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那天晚上的演出事故，还造成了两个现实的影响。
一是剧团演出的节目单有了变化。节节的那一出“小城故事多”仿佛是一把小钥匙，虽然开不了任何锁，却暗示人们“锁是可以打开的”。于是第二天的“革命剧目大联展”之后，就有些青年工人和学生在下面起哄：
“小城故事多呢？我们要听小城故事多！”
剧团置之不理了几天，观众的起哄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整齐划一了。他们像军队拉歌一样，手和脚“呱唧呱唧”，有节奏地呼唤：
“小城故事多！小城故事多！”
最初还是在“正剧”结束之后喊，后来竟成了每天演出之前的暖场仪式。这样一来，就算江姐和李铁梅上了台，演员自己也没心气了。人家要听“小城故事多”，你非要唱“我家的表叔”，这不是驴唇和马嘴的关系嘛。于是团里的人开始坐不住，找团长请示，团长也作不了主，就去找更高一层、两层的领导请示。到底是把联防队请来给演出压阵，还是向身穿喇叭裤、蝙蝠衫的家伙们屈服？这居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可见时代真的变了。
又过了一阵，团里特别开了一个会，“传达精神”。团长夹着一颗香烟，三分潇洒三分笨拙地挥了一下说：“我们的胆子要大一点嘛！”这个姿态是很有说服力的，大家都看出，这不是团长在说话，而是某个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物在说话。夹着香烟潇洒而笨拙地一晃，正是那位领导的经典动作。演员出身的团长把这个动作照搬过来，来了一次小小的灵魂附体，则是要传达给大家，“胆子大一点”是有出处、有靠山的。
就这样，“小城故事多”获得了公演的权利。刚开始还是半遮半掩地跟在江姐和李铁梅后面，算是加演，也有狗尾续貂的意思——但从现实效果上来看，却是貂尾续狗了。后来胆子又大了一些，团里索性排了一台“通俗文艺大联展”，舞台上赫然摆了一幅架子鼓，还让吹黑管的胖子改练了萨克斯。虽然唱“小城故事多”和“一见你就笑”的还是原来的那些演员，上得台来仍然忍不住要亮一个相，一副女民兵解放台湾的架势，但观众已经很满足了。他们不仅掌声雷动，还有热泪盈眶的呢。那时候的观众就是这么好打发。
节节更关心的是“演出事故”的第二个连锁反应。她还记得“小城故事多”的那天晚上，爸爸把她像个麻袋似的架在肩上往回走，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路气喘吁吁。按说干什么都兴致勃勃的爸爸不至于累的呀。而回到家，妈妈也不在。按说她也早就该回来烧一盆开水，认真地洗脸了啊。作为一个演员，妈妈深知舞台上的妆是不能留太久的，留久了就会伤皮肤，必须得从毛孔里清洗干净。
爸爸把节节放到小床上，简短地说：“睡觉。”这也还是他第一次命令节节睡觉呢。过去都是哄她睡的，睡前还要改编一段老电影：“老班长，党费我揣好了，您怎么还不闭眼呀？”
节节固然是睡不着。她那天熬到很晚了，妈妈也没回来。后来爸爸开始烦躁地在外屋走动，可是五十平米的小两居又怎么够他转的。于是他出去走了一圈又回来，没过一会儿又出去。
后来又有人敲门。一个咋咋呼呼的傻大姐进门就叫：“你怎么还在家里？你媳妇儿拖着箱子走啦。她说丢不起这个人，要回南方去。”
爸爸很无辜地说：“真要走？”说完就跑了出去。跑到楼下，院儿里还有人对他赞道：“今儿他妈真爷们儿！”这说的无疑是打团长的事情。而爸爸则说：“爷们儿个屁。媳妇儿都跑了，还得我亲自追。”
然后又乱哄哄了几分钟，爸爸踹开了团里司机的门，要动用那台北京牌吉普车。司机也是爸爸的狐朋狗友，这种大事必须得帮忙。节节扒在窗台上往下看，看到爸爸像巴顿将军一样跨上车，一摔门，手在窗外一挥：“我们到火车站去包抄她！”
