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人生中，我也结识了一批满族学者或朋友。
与我同辈相识相知的八旗子弟中，性格最典型、学识成就最优秀者，当属我的挚友常江兄了。
说来也怪，我俩都是学同一专业的，他远在大西北的青海，我偏居在大西南的云南，最后竟由文学而结缘，神交而成兄弟，殊途同归回到故乡北京，真让人感慨水流千遭归大海呀。
常江兄弟年长我两岁，正黄旗下，本名成其昌，诗作甚丰，以常江之笔名出版诗集多部，文学界美称“帐篷诗人”，故而常江变成了人所周知的姓名。
常江的先祖和我觉尔察氏先祖一样，曾随同八旗大军由白山黑水处驱师进京，成为北京居民。与我家不同之处是在清康熙朝时，俄寇南犯侵我北疆，成氏一族又奉旨北上返回吉林戍边，所以常江1943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县塔其木镇成家瓦房村。
常江的曾祖父成多禄，诗文书法造诣精深，与宋小濂、徐鼐霖并称“吉林三杰”而蜚声东三省，享誉京华。
十九世纪初叶，俄罗斯十余万大军进攻中国东北，图谋将我中华疆域变成“黄色俄罗斯”。
在山河破碎、黎民涂炭之际，“吉林三杰”愤然而起，先后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成多禄诗作中一句“孤怀远迈，逸想横飞”，被宋小濂赞叹“苍凉悲感，不减放翁”之语，记载了成氏祖上堪比陆放翁一般的忧国忧民之情。
常江的祖父、父亲虽久居吉林其塔木一隅之地，也都是饱读诗书的高雅之士，所以常江开蒙较早，家学深厚，自幼曾抱有文学的理想。
命运却总是令人无奈的，此后常江转回北京读书，报考大学时却因家族复杂的历史，又兼长辈“摘帽右派”身份而不得不投身于北京某艰苦专业的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成为一名从事野外工作的队员。在环境艰苦的大西北跋山涉水，没有一点坚强的意志是很难生存的。
常江是浪漫色彩十足的诗人，从荒凉中看未来，视坎坷为坦途，生活丰富，诗如泉涌，收获爱情，安家立业。数年之后他便获得领导任命的第一个职务：青海省局某队生产技术科图书情报组组长。按中国官级，这是股级职位，相当于队图书馆馆长吧。
遥想曾祖父成多禄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任过世界知名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这或许是某种天意吧。
我与常江相识于1982年春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中，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再没有失掉过联系。在一大批业余作者中，似乎就只有我二人是满族，仿佛神交已久，我们自然而然地结下了兄弟情谊。那时，常江虽然以诗作着称，却正在倾心于对联的研究，别人看来大有些“不务正业”的味道，我却非常理解，赞赏倍加。
端一杯清茶在手，听常兄谈对联之渊源，真是一种享受。正是常江告诉我，仅从汉晋算起中国楹联也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但一直没有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
民俗学者说它太雅，而骈文史者又嫌它太俗；正统的文学只认可诗词，视楹联为另类；而广泛的民间文学只看好灯谜、故事、笑话，又瞧不上楹联的“文气”。
常江那时就说过：“楹联属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祖宗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风潮影响下，现在很少有人问津，甚至濒临消亡的地步。我始终认为，楹联应当写进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页！”
那个年月我就注意到，常江不说对联，使用的称谓是“楹联”一词，这已经是文野之分了。
其实，读常江以前发表的大量诗作，就已有他此后钟情此项事业的痕迹。常江的诗作非常讲究押韵、对偶，多是对仗精妙的排比，能令人感到一种古典美的味道。仿佛是有血脉的遗传，好像是带着祖辈的基因，他忽然把楹联研究当成一种事业绝不是偶然的。
相知之后，我也曾肯定地说过：“常兄，你在填写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项空白啊！”
此后他多年的所作所为，与一大批有志者在一起努力，的确是改变了中国楹联的历史命运，开始奠定了中国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就在那次活动分手不久，我便收到了常江寄给我的《八小时之外》这本杂志，杂志中刊登了常江撰写的文章题目是《联海泛舟》。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常江说：“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假如有哪个部门设立，或由爱好者发起，成立‘中国楹联研究小组’，对发掘祖国这一文化遗产、丰富群众业余生活，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我知道，常兄行动了。
接着，一本接一本散发油墨香味的《楹联通訉》由千里之外的青海寄到云南我的手中。
这是一本用钢板、蜡纸、手刻的油印小刊物，前几期的字迹完全是常兄的手笔，所刊内容专业水平极高，稿件来自天南海北。
有个细节令人难忘，给我寄刊物的信封竟然是用别人来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反过来重新粘好邮出的。可以想见，常江兄为办此刊在经济上的投入了。
