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汪主席接到陶夫人的电报，说陶先生会回上海。”李圣五走过去，将坐在皮沙发上胡思乱想的施桑奴抱在怀里，“看样子，你那个名目上的丈夫也很可能回来，我亲爱的奴！”
“真的？”施桑奴不知是惊还是喜，睁着两只杏眼望着情夫，“你昨天对我说过，陶先生回上海之后，不再在汪主席手下任职，一家仍住在上海过安闲日子。如果他与陶先生回来，我也希望他这样做。这年头，不论在蒋先生手下当官，还是在汪主席手下当官，都不得安宁。我只希望过安闲日子。当然，我家的积蓄没有陶先生家多，但只要日子过得安宁，清苦一点也心情舒畅。”
“只要你们不去重庆，我保证每月从经济上支持你，绝不让你过清苦日子。”他把她按倒在床上，像剥香蕉皮一样，把她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顿时，仿佛有一种刚削皮的苹果芬芳，从她的裸体上喷射出来，他如饥似渴地扑了上去。
“如果他不回上海，你就跟我去重庆……哎哟我的妈！我甜蜜极了，舒服透了，真过瘾！”她紧紧地抱着他，快活得浑身发颤，锁眉歪嘴，俏丽的脸蛋，因极度兴奋，因性刺激带来的无限陶醉而变了形，“我亲爱的五！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你就跟我去，跟我去重庆去。”她的音色非常动人，充满了狂热的激情。
“去，去，跟你去，跟你去！”这时候的李圣五，就是施桑奴要他去死，他也会满口答应。可是，他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话就不同了。“如果他坚持去重庆，你就留在上海，正式做我的夫人吧！”“做你的夫人？”她撇了撇嘴巴，“除非你的老婆死了，你的几个孩子死光了！”
“你跟你那个病夫去重庆，等于守活寡。你才三十二岁，熬得住？”他说。
“过去没有遇到你，我无所谓。”她对着镜子梳理刚才被弄乱了的头，“我的性欲是被你激发出来的，一见到你就不得了！今后一旦到了重庆，没有你在旁边吸引我，也就不想了。”
“这样，我会痛苦一辈子。”他喟然长叹一声。
“那你就下决心跟着我走吧！”她柔声说。
“不！我总认为汪主席坚持的和平事业是大有前途的。”李圣五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他沉思片刻又说，“如果你去重庆，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说吧！”她放下梳子，挨着他坐在皮沙发上。
“我们每年在香港见两次面，每次至少同居半个月。”他向她射去淫荡的目光。
“这同样是我的要求，我们真是心心相印。”她欣慰地笑着，充满了柔情。
“如果我们一旦分手，我送什么东西给你做定情之物好？是金耳环，金手镯，金戒指，还是三件东西都要？”他把她的右手拉到嘴边，在手背上甜甜地吻着。
“这都是身外之物，我一件也不要。”她嫣然一笑，“我需要长在你身上的东西。”
“长在我身上的东西你怎么能带走？”他痴情地望着她，大惑不解。
“你看你，又想入非非了！”她伸出一个指头，在他右腮上揪了一下，“你剪一束头发给我，我也剪一束头发给你，这才是最宝贵的定情之物呢！”
“你立意新，想得深。”他甜滋滋地说，“你真是个才女，可爱的浙江才女！”
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汪精卫、周佛海、丁默邨和李士群等人聚集在汪精卫的办公室，开会研究青岛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问题时，卢英来了。他将一封信递给汪精卫，接着说：“信是杜月笙先生转交给我的，他说是高、陶写给汪主席的。”
“楚僧兄在哪里见到杜先生？”汪精卫感到杜月笙是个不可小看的人物，顾不得看信，惊疑地问道。
“一个钟头前，杜先生在我家里坐了约二十分钟，他说他是受蒋先生的委托，特地从香港来上海，就如何使高、陶的家眷离开上海的问题，与汪先生和周先生交换意见。”卢英说。
“噢！看来高、陶不回上海了？”汪精卫一怔，赶忙看信。
高宗武和陶希圣的信写了三个内容：一是他们离开上海时没有带走任何文件；二是他们决心退出政治舞台，既不回上海，也不去重庆，今后定居香港，从事学术研究；三是恳求汪精卫看在过去的情分，允许他们的家属离开上海去香港。
汪精卫将信念了一遍，两眼射出充满疑窦的目光，恼怒地说：“如果高、陶不答应去重庆，老蒋会派姓杜的来上海吗？这完全是欺骗！”
周佛海犹疑了一会，说道：“对这种不坚定的动摇分子的离开，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只要他们没有带走什么文件，即使他们去了重庆，对我们的影响能有多大？至于他们的家属，可以作为人质，如果重庆方面能够让林之江，万里浪安全回来，我们允许他们的家属离开上海。”他望着汪精卫，“这样做妥不妥，请主席酌定。”
汪精卫的火气消了一点，说道：“同意佛海兄的意见。但是，作为人质，必须一抵一，二抵二。除了万冰如和她的两个小孩已去了香港不算，陶还有三个子女，高还有施桑奴，共有四个人在上海，只能交换其中的两个人！”他望着卢英问道：“杜先生打算在什么地方与我们交换意见？”
“杜先生说，汪主席和周先生都住在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他不便去见你们。他的意见，双方见面的地点或在他家里，或在我家里。”卢英正经地回答。
“看来，高、陶没有将我们的确切住址告诉杜先生，这一点还够朋友。”汪精卫似笑非笑，“那就确定在楚僧兄家里与杜先生见面吧！”想到卢英住在市警察局，那里比较安全。
“汪主席和周先生确定什么时候与杜先生见面？”卢英问。“杜先生只不过是上海的一个社会名流而已，又不是什么非凡人物。我看，这件事就不必劳汪主席了，由我出面吧！”周佛海尊重汪精卫的领袖地位，“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八点，请楚僧兄通知杜先生。”汪精卫很高兴，笑着说：“好！该怎么处理才恰当，佛海兄你斟酌办吧！”他嘱咐卢英一句：“要保证周先生的绝对安全。”
