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将会计偷窃学校资金的高明手段视为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他的毫不宽恕有点自负狭隘的味道，这是他性格中不招人喜欢的一面，遗传自他的母亲，偶尔在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有所展示。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家信中，他对于自己对会计的处理自我辩解了一番：
如果一切事情都飘忽不定，人们每天在变，金钱、价格在变——那么道德呢？应该有一种东西能使每个人保持自己内心的信条，不管他人作何评论。
从那时开始他和孩子们自己计算账目。学校出售给合作组织毯子、鞋和纸时有一些盈利，这个时候他们就进行很多的庆祝活动。
霍格试图提高老师们的道德标准，改变他们的教育保守主义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工业合作整个概念的全盘攻击。美国新闻记者们为成百上千个中国村庄的工业革命而欢呼，认为这勾画着未来的蓝图，中国官员却在使用媒体谴责迁移到农村地区的小型工业，认为这在战争时代不合时宜。霍格觉得非常讽刺。他生硬地说：“如果工业真的只是战争的权宜之计，那么为了国家的未来训练合作运动的先行者就毫无意义。”
从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的两年半以来，霍格一直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俯视着双石铺。他向自己的母亲解释说，一半是窑洞，一半是房屋。房屋扩建了，用木框做了一个大窗户，玻璃的部分用纸代替。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看见外面，但是至少可以进些许光亮。一年之后终于从西安来了一件奢侈的窑洞家具：一块真正的玻璃，一扇真正可以看到外界的窗户形成了。
窗户使得霍格更容易看到窑洞生活的大问题：跳蚤。跳蚤是整个学校的问题。孩子们已经被教会了去河边冲洗，然后仔细筛查驱除虱子，但是跳蚤又与之不同。激烈的跳蚤大战大约持续了一年：窑洞的地板铺上了石灰，学校的两只小狗洗澡并被消毒；小鸡们被杀了吃掉；但是跳蚤依然猖獗。几罐基廷杀虫粉是从遥远城市的朋友处搜集来的，却被跳蚤吃掉了，吃不够下次再来。学校请来一位大学化学专家来给建议，专家说跳蚤们无法忍受食盐。于是学校从当地市场买来数百磅食盐，用脚把食盐铺满了窑洞地面。偶尔到访学校进行医务治疗的当地农民看到如此浪费的情形感到惊骇。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以至于得了地方性甲状腺肿。
窑洞的一半是炕，作为老鼠的天堂，炕最终坏掉，碎石块铺满菜园子。同时霍格和他的学生们发明了自己的蒸汽杀菌池，他们洗澡前把衣服丢进去。跳蚤开始渐渐消失。
但是老鼠还在。它们开始喜欢上了用来往窑洞顶糊纸的面粉做的浆糊，晚上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乱跑，噬咬纸糊的天花板。霍格一向喜欢新奇的点子，于是决定在天花板的老鼠洞周围剪出漂亮的形状，并在它们外围涂上红色涂料来增加效果。这种窑洞里的很具美感的装饰印证了双石铺大众的看法：他们门口的洋鬼子疯得不轻。
其他的窑洞装饰品就是钉在墙上的照片，大部分是著名访问者，他们逐渐成了霍格的朋友。亨利·卢斯和他打扮入时的妻子克莱尔·布斯·卢斯在宝鸡一个合作毛衣制造厂的合照，美丽的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半身照，艾达·普鲁伊特与一群美籍华人工程师的照片也在其列。
校长书房从不存在，霍格就在窑洞里睡觉、生活、工作、写信、接待访客。石灰墙边的窗前有一张木桌子，桌上是一尊佛像，沐浴着日光。窑洞的墙壁上凿出大教堂窗户形状的佛龛，在每个佛龛中，霍格都放入“马可·波罗不知名的同时代人”的有胡须的塑像，这些塑像是在洛阳挖掘出护城河时出土的。无论这些同时代的人姓甚名谁，他们确实吸引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个窑洞，许多传教士留下来，喃喃自语着进行这种异教崇拜。
1942年春，霍格接手了这个只有35名学生的学校，1942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这个学校再次成功启动的消息传到了合作组织的广阔地带，他们开始主动将自己年轻聪敏的成员送到双石铺学习行业技能。霍格的学生们在磨练他们的机械技术的同时，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已经发展为学校和培训中心的综合体。