到了半夜，才把妈妈包抄回来。爸爸气喘吁吁地帮她拎着箱子，说：“你看这又何必——早知道得回来，就别把箱子装这么满嘛。连暖水瓶都装进去了，你们南方没有暖水瓶吗？要装也要装暖气管子才对……”
听得出来，爸爸正在耍贫嘴，想让妈妈高兴起来。但妈妈猛地打断他：“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皮没脸呀？”
爸爸就有点委屈：“怎么没皮没脸了，我替你拔份儿你说我没皮没脸？”
妈妈的声音更委屈：“你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现在连团长都打了。文革的时候你虐待人家还没虐待够呀？现在人家不记仇就算不错，你还跟这儿来劲……就那么几个领导让你得罪了个遍，你是痛快了，想过我么？我容易么？多少年的领舞了，说拿掉就给我拿掉，说得倒好听，把新同志扶上马送一程……我年轻的时候谁送我一程了？那时候连演出都没有！现在好容易上了台，还得送人家一程……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只有当马夫的命没有骑马的命……”
说着说着，妈妈的不满就转移了方向，回到跳舞的事儿上去了。大概她拎着箱子回老家，丢不起的也是“被拿掉”这个人。如果这时候爸爸聪明点，陪着妈妈感慨感慨命运，追忆追忆青春，事情也许就过去了，可是他偏不。他居然很不屑地“切”了一声说：
“不就是个跳舞嘛？不跳就不跳。一个跟着‘音乐’耍大腿的事儿，你还真把这当事业了——演出补助才几个钱？五毛六！连盘儿鱼香肉丝都不够……”
这分明就是把妈妈的怒火往自己身上引。妈妈的声音颤抖了，调门也高了好几个八度，在黑夜里听来瘆人：“我是演员，演员就要上台！”
躺在床上的节节都猜得到，妈妈一定哭了。她还下意识地认为，妈妈这一哭，还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工作：擦眼泪、拢头发、揉太阳穴。对于一个文艺兵出身的女演员来说，仪容永远是第一位的要事。
屋里很久没有声息。爸爸这才意识到说错了话，他干笑着，重新哄着漂亮老婆：“那也不是我耽误的你，对吧？都怪‘四人帮’，都怪‘四人帮’——您放心，他们丫的已经被关到‘秦城’去啦……”
但为时已晚，妈妈整理完仪容，话匣子已经彻底打开了。她开始沉静、有条不紊地数落爸爸。她的声音时大时小，但句句戳心。
她是这么开头的：“上不了台的演员也是艺术家——总比混混儿强吧？”
然后逐条历数爸爸的罪状：“我当文艺兵，往死里下功夫的时候你干嘛呢？你那时候就是个混混儿，胡同串子，冒充病号躲避上山下乡，打群架的时候倒永远冲在前面。你看看团里别的人，谁没有一点业务？谁没有一技之长？只有你什么都不会，只能拉大幕扯大幕——还会剪大幕。这种贪图小便宜的小市民习气你倒是无师自通——要不是顶你爸的班儿，你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有了工作你就争取进步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跟着人家干干舞台美术也行啊，别看还是个‘工’，‘美工’也不是一般的工啊。你偏不，就知道鬼混，团里所有人都涨工资了惟独没你的份儿。家里的事儿也指望不上你，你宁可趿拉着拖鞋到门口看老头儿下棋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也不回家给我做顿饭。正道儿你不走，歪道儿上使劲也行啊——现在又不是不允许了，多少劳改释放犯都成万元户了，你们原来胡同里的混混儿不也有当老板的么？人家拉着你干你也不干，说嫌累。你有资格嫌累么？你看看好多人家里，别说冰箱和电视了，就连吸尘器和录像机都有了。不是还有人招呼过你们一起看黄带吗？怎么光见你眼馋人家的黄带，没见你眼馋人家的录像机？现在还有谁家看黑白电视？还有谁家用的是‘上个时代’的旧家具椅子上写着‘文字XX号’？你要是有本事，也让老婆孩子过一过现代化生活。人家出门都坐‘皇冠’出租车了，人家都在王府饭店摆宴请客了，人家都嫌十块钱数起来不方便，痛感国家需要印制百元大钞了，你干嘛呢？你就剩下得罪人这一条本事了——这不是傻冒儿是什么？你就是个纯粹的傻冒儿——越傻冒儿越爱装得比人家聪明……”