还好，从《楹联通訉》第五期起，邮寄地址不再是“青海野外队”了，后变为湖北、广东、内蒙古、湖南、河南、山西各省联友的地址。
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可以看得出来，常兄的愿望已经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楹联爱好者的广泛行动了。
1984年，常江和我先后调入部下属单位，均成为所谓“作家”了。不同之处是常江兄在母校学院兼任教职，而我在河北某小城从事创作，环境改变后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就更深了。虽然学识有限我没有多大能力参与其中，但是我始终关注着常江从未停止的楹联事业。
同年11月5日，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楹联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参加了在什刹海畔中国文联“文艺之家”举行的成立盛典，并经常兄介绍成为中国楹联学会首批会员。
在成立大会会场上，我见到了爱新觉罗·溥杰、王力、钟敬文、魏传统、马萧萧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学者，听到了各主管部门热情祝贺的讲话，更见识了常江兄像服务员一样迎来送往、跑前跑后忙碌的身影。学会首届领导分工、常江出任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干活儿的、跑腿儿的，我年轻，就该干这个。
十多年后，中国楹联学会已成为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法人团体，指导、参与了多项海内外文化活动，我才有幸读到刘太品先生回忆当年的文章《联海泛舟第一浆》，才知道了1984年学会成立前的常江兄的感人举动。
刘太品写道：常江认为“新成立的楹联学会，决不是一盆羹，要由筹备者、出力者瓜分。常江主持领导层的人事安排，筹备组里他只安排推荐马萧萧、顾平旦为副会长，自己当秘书长。”
事隔多年，刘太品仍赞叹：“本文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学会成立之际，常江先生所表现出的高风。如果说，在筹备阶段，他以奉献精神赢得人们赞誉的话，此时他的谦卑更能显示大家的风范！”
从油印刊物到广结联友，从史料收集到自成学科，为楹联事业发展百折不回，为成立学会呕心沥血，常江为此的付出和贡献有目共睹。
2006年《中国楹联报》在北京召开创刊20周年纪念会时，会议主持人说“请楹联学会创始人之一、名誉会长马萧萧先生讲话”之后，年过八旬的马老缓缓站起来，第一句话便说：“中国楹联学会真正的创始人不是我，是坐在我对面的常江。”
毫无疑问，常江实现了发端于青海高原地质队简陋小屋中的梦想，中国楹联现在已经摆脱了诗词附庸的角色，另立起一座中华传统文化殿堂的光彩夺目的门户。
对于楹联中的高深学问，至今我仍只能称是个门外汉。但是对于八旗子弟佼佼者常江兄的努力，我敬佩诚服。
就在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不久，我写了篇题为《他在填写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页空白》的纪实文章，刊载于北京的一流行杂志上，记述的就是常江早期奋斗的史实。
文末我写道：“有理想有抱负又能吃苦的中年知识分子，是中国无数文艺人才汇成的江河中的主流！”
古语云：“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我与常江兄三十余年的交往总感觉有命运相似、本色相通的气息。我的老母亲在世时，逢年过节，常江夫妇曾多次提着点心盒登门拜望，言语暖人，礼数周到。
连我母亲都对我说过：“我看人家常江不单是咱老北京人，恐怕也是旗人呢？”
常江夫妇的长辈偶染时疾，我也会赶去问候，常宅老人也夸过我们：“你们哥俩呀，胜似亲兄弟。”
常江兄的书房里，悬挂着他最喜欢的格言：“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也正是我信奉的处世理念。
相处长久，令人惭愧是常江兄治学之严谨、读书之勤奋、学识之广博，这是我难以企及的。
许多人都知道常江在楹联领域掌握史料最齐全，藏书最丰富，可是很少有人了解他从“抄书”开始的学术经历。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他诗名远扬时，他就已经对楹联开始痴迷了。听人说清朝有一本联书，书名《楹联丛话》，属古本线装书，民间难寻。
当时他工作的单位驻地在离西宁市六十多公里的一个公社，交通闭塞十分不便。
1979年夏，常江到省城西宁出差，便特意跑到青海省图书馆古籍部打探此书下落。
他出示证件、仔细说明迫切需要的心情后，管理员从库房拿出一本厚厚的线装书，一边掸着书上的尘土一边说：“这书好像从来也没有人借过。”
常江捧在手，三分激动，七分惊愕，此书正是《楹联丛话》，清代学者竟能整理出这么厚重的书。
古籍是不准借出的，逐页照相是花不起钱的，常江当时就决定：抄！
此后若干个星期天，他都从湟源奔到西宁到省图书馆去抄书。中午图书馆休息，他就到附近小馆吃碗拉面，等刚一开门又回馆抄书。后来管理员都被感动了，中午也允许他随时进入，抄书的进度就更快了些。如今，在常江偌大的书柜里，清代、民国、当代的各个版本《楹联丛话》都已有收藏，然而一部“手抄本”永远是他的珍爱。
