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简单讲就是以三纲五常来立规矩，治理国家，具体到实践中，就是以《春秋》的经义，也就是人伦纲常，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举例说：
案例一：一人没有儿子，拣了个弃婴，作为养子。养子长大后杀了人，该人把养子藏起来，躲避官府的抓捕。如果按照当时的律法，藏匿犯人不管如何都要受重刑。但是，《春秋》的经义认为父子一方犯罪后互相隐藏是人之常情，符合父子人伦之道，所以应该判该人无罪。
案例二：一人把儿子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该人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结果他一气之下打了该人二十棍子。按照当时的律法，打父亲要处以死刑。但董仲舒认为该人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儿子不应被处死刑。
案例三：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但董仲舒根据儒家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当免罪。
案例四：有个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按照当时的律法，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董仲舒认为这种情况下，女子改嫁不是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
案例五：有个大夫跟着君主出外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半路上，碰见了母鹿，小鹿与母鹿互相哀鸣。大夫可怜他们，就放了小鹿。君主本应该以违背君命处罚他，但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善良才放了小鹿，不但免了他的罪，还想提拔他。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当时禁止捕杀小鹿，以及其他幼小禽兽，春天时禁止捕杀任何禽兽），是违背了《春秋》之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但提拔是不应该的。
总得来说，按照《春秋》来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即必须根据犯罪事实来探索罪犯的犯罪动机等主观心态。凡心术不正，故意为恶的，即使是犯罪未遂，也要加以处罚。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谋和组织领导者等首恶分子要从重处罚。而行为动机、目的纯正合乎道德人情，即使其行为违反法律，造成损失，也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
与此相反，法家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生来就“性恶”。所以，每个人时刻都有犯罪动机，都是潜在的罪犯。因此，法家认为在审理案件时用不着探究罪犯犯罪时的主观心态，只看客观方面，如果某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就构成犯罪，应给以处罚。
可见，“原心定罪”的实质就是强调根据犯罪动机、目的、心态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定罪和量刑，这与法家理论刚好相反。
受法家理论的影响，秦初只注重犯罪的客观方面，往往过于苛刻，甚至失之偏颇。如果能够结合具体案件，加上罪犯的主观善恶来定罪量刑，把儒家思想和法家理论结合起来，则可以起到互纠其偏的作用。因此，便有了“德主刑辅、重德远刑”的主张。
对于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说这不是他所能回答的，他只是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关系。他认为天使人君得到天下而成为王，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
既然王者承受天命，天对人君肯定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世间的祸乱。如果不是无道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的人君，天都是想扶持和保全他的，问题在于君主是否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日见崇高，天自然能感应到真诚，祥瑞就会出现，国家就能安宁。
董仲舒的论道听来矫情，却切中旧体制的要害。赵政从来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马上感到这未尝不可一试，便开始改弦易辙，大兴教育，在长安设立太学，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对人民实施教化，从此前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逐渐确立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
为兴办教育，赵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书籍，广开献书之路，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又建设国家级的藏书楼，置写书、抄书、管书之官职，为现代图书馆的鼻祖。一时间，各类书籍广充秘府，空前丰富，达三万三千零九十卷，史称“书积如丘山”。
赵政在掌管雅乐的太乐官署之外，另创立乐府官署，掌管通俗乐曲，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又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弘扬仁、义、礼。
在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朝廷怀柔的同时，赵政也不曾抛弃法家思想，依旧采用严刑峻法来巩固中央朝廷的权威，对朝廷内部施以严厉的法规和刑罚来约束各级官吏，维护皇权的地位。
当时，诸侯国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依然严峻。赵政利用自己的威望，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在子婴颁行的推恩令基础上，以壮士断臂的气魄，一次削去了当时一半左右的诸侯国，基本解决了这一尾大不掉的顽疾。
通过雷厉风行、抓铁有痕的革新行动，大秦帝国形成了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达到了思想、体制、君民三位一体的结合，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奠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在经济上，赵政果断进行了币制改革，彻底解决了当时币制混乱、私铸失控的局面，最终将铸币权完完全全统一于中央，有力维护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复出后不久，赵政下令废止四铢半刃钱，更铸三铢钱。“铢”是当时的一种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三铢钱因币上有“三铢”二字，而得名。三铢钱重三铢，铢字金旁从王，背无轮廓。
改铸三铢钱，使铜铸币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但简单的改铸，并未能杜绝地方私铸滥造，不久大量劣币再次充斥市面。第一次币值改革宣告失败，未能达到统一币制的预期效果。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赵政果断废行三铢钱，由上林三官统一监督铸造五铢钱，并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严禁盗铸和私铸。
当时，盗铸铜钱者往往通过剪边取得铜屑，再将铜屑鎔铸为钱。一般七、八个半两，就可剪下一个半两的青铜，用剪下的铜再铸成一个半两，这就导致货币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出现失衡。
上林三官汲取以往教训，改进铸造工艺，在五铢钱的圆边增加一道凸起的轮廓，叫周郭。有了周郭的保护，五铢钱难以被剪边取得铜屑，有效防止了盗铸的情况，一举解决了困扰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币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