最后总结说：“要是当年看出你这么没出息，早我就不该跟你！”
妈妈就这样说啊，说啊，说得真动情，真尽兴。她把苦水全转化成了对爸爸的鄙视，那是一个“艺术家”对无能之辈的鄙视。有了这种鄙视，她自己就算是个失意的艺术家，也不那么难过了。
而爸爸是如何回答的呢？他什么话也没有，等妈妈说完了，就站起来，干巴巴地来了一句：“我再出去转转。”
然后就传来关门的声音。第二天早上，节节才看见他醉醺醺地从灯光师（著名的光棍儿、酒鬼）家里出来，脸上挂着惊喜的表情：“你看你看，我还能走直线！”
随即轰然倒地。
但酗酒的日子只有一天，爸爸并没有变成灯光师那样的酒鬼。接下来的几天，他仍然早出晚归，回来也不说话。这就怪了。
家里的气氛紧张而凝重——仿佛摆了一屋子危险易碎物品。这也让节节变得敏锐而警惕，像个处处看人脸色的小丫头。但当她一旦感到累了、烦了、憋屈了自己的时候，就会拿出独生子女的骄纵，浑不讲理地把父母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有时候她甚至不惜戕害一下自己：把膝盖照着床脚撞过去，或者故意摸一下还在滚烫的茶壶。这样的办法屡试不爽，往往父母刚一沉下脸，话赶话地要吵起来，听到她的尖叫，都会立刻转移开话题。于是全家都有了一种解脱的欣慰。
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个演出事故。这个事故是爸爸一手造成的。为了这个事故，他策划了很久呢。
那天又是“革命文艺大联展”。从江姐开始，然后是李铁梅和“十八棵青松”，再然后是“东方红”的片段，一切如常。然而到了闭幕的时候，那缺了一颗门牙的天鹅绒幕布却没有拉上。灯光倒是熄了。若在平日，演员们本该在幕布的遮挡下，忙忙叨叨地往下走的，此时却将黑暗中的身影暴露在了观众面前，不由得被定了格：一颗青松佝偻着肩膀，李铁梅的假辫子已经摘了下来，垂在手里晃悠，远看如同拎着颗人头。台上的人就像一群鬼魂，刚被盗墓的人从坟里挖了出来。
台上台下都尴尬。台上问台下：“怎么了？”台下也问台上：“怎么了？”还是团长反应快，他提高了嗓门喊：“大幕！大幕！”
可是大幕还纹丝不动。团长就气急败坏地继续喊：“大幕！大幕！”这时候的“大幕”就不是幕本身了，而是拉大幕的人。
又喊了好几嗓子，“大幕”才出现了。只不过节节她爸爸不是从舞台的侧面，而是从剧场的入口处走进来的。他像一个姗姗而来的领导同志，脸上挂着矜持的微笑，顺着台阶稳健地下降，不时与面熟的人招手致意。
“你死到哪儿去啦？这是演出！演出怎么能吊儿郎当的？”团长是个苦口婆心的人，他训斥了一通仍不过瘾，还要当场进行业务素养教育。“你知不知道幕布相当于什么？我早就说过，相当于舞台的内衣！该拉的时候没拉上，不就相当于把一个人扒光了示众吗？”
他又指着舞台上乱七八糟的情形说：“你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多丑陋！”
这话激起了观众的大笑。思维活跃的人不免联想到，团长顺便把台上的那些演员比作了内衣里露出的东西——他们仿佛就像一群阴毛、阴茎或者别的什么，正软塌塌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沿着这个思路联想开去，正式的演出又是什么呢？不就变成了五光十色的露阴大联展了吗？他们甚至恍惚看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流氓犯正劈着腿，横跨舞台两侧，拉开内衣说：“来看呐，来看呐。”那年头的文化青年是很时兴看弗洛伊德的，他们忍不住窃窃私语地交流起弗洛伊德来了。
