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权贪财，身败名裂年羹尧从一个大功之臣而落得身败名裂，直接的原因便是他居功自傲、擅权不法。其实作为臣子，“功”是皇帝给的，说你有“功”便有“功”，说你有罪就有罪。倘若以为有“功”在身便不可一世，便是犯了一种低级错误。虽然年羹尧对雍正一直是忠诚的，但其所作所为，却令雍正不可容忍，在封建时代最重名分，君臣大义绝不可违，做臣子的必须遵从为臣之道，不可做出超越本分的事情。而年羹尧恰恰在此问题上出了差错。
年羹尧是清朝雍正的亲郎舅，早在雍正即位之前，年就已为他效力多年。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与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短短十五天里，大进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风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他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的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使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同时，年羹尧还大力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年羹尧在培植私人势力方面也不遗余力，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回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三恳求引见，力举其人可用。
另外，年羹尧还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谒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恃，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当时，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轼，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依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条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雍正下诏说，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