“一定，一定，请汪主席放心。”卢英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午，周佛海和陈春圃与杜月笙和徐采丞准时会面。
周佛海任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期间，蒋介石曾多次请杜月笙吃饭，他几乎每次都出席作陪。杜月笙有事要求会见蒋介石，也多由周佛海负责联系。
因此两人见面后，杜月笙说话也就直来直去。他说，“高先生和陶先生写给汪先生的信，周先生一定看了，我的来意，卢先生也一定对周先生说了。希望你们高抬贵手，宽宏大量，允许高先生和陶先生的家眷离开上海。”
“我们是宽宏大量的。陶夫人要求带两个小孩去香港，我们不仅同意，而且还派人给她买船票和派车送她母子三人上船。”周佛海平缓的语气里充满了沉痛的感情，“读了高、陶二位的信，他们明确表示不愿意回上海，我们对他们的家眷仍然宽宏大量，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他顿了一会，“但是，让他们留在上海的四个家属离开上海，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请周先生直说。”杜月笙和善地微笑着。
周佛海说：“第一，如果军统能够让他们关押的林之江、万里浪回上海，我们允许施桑奴和陶琴薰去香港。林之江和万里浪什么时候抵达上海，她们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第二，陶泰来和陶恒生，每人交一千五百两黄金的赎金。什么时候交来三千两黄金，他们什么时候去香港。外加一个附带条件，保证以汪先生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上海的绝对安全。”
“条件太苛刻了，太苛刻了！”杜月笙吃惊地望着周佛海，像是要察看一下他的头脑是否反常。
“不苛刻，一点也不苛刻！”周佛海凝视着杜月笙，“杜先生知道，高、陶的出走，对汪先生为首的和平事业带来的损失，纵使是三千万两黄金也无法弥补！而蒋先生，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也不能以三千两黄金来衡量！”
“这些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周先生！”杜月笙开始讨价还价。
“没有。”周佛海强硬的语气里，包含着对两个背叛者很深的愤慨。
“我们是老朋友了，难道真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杜月笙感到对方的要价太高。“正因为是杜先生出面斡旋，我们才大大让步。”周佛海奸笑一声，“如果是别的什么人来，哼，对不起！”“哈哈！”杜月笙发出一声狂笑，“难得周先生看得起！好，我做主，你们所提的条件我一概接受。”接着，陈春圃将这些条件写成条文，一式两份，由周佛海和杜月笙签字后各保存一份。
六天后，徐采丞携带着三千两黄金的支票，领着林之江和万里浪，从香港来到上海杜月笙寓所。大约过了两个钟头，陈春圃领着施桑奴和陶希圣的三个子女，驱车前来与徐采丞见面。
施桑奴等人抵达香港的第三天，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附件和高宗武、陶希圣的公开信。他们的信揭露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这些卖国条约的内幕，奉劝汪精卫一伙“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
紧接着，是重庆各报的纷纷转载和刊登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以及各种形式的愤怒声讨。
汪精卫气急败坏地把丁默邨叫到跟前，愤恨地说；“你马上带批特工人员去香港，要想方设法找到高、陶两个畜牲，把他们干掉！”
周佛海在日记里咬牙切齿地写道：“高陶阴险成性，实无可恕。”“高陶两动物，誓当杀之！”
在丁默邨等人赴香港的同时，陈春圃以汪精卫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声明，矢口赖账，说什么“高宗武和陶希圣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
这时，日本政府正面临内外交困和阿部内阁辞职，以及新内阁的组成、对高宗武和陶希圣的背叛无暇顾及。十六日新内阁组成，米内光政任首相，有田八郎重新出任外相。米内在内阁第一次会议后发表声明，表示坚持政府一贯方针，对于即将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予以支持和援助。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公布密约的消息传到东京时，裕仁天皇正兴高采烈地在听取米内和有田关于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附件的汇报。顿时，他被惊得目瞪口呆。
“不要禀告了！”裕仁愤怒地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望着米内和有田，“《要纲》和附件已经公布于世，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又发表了否定的声明，还有什么值得禀告的！”他这种怒火冲天和尴尬难堪的神情，通常只有在赌桌旁的赌徒身上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