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庭，孩子可能更亲近妈妈，可是在花姐家，圆圆喜欢爸爸远远多过喜欢妈妈。
辞职回家之后，大黄把原来花婶的房间收拾了出来，拾掇成了一个木雕工作室。往后，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在这小小的工作室里度过的。圆圆也喜欢待在这里，她喜欢看爸爸聚精会神雕木头的样子。但大黄并不总让她如意，圆圆有作业要写，而工作室的光线并不好，圆圆总被赶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
她总是想方设法进来“骚扰”爸爸，一会儿给他端杯水来，一会儿塞一块糖果进他的嘴里。
时间步履不停，圆圆一天天长大，岁月的痕迹也逐渐爬上了大黄的面孔。长期的伏案工作还带给了他顽固的颈椎和肩周问题，以至于他总得时不时用长满厚厚老茧的手捶捶这里、敲敲那里，而他的贴心的小棉袄也会尽己所能地帮爸爸缓解疼痛。
一眨眼，圆圆小学毕业了。
在去哪所中学就读的问题上，花姐和大黄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作为一个经过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的手工艺者，大黄并不迷信文化程度。在他辗转各个行业只为讨口饭吃的年代，他见过各式各样的活法，他丝毫不觉得无法出口成章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在他看来，做事情，一件一件，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做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文凭，又能说明什么呢？
实际上，涂大师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摆上了专门的柜子展示大黄的作品，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向那些求购者推销大黄——大黄已经是涂大师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是业界小有名气的新星了。大黄的成就，无疑最能证明“读书并非唯一的出路”。而且，圆圆喜欢木雕啊，她那么喜欢看大黄工作。大黄可以教她，未来让她继承衣钵，有什么不好呢？
大黄见过不少涂大师作品的求购者、追逐者。作为涂大师唯一的徒弟，他少不得被他们请去吃吃饭喝喝酒。这些活动，涂大师向来是不参加的，但大黄却是无法推托的。说心里话，他不喜欢他们。比起坐在山珍海味旁陪着笑，他觉得很多年前在小学的操场上清扫落叶，时不时帮孩子们把跑远了的足球踢回去，更快乐。
安安静静地坐在工作室里慢慢地精雕细琢，时间就像瀑布一样一眨眼就不见了。可是坐在觥筹交错的餐桌前，时间却仿佛不走了。在静止的时间里，还要调动脸上的肌肉做出笑的表情来，即使自己完全不明白在笑什么。
大黄对圆圆的希望，就是她能快快乐乐地成长。现在不要以后也不要，像他这样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再说点什么的话，那大概是一种关于职业的模糊界定。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必须要借助主观来评价好坏的工作，比如画画、比如搞音乐、比如写文章、还有他所从事的木雕工作——精美与卓越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对作品的评价是“好”还是“非常好”，要看有没有人追捧，所以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作者处世能力的影响。
但是世界上一定也有可以完全客观评价的工作。虽然大黄对别的领域知道得不多，但是，在他看来，比如说医生、工程师、设计师应该就是这样的行业。大黄希望圆圆长大以后能从事这样的工作，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必浪费精力在不必要的复杂关系上。
当然，职业的优先级远远低于圆圆的喜欢。只要是圆圆喜欢做的事情，爸爸都一概无条件支持。作为一个疼爱女儿的爸爸，最重要的是她开心。能自食其力、开开心心地活着，就够了。
花姐的想法，显然完全不同。她倒不介意女儿未来是成为画家、作家，还是设计师、建筑师，或者律师、医生、教授。这些都不是她在意的问题，她只在意一点——那就是圆圆要去上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以后的工作是坐办公室，是光鲜亮丽的，能让她脸上有光。
豇豆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这所中学曾经包容了花姐不上进的中学时代，而今却被花姐狠狠地盖上了“差学校”的戳。它确实不是什么好学校，很普通的、因为需要而不是因为理想而存在的公立学校，很按部就班的、懒懒散散的教职员工，它连个省重点都不是。
所以，当大黄说起让圆圆就近走读，吃住仍在家里的时候，花姐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按照花姐的话说“那鬼地方前门全是饭店，后门全是网吧，连个书店都没有”，“在那儿不学坏就怪了”（在这一点上，她自己倒是颇为“以身作则”）。花姐坚持要圆圆去冬瓜城的“省重点”就读，虽然那儿也不能初中直升高中，但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肯定要好得多。
“可是圆圆还太小，让她住校我不放心啊！”大黄忧心忡忡地说。
“那没办法，现在的孩子都得早早开始锻炼独立生活能力。”
“在家附近读完初中，高中再去城里住校不行吗？”
“不行！那时候就晚了，基础一旦落后，想追上去就难了。”
大黄被说得哑口无言，见他这样，花姐的口气也软了：“到时候我们可以经常去看她呀，周末也可以接她回家。实在不行的话，到学校附近租个房子陪读也行呀！”