1942年夏天，许多年龄较大的孩子被送往四州省会成都的一个新工厂接受锻炼。他们秋天的时候归来，带回来一台新机器的部件，在霍格的余生中他为了这些东西茶饭不思。
我们现在正开始在这里装配重要的机械，并把我们的孩子们从成都调回……这在学校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学校建立的早期，在把我们最好的学生塑造成形时，把他们送到成都，同时开始塑造下一批新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现在我们的新学生得到了良好的培养，同时老学生也回到了学校，学校整体感觉非常强大。
重要的新机械是高什纺花机，用来生产羊毛和棉线。它原产印度，用板条箱经由滇缅公路运到中国。这台庞大的装置超过两吨重，学校车间无法容纳，霍格只好把它安置在河岸上，他计划通过水车来发电。他找来一群难民从主流引出一条沟渠，来为车轮提供足够的水流。这是一个技术难题，但是霍格和其团队最终使得通过用水力发电使机器正常运转了，从此这台机器就可以生产出和城市工厂相媲美的纺织品——至少他是这么宣称的。但是机器刚刚开始运作没多久，洪水来袭，将其毁掉。直到1944年末，霍格才最终报告说，机器重新投入使用，为合作组织造福。
除了学生们之间的宗派斗争，以及学校对于新员工的不停招募，新校长面对的最初问题是钱和食物。重庆工业合作总部将学校拨款寄到宝鸡的地方工业合作总部。从那里拿钱总是噩梦一场。1942年夏天，霍格有时不得不骑60英里的自行车穿越秦岭到达宝鸡，为了学校的拨款苦苦恳求、苦苦争取，然后再在当天骑车回去。经过两个城镇之间的通道时，他扶在卡车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当天回来。返程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有两次他都遇到了埋伏在路边的强盗，但是他最终还是骑着车甩掉了他们。
金钱如此短缺，以至于学校经常要向当地商人借玉米粉，但是，他们只会赊所有学生各吃一顿的量，就这样数个月学校都处于仅能糊口的状态。饥荒迫在眼前。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价格控制已经被用在树根和树皮之上，人们只有这些可以售卖，只有这些可以为食。
霍格经营的底线是，只有利用了所有可利用资源，学校才能存活。这些资源中包括涌入这个穷乡僻壤的难民流，日本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使得大片农村地区无法居住。这一活动从1942年开始在共产党根据地施行，12个月内将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总数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日本这一战术是毗邻的河南省饥荒的主要原因，1942年全年，成千上万名难民都在学校所居河岸的对面安营扎寨。
霍格从难民中招募了劳工来为他的水车挖掘河槽之后，他又把他们送到山上工作，把一个废弃的石灰窑重建，砍伐剩下的少量木材，沿着河岸种植菜地。其中一些难民是泥瓦匠，霍格利用他们的技术制造石锤，用来从干燥的泥浆中将砖块敲击出来。
霍格2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校长，一所按照当时中国的混乱标准隐含着巨大问题的学校。但是他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并迎头解决。就好像他此前人生中的所有历练都是为了他训练、教育、培育不受规矩的中国战争孤儿而作准备的。
他的热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的能力不用说，他还具备一种高尚品性，多年之后仍然健在的、当年的孩子们仍然记得：他从自己做的每件事情中都能获得很大的乐趣。他很开心，很享受，他将那种享受感传递给周围所有的人。1942年的一封信总结了他的心情。
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很开心。天气晴朗，河水冲击着即将建成大桥的混凝土桩，玉米越长越高，但是还没有变成金黄色，我们的桃树结满了直径2厘米的小小绿色果实，除了这些我仍然感到开心——这可能意味着我是从心底里高兴吧！这可能跟月亮的状态有关，抑或没有……我早餐喝豆奶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咖啡，心情好可能与此有关吧！消化不好了——这是自从3周之前的疟疾以来的第一次——一定与好心情相关；消化不良昨天晚上神奇消失。之前我勉强拖着汩汩作响、不断抽搐的胃向上游走了两英里，及时赶到食堂，坐下来吃了一顿户外晚餐：自己钓的鱼、家里种的马铃薯，还有一种瓜。