常江说：“清代梁章钜、梁恭辰父子的《楹联丛话》和续话、三话、四话，以及《巧对录》、《楹联剩话》等着作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梁章钜父子是大师级的人物，在中国楹联发展史上，无论对他们的着作给予多高评价都不过分。”梁章钜父子其他着作发现之后，常江也是抄下来的。
到西宁的时间总是有限，象抄《巧对录》这本书时，常江已改进了方法，拿着录音机录读，回家后再整理成文、装订成书。
录读也有乐趣，常江回忆说：“经管理员同意后，我坐在楼梯口，手捧《巧对录》，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随着磁带缓缓地转动，古人巧思妙语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我心中不断涌出莫名的喜悦……”
真是高山流水凌云志，清风明月我心知约！
常江兄爱书、藏书之好在圈内是有名的。
我写作长篇小说《天涯破谜记》时，涉及到清末的某些史料和文物知识，凡不懂处到常兄府上必能有解。
他不是只是助人为乐，简直是倾囊而出。为了解决我对古磁器的几句述说，他竟然极其认真带着我去见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而史先生也是菩萨心肠的人，认真为我详解其惑。我的长篇小说获得“中国首届满族文学奖”，全靠了常江兄在资料方面予以鼎力相助。
北京一大批书店的行家都认识常江，比如中国书店总店雷先生、来熏阁书店王先生、海王村书店孔先生等等，书店凡进有楹联方面的古籍珍本，都会通知常江先来选购。就因为有了这些朋友，他曾花六十块钱买到了一本《古今联语汇选》。
1987年夏天常江以五百多元购得了全套二十余册民国版的《古今联语汇选》，着实让他高兴了许多天，更感觉自己与楹联有天赐机缘。常江认为，要把楹联研究创立成一个学科，至少应有一部通论，一部词典，一部史志，一部资料集成，还要有一部书目。
至今，常江与中国楹联学会同仁们在论、典、史志、资料集成方面均已做出极大努力，一个新学科必将横空出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联在群众中的普及也是日新月异。楹联学会参加或主办的大型征联活动，每次都有海内外数十万人参加，也是佳作迭出。
由常江、大山、孙小梅主持的连续七集的专题节目《佳联趣对贺新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更使楹联的宣传和普及达到了一个高峰。只有书目一项，仍是没有完成的课题。至今常江个人已收藏的明清联书六十余种，民国联书一百余种，当代联书两千余种，甚为粲然可观。
有一天，常江忽然想到一个令自己不寒而栗的问题：“百年之后，我的藏书将是何命运？”于是，他开始新的设想和思考，要建立一座中国独有的“对联图书馆”。
他说：“对联是我们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对联图书馆肯定会有鲜明的特色。”
然而这只是设想、策划或呼吁，建馆的一系列难题，诸如资金、馆址、设备、人员、规划、藏品……并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
常江依然自信，在全党全民心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今天，一些有识之士肯定会走上对联文化新舞台，和我们一起打造对联图书馆这个崭新的实体。
这个目标，并非指日可待。于是常江和有着同样心愿的楹联学者郭华荣定了一个“生死文书”。
常江说：“假如我在他之前离开人世，我的所有对联藏书将交由他保管，日后请他如数送到对联图书馆去！
如果他保存有困难的话，请我的家人精心保管好这批资料。这句话，算是预立的遗嘱吧！”
真正的勇士总是这样，为追寻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真正的爱国者总是如此，为民族振兴遇百难而不挠。
成其昌是常江的真名实姓，他的曾祖成多禄也是忠心报国，握笔一生，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诗行是：“病起灯无焰，吟成笔有神。独留松柏意，奇气总轮回……”
成其昌兄的“遗嘱”，仍显我当代八旗子弟之忠诚雄风。
白山巍巍，黑水泱泱。八旗子弟的风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光彩！
二十三、
每当回首往事，我总是不禁汗颜。因为性格所致，或由于年轻幼稚，忽视了不应该忽视的某些人生细节，错过了不应该错过的机遇，甚至得罪过不应该得罪的人。然而我始终相信，只有坦率真诚地待人，只有不以利害划分的友情，才属于人间正道。
我充任所谓“作家”整十年，拿着国家的工资写作，写什么的确要凭良心。
我的那位年轻的作家朋友以报告文学作品着称，他说过的一句话让我终生受益，践行至今。
他说过：“要用心去采访。”如此言，如此行，故而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在社会深受好评。
我虽不及此兄弟，却一直用心采访，用心写作，虽说最高只得过一项“中国满族文学奖”但也是心慰知足矣。
在十年的“作家”生涯中，我曾跑过中国二十余省，真心诚意地采访过千余名基层的干部职工，写出了百余万字的作品，更结交了一大批天南海北的朋友。
许多次难忘的采访经历告诉了我一条真理：人生在世，在平凡中创造高尚，在劳动中坚持理想，在困境中展现坚强，在绝望时依靠情商，你就一定能让生命的奇迹出现。
我时刻告诫自己，山沟里的那段日子不能忘，被他人误解的日子也不能忘。不要忘记你走过的那条路，从哪里来又到何处去。
不要忘记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世间能称友者必相知。
利益和权势不能结交真朋友，让友情持久的只能是信任和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