花姐的话说得有理有据，而且斩钉截铁。以她一贯“一家之主”的作风来看，圆圆要离家“远征”这件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做决定容易，实施起来却很复杂。
为了把圆圆弄进名校，花姐和大黄费了大力气。这个家庭已经家道中落太多年了，花姐的毛爸爸在世时的关系也早就指望不上了。而大黄的那些朋友尚还停留在赤裸裸的利益往来阶段，为了办成事，只好一趟一趟地跑，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托关系，用金钱搭建速效的办事通道。
花姐有残疾，一直以来都不喜欢抛头露面。大黄呢，虽然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但也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承担了主要工作。绝大多数时间，他们只是送出了礼品，再被像皮球一样踢给下一家，再送出去一份价值不菲的礼品。他们像被一层一层剥掉壳的竹笋，那些脆弱的壳是花姐一个饼一个饼、大黄一刀又一刀慢慢搭建起来的。
虽然道路曲折，但圆圆勉强得以在重点中学有了一个座位。
然而开学之后，他们才得知还有一个叫“学籍”的鬼东西，如果没有学籍，就只能算是“借读”，到时候还得回到学籍所在地去参加考试。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考个试——要是因为考试前辗转奔波影响了发挥，那就太不值当了。
大黄这一轮的奔波才刚刚结束，花姐又下达了最新的指示，无论如何都要搞定圆圆的学籍问题。而她唯一的战士，大黄，只能只身再次杀向迷雾遍布的征途。
等到学籍的问题也搞定了之后，花姐刚刚流下了欣慰的泪水，而一旁的大黄因为急于告诉花姐这个好消息而一口气跑回了家仍然在大口喘着粗气。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圆圆的班主任打来的，因为圆圆的单元小考一塌糊涂，所以班主任提出要和做父母的谈一谈。
花姐和大黄又赶紧往学校杀去，战战兢兢地敲开了教师办公室的门，一眼就瞥见自家的宝贝女儿坐在椅子上抽泣。大黄一个健步冲过去，就把宝贝女儿揽在怀里只顾着问“怎么了？怎么了？”，倒是花姐还记得去跟老师打个招呼。
新决定是陪读，马上开始找房子、租房子、搬家。花姐他们下手晚了，离学校近的只剩下特别贵的大房子，他们负担不起。只好找了个离学校远的小房子，委屈圆圆每天上学放学多走点路。
是花姐陪还是大黄陪，这又是新的问题。
最初决定是花姐，她的生意反正也是流动的，在哪里都能做。租的房子不远处就是个大的农贸市场，一整天都挤挤攘攘的，而且花姐去转了两圈，没谁买跟她一样的饼——算是个蓝海市场。刨去照顾圆圆饮食起居的精力，要是有闲工夫，她还能再找个学校门口摆摆摊，附近的小学校可不少。
其实，一开始大黄是毛遂自荐的，毕竟这么多年来女儿是他一手带大的，交给花姐他也不放心。但他的木雕工具、半成品和作品需要一整个工具间来装，租的那个小房子根本没法同时容纳他和圆圆两个。
为此，大黄只好退让了。这成全了花姐的私心——对于女儿和自己不亲，她不是没有感觉的。这番亲密相处，应该会使她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起来吧——她这样天真地想着。
所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花姐带着她的谋生工具们，放弃了熟识的路线、熟悉的老主顾们，为了女儿，杀上了新的旅程。她是能干的，也是吃得了苦的，“老字号”韭菜饼的香味也是经得起考验的，花姐逐渐在新的地方站稳了脚步。
圆圆的学习成绩也开始好转。小学时，数学是她的强项，在小升初的考试里拿了接近满分的成绩。可是，初中的第一次数学课的单元小考，她居然连及格线都没有通过。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一开始对她是很抱以期望的，于是马上联系了她爸妈。
花姐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女儿并非在“成绩提高”，而是“逐步发挥出了真实的水平”。对圆圆，她总是这么有信心，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圆圆都没让她真正失望过。
初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在80个学生的班级里，圆圆考到了第15名，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数学卷子最后有一道压轴题，全班只有3个同学答出来了，圆圆就是其中之一，她为此很是高兴。
但是，这些对于花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花姐已经在菜市场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在她旁边开店卖包子馒头的牛大六就有个女儿去年才参加了高考，因为一分之差第一志愿被撞档只好进了一个“破烂大学”。花姐可不愿意自己有朝一日像牛大六那样摇头晃脑地叹气。第15名？开什么玩笑？必须得是第1名！3个同学中的1个？那怎么够？必须得是唯一那个！
花姐发挥所长，把她听到的“素材”添油加醋之后“倾倒”给圆圆。可怜的圆圆，以前还有爸爸大黄给她遮点儿挡点儿、插科打诨岔开话题，现在就只能任由花姐的“人工降雨”砸在自己的小耳朵、小脑袋上。
初中低年级时，学校每周上五天半课，周一到周五，外加周六上午。每周有一天半时间放假，周日晚上要返校上课。这并不完整的一天半时间，就是圆圆最快乐的时间了。要么妈妈会带她回家，要么爸爸会来看她们俩。在久违的家里，或者在狭窄的出租屋里，一起吃一顿大餐，拱进爸爸的怀里撒撒娇，就是她的快乐了。
好不容易见到了大黄，花姐自然也会有许多的抱怨、许多的牢骚要倾吐，不过没关系，圆圆在自己的耳朵上安装了“选择性透过膜”，就当做听不见那些话好了。
就是这样，三口之家的关系实现了表面上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