在这封信中，食物是不断出现的主题。在英国，食物已经使用配额制，除了富人和儿童（后者吃鳕鱼肝油、喝橘子汁，生活得很舒适）之外所有人的饮食已经减少，他的家人读到学校厨房为孩子们和校长提供了如此多样的饮食，一定会觉得非常诱人的吧！
这些日子吃得很好。菜园子里的西红柿长势旺盛。使馆朋友送来的咸牛肉还没有吃完。刚从一位即将退休的传教士处购得一台饼干机。今天饼干机投入使用了，蛋白被作为发酵物分开压榨。现在是马铃薯的时令。豆浆通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西藏边界地区的蜂蜜纯粹透明，比当地牌子的好吃多了，后者经常有麦芽味，我的意思是掺有次品，我怎么能这么笨。
1942年，在一封家信中，霍格写到他对于湿脚问题的观察，这表明他在中国的偏僻角落生活得非常惬意。
我很胖，很壮，很开心。只有那些试图像外国人一样生活的人才会觉得生活困难，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注意和记住的事实。比如说湿脚。公路是湿的，小径是泥泞的，没有出租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体面的鞋子，没有胶鞋，回到家之后没有地方可以晾鞋。你怎么办？尝试你所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并担心“英格兰不会是这样？”不对……买一双能抓泥的布鞋，不穿袜子，走出去，去踩你能看见的所有水坑。用可爱的淤泥覆盖住你的脚，玩个痛快……这是最健康、最美妙的。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家人接到了战时中国生活的描述，这与英国的战争生活相比真像是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留声机交替播放着《万福玛丽亚》、《骑士》以及冷流卫队乐队的一些歌曲……我们的母鸡马上就是第21天孵蛋了，它绝望地对着摆放在面前的食品咯咯直叫……一群小男孩学习跟着中国民歌的曲调跳苏格兰高地舞，两只小狗滚来滚去，对着对方身上的跳蚤狂吠，有人在挖蔬菜……这一切都酷似家乡。这里比不上威弗林，但是仍然是一个家啊。没有女人，所以一切都有些零乱。
疟疾卷土重来，但是霍格发现这一疾病的周期性侵袭很有意思，于是做了如下描述：
首先是手指关节疼痛，食量增多，然后脊骨开始颤抖。这个时间我总是会感到充满冒险精神，就像在火车站等待一位好友……有一次，我在机械修理店，脊骨开始颤抖。这是一个炽热的夏日，人们在炼铁。我尽可能地靠近火炉，这样火光可以照在我的背上，可我还是冷得发抖！当然，真正开始颤抖的时候就不再好玩了。那个时候人就开始想家。
中国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地方。无论如何我已经在此7年了。生活很有趣味，但是我不指望有所成就。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们。
霍格的疟疾最严重时，他就会在昏迷中幻想着回到英格兰的舒适和安逸：“周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麦片，在收音机前读书，从妈妈的卧室看一轮圆月……渴望回到家乡。再也不来中国。”但是一旦他好起来，他就转变主意：“或许没有必要马上就回去”。为了使他的父母安心，他补充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疟疾病人。我只是一年得一次，并且很快就能康复。疟疾容易反复。”
在幕后，路易·艾黎为了支持学校而努力着，并将联合政府双方错综复杂、敌对的政治关系告诉霍格。虽然他不教书，但是他经常待在双石铺的学校窑洞中，与孩子们共度时光。
男孩子们读着图书杂志，不停地朝艾黎发问。男孩子们摆弄留声机，唱得跑了调。男孩子们用他的肩膀跳马，或是被他颠倒着抓起来。他给男孩子们灌肠剂，给他们的疥疮涂抹硫磺药膏。男孩子们站在铜盆里，把肥皂水弄得四处飞溅。男孩子们连内裤都不穿，靠着火炉相互敬酒（艾黎下部的伤疤表明他自己也沉浸于这种娱乐之中）。男孩子们抓艾黎腿上的毛，或是用手指摩挲他的大鼻子。艾黎说：“男孩子们在哪都一样。他们要是在新西兰该有多么开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