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琢磨许世友同志的《我在红军十年》一书的后记，屋里突然响起了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李永春同志拿起电话爽快地答应道：“好！”然后放下电话，高兴地对我们说：“快走，许司令叫我们过去一趟，可能老头又想起什么大事了。让我们加到这本书里！”我们的车子很快开到了许司令的住处，大院里种满瓜果梨桃，丝毫不见将军府的气势，倒是很像农家的田园。赵凤奎秘书笑着向我们介绍说：“这里成了首长的试验田啦！”这时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我们抬头一看，来人正是许司令，他的后面跟着聂凤智副司令。许司令递给我们每人一张6寸照片，并用红铅笔在背面写上了“许世友近影”，他说：“这是我在上海新建的延安饭店12楼的平顶上照的，给你们每人一张作个纪念吧！走，我们到会客室去！”
许司令这一天似乎格外高兴，进了会客室刚一落座，就大声地说“我写回忆录的目的，是宣传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宣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传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全力支援，宣传军民、军政和官兵之间的血肉情谊。在构思这本回忆录的前前后后，我的心目中总是直立着三个高大的形象：第一是党、第二是人民、第三是战士。我经常翻来复去地想，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像我这样一个究境贫寒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很难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我们的革命斗争也早就失败了；这里，党的正确领导是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今天，我就讲讲我在党的领导下同张国焘三次斗争情况 。第一次，是在豫东南，那时斗争是很艰苦的，这小子有些挺不住了，嘴里天天叨咕‘谈判’、‘谈判’幻想通过谈判来解决战争，叨咕得让人心烦。有一天我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当他面我就说‘屁的谈判，屎的谈判，把机枪架起来谈判！’他听了很不高兴，愣愣地看了我好半天，没说什么。那时候，在我们四方军没有几个人敢这样顶撞他，我这人就是不听邪！第二次是在四川打万源，那仗打得有些吃力，他又有些挺不住了，在电话里竟吓得直哭，抽抽答答地问我‘大面山—能不能—守住啊？’我当兵这么多年，头一回听红军的人在战场上哭，他妈的，那个难听劲呀，就像是寡妇死了独生孩子一样，哭得伤心，哭得绝望，我听了这个生气呀！仗打得正来戏，他却在那里嚎丧，多不吉利？这样的小白脸能干什么？当时，我他妈没好气地回答：‘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你放心，我保证人在阵地在，人不在嘛，那可就不知道啦！’”许司令说到这里，纵声大笑起来，笑完，他高声喊道“拿酒来，每人先干三杯”。
许司令自己先干完了三杯，然后接着说：“那天的仗打得有趣，我当敢死队长，带着队员往上冲，头上顶着桌子，身上裹着潮湿的被子，手舞着大刀。我被敌人从寨墙顶上一杠子打了下来，战士们看我负伤，一个个像疯了似地往前冲，一下子就攻了下来。我昏迷了两天两夜，醒后虽然浑身疼痛，但心里却感到舒坦得很，咱们不但守住了大面山，还把敌人的山寨堡垒打了下来。战士们看我醒了，都高兴哭了，张国焘这时反倒不哭了，冷冷地看了看我，啥话也没说，就要回去睡觉，一点战友情也看不到。我狠狠地冲他的背影骂了一句：‘臭娘们’，他假装没听见，回帐篷了！”
这时服务员摆上了桌子，许司令见到酒菜，兴致一下又提高了许多“拿大碗来！用杯子喝总像闹着玩似地！”
干完了一碗酒之后，许司令接着说：“第三次是1936年的10月，张国焘到了延安就跑了，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全党全军开始了揭批张国焘的斗争。起初，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把我划到了张国焘那边，审查我！有一天上午，毛主席来到我身边，微笑着说：‘张国焘的错误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他还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站出来参加揭批张国焘的斗争。那小子的坏事我知道不少，分裂中央，散布投降情绪，霸占女文工团员，一句话，不够个好汉子！我与他和不来，我看不上他。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他寡妇哭丧似的熊样，我就想笑，那是革命者的样子吗？啊？哈哈哈哈……”说到这里，许司令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