而节节她爸爸却笑嘻嘻地问团长：“您说够了没有？”
团长反被他的气度压住了，嘴里溜出一句：“那你要说什么？”
“我不光要说，而且要对大家说。”说着，爸爸居然慢悠悠地上了台啦。他从学徒工开始，给剧团拉了十八年大幕，从未动过登台亮相的奢望，但最近这短短的几天，他就两次成了众人的焦点——第一次是武戏，这一次看起来是要唱文戏了。
爸爸气定神闲，简直像一个将舞台把玩于方寸之间的名角大腕儿。他潇洒地对空中打了个响指：“灯光！”一道追光居然就应声而亮了。那个酒鬼灯光师这时候自然兴致勃勃地想看他到底要唱哪一出。
有了朋友的捧场，爸爸就更是挥洒自如。他清了清喉咙，对同样兴致勃勃的观众说：“兄弟们，鄙人——”
这一开口，又是一番哄堂大笑。大家在笑匪兵甲升官了，变成了一个国民党师长。爸爸自然也察觉出了措辞不对头，于是又换了一种称呼：
“同志们——”
这下，台下简直笑得歇斯底里了。爸爸只好眨巴着眼睛，想了几秒钟。等他再开口时，就让大家耳目一新了。
他说：“顾客们——”
大家不禁止住了笑。怎么还有管观众叫顾客的？这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看到“顾客们”全神贯注地望着自己，爸爸的底气就更足啦。他继续说：“借用革命舞台的一方宝地，我向顾客们郑重宣布，‘外在美’服装进出口总公司日前隆重开业！”
这么说着，后台又挤上两个男人来，他们吆吆喝喝地搬着一只大箱子。只见爸爸把手伸到大箱子里一抓，抓出了两件蝙蝠衫：
“瞧一瞧，看一看，我们的服装都是香港设计的最新产品，不仅柔软贴身，而且造型别致。除了蝙蝠衫，我们还有牛仔裤、喇叭裤、花衬衫——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他的口气像一个真正的推销员，但肢体语言却根本不搭调，仍然还是革命戏剧里的那些造型：忽而红灯记，忽而十八棵青松。而那两件蝙蝠衫呢，则忽而像战旗一样迎风招展，忽而像海浪一样波澜滚滚。相形之下，还是他的两个流氓兄弟比较务实，他们迅速在舞台上拉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道：开业大酬宾，一律半价。
观众们这时才恍然大悟，进而真的有人上来挑挑捡捡，很像那么回事地讨价还价起来了。买衣服到还在其次，他们都被节节的爸爸卷进了一个游戏，就是戏谑“革命的舞台”。见到有人捧场，节节的爸爸算是彻底抽起了疯，他放下蝙蝠衫，拿起两条胸罩喊道：“为了更贴心地服务女顾客，我们还特地引进了大量胸罩、内裤、连裤袜。我们的胸罩有蕾丝花边！蕾丝花边！”
说着，他便把胸罩举过头顶，在空中转了起来。那个架势，就好像胸罩是螺旋桨，而他自己则是一架直升飞机了。他又飞到演员们面前说：“你们也来挑挑啊，演职人员有特殊优惠。”
这个时候，团长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铁青着脸走到节节她爸爸面前，压着嗓子说：“你这样做，想过后果吗？”
“有什么后果？”节节她爸爸翻着白眼说，“扣工资吗？这个月的已经花完了，下个月您还真没地儿扣了——我他妈辞职了，下海了。不拉舞台的内衣了，卖真正的内衣去喽！”
此言一出，周围的人登时叫起好来。那个年头的人就是这样，为一切敢于“反抗体制”的人“鼓而呼”。那几乎是一种撺掇别人去耍流氓的心态——自己在旁边看一看也是好的。
而出人意料地，爸爸的表情此刻却又变了——不再是装疯卖傻，而是一脸悲壮。他把胸罩塞到团长手里，好像送给对方一件告别礼物，同时推心置腹地说：
“我一老爷们儿，我他妈得让老婆孩子过好日子吧——您也体谅体谅我。”
这话是对着团长说的，眼神却又撇着演员队伍里的妻子。两个人一个在追光里亮堂堂的，一个则藏在暗处呆立着。但他们的表情都有些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