。”周佛海宽心地一笑。很快，他又满腔忧虑，无可奈何地说：“只是平沼首相的观点难得改变。”
“不用急，可以慢慢说服他。”清水抚慰地说，“我这次回东京，先向有田、坂垣、米内、石渡四位大臣说说我们的观点，再通过他们去说服平沼首相。”
“这四位大臣的态度怎样？”陈璧君问，声音沉沉的，带有四十多岁妇女常有的沙哑。
“据我所知，他们对吴佩孚的印象不那么好，尤其是坂垣将军。”影佐若有所思地微微皱着眉头，“记得一年前，坂垣大臣与我的一次闲谈，说到在中国的北伐战争中，吴佩孚败得那么惨时，说他是‘吴草包’。”
汪精卫一直坦然自若，因为他与土肥原早有默契：必要时，土肥原可以置吴佩孚于死地。现在，他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与吴佩孚先生合作的问题不必讨论了，我们尊重平沼首相的意见。”
周佛海自然知道汪精卫话不由衷，在心中默然一笑，口里却附和着说：“对！我们尊重平沼首相的意见。”他介绍中国人民反对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时，明知举国上下一片愤怒声讨声，却掩盖其真相说：“叫叫喊喊的，只有重庆政府中的少数主战派和共党分子。对他们的叫叫喊喊，我们听惯了，无所谓。你又不能把他们统统杀掉，只好让他们去叫去喊。近两三个月来，大概嗓子叫哑了，没有过去那么起劲了。”他仿佛自己的嗓子也叫哑了似的，把一杯茶全部倒进肚里。
“其中还有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特工组织和日本在华的各个特务机关对抗战分子的惩办。”汪精卫插言，冷笑着，“有些人变成了乌龟，得缩头来且缩头。”
“是呀！看来这种惩办还得进一步加强。”影佐咬牙切齿地说完，对周佛海微微一笑，“请周先生继续说。”
“至于新政权设在南京还是广州，刚才汪主席对我说过，他准备在最近去广州一趟，与安藤吉利将军具体商量，同时派人与张发奎和李汉魂联系，力争把他们笼络过来。”周佛海的嘴角露出希望的一笑。
“好，好。”影佐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他心怀疑虑地说。“陈公博先生怎么老是呆在香港，他真的是病情严重吗？”
不论是在场的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约而同地陷于沉思。原来，七月十四日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永远开除周佛海、陈璧君党籍的决定。这件事引起大家的种种猜疑：陈公博一贯追随汪精卫，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亚于周佛海和陈璧君，为什么没有永远开除他的党籍？是不是他已经向蒋介石表示悔改之意？汪精卫从河内逃回上海，陈公博一直称病躲在香港，约他随同汪精卫赴日也说因病不能前往。他是真的病了，还是不同意汪精卫的某些观点而意见不和？抑或是对投降日本侵略者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动摇？他们每当想到这里，无不感到茫然、凄然和惶然。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之所以催陈公博来上海，也是从这些猜疑引起的。
“陈先生与我同事二十多年了，我很了解他。”汪精卫的话既是慰己也是慰人，“他不论办什么事，都有一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犟劲。从事中日和平事业，他会一往向前的。我准备写个信，派人带点钱去香港看望他。如果病情有所好转，请他马上来上海。万一病情加剧，要他去日本疗养一个时期。”
“陈先生时刻关心着中日和平事业，但他自从三月二十九日与我在河内分手以来，连封信也没有给我们写，可见他的病情之严重。”周佛海感到在自欺欺人，心情矛盾地苦笑一声，“我的话说完了，不妥之处，请汪主席纠正。”
“没有什么需要纠正的。下面，我提两点建议，请清水先生转告有田外相。”汪精卫心情忧愤，满脸仇恨，“第一，请贵国给予援助蒋介石的苏俄施加一点压力，第二、继续轰炸重庆，直到把重庆政府彻底摧垮为止。”
“汪先生说的是我们共同愿望，我一定负责转告。不过，这两个问题，敝国政府早有行动。”清水说，“比如去年七月至八月，敝国在苏俄与满洲国边境发动的张鼓峰武装斗争，现正在满洲国与外蒙古边境进行的诺门坎武装斗争，就是针对苏俄援助蒋介石来的。”
“事实的真相不完全是这样。”影佐曾经把这两次事件，说成是苏联的武装挑衅而倒打一耙，见清水说得如此坦白，很不满意，如果不是汪精卫在场，他非狠狠批评清水不可。“应该说，这两次事件的肇事者都是苏俄。当然，我们趁此机会与苏俄作战，就是针对它援助蒋介石而采取的武装行动。”
“我保留我的意见。”清水很不服气。
汪精卫生怕影佐和清水吵起来，赶忙从中打圆场，笑着说：“在同事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难免，难免。好在二位以及我们，都为贵国出兵打苏俄感到高兴，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犬养见影佐和清水都还在赌气，为了打破这种难堪的局面，说道：“关于轰炸重庆，从去年十二月汪先生离开重庆以来的七个月中，敝国的空军部队已对它轰炸三十余次了。比如七月六日晚上，我们出动三十八架飞机夜袭重庆，投弹一百二十余枚。据东京的《日日新闻》报道，全城一片火光。”他失望地叹口气，“只是三十余次轰炸，没有炸死重庆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连个部长也没有被炸死。”
“是呀！”汪精卫不甘心，“所以我建议连续不断地轰炸下去。”他看看手表，“噢！快六点了，我们该告辞了！”
汪精卫等人刚走下楼，碰上刚从香港回来的影佐特务机关成员西义显。他趁丁默邨和李士群上厕所去了，忙把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影佐叫到一旁，悄声说：“据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局掌握的情报，高宗武最近与重庆有联系。”
这情报如雷，震得大家脑袋发昏，又如电，触得大家神经发麻。
汪精卫开始是惊疑，接着是怀疑，最后是半信半疑。他眼狠狠地望着西义显，以慎重的口吻低声问道：“这消息可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