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就要离开伊拉克，可以把人关时的遭遇补叙一下了。现在发表这篇日记，不会再有横生枝节的危险。
那天入关前，我们的车队在约旦与伊拉克之间的隔离地带停留了很久，为的是最后一次剔除带有以色列标记的物件。
伊拉克给我们的签证上写着，如有去过以色列的记录，本签证立即作废。我们只好冒称是从埃及坐船到约旦的，以色列方面也很识相，没有在我们护照上留下点滴痕迹，给我们的是所谓“另纸签证”。这样一来，消灭行李里的以色列痕迹成了头等大事，因为谁都知道，伊拉克边关检查行李很苛刻。只要有一个人露馅，全队都会遭殃。
终于到了伊拉克边关。我们的车在一个空地停下，交上有关文件，就有两个人出来，互相争论着我们的停车方位，争了半小时还没有结果。我们听不懂，只看着他们的指手画脚，后来也就不听不看了，懒洋洋地坐在水泥路沿上，告诫自己转换成麻木心态，决不敏感，也不看手表。
两个小时之后，出来一个人，说我们应该换一个门，于是我们上车，开一大圈，换一个门。这个门两边有几十米长的水泥台，想来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但没有人理我们，周围也没有其他旅客。
好不容易来了两个人，向我们要小费。不知他们是谁，又不敢不给。给了些美元。
又过了两小时，再来两个人——这儿我要赶紧说明，一次次过来的人都不穿制服，分不清是旅客、流浪汉、乞丐还是海关官员——要我们每人拿出摄影机来登记。
总算来事了，我们有点高兴。十几台摄影机堆了一堆，由他们登记牌子、型号。完事后好半天，又没消息了。
中间又有人来要小费，给完再等。
等出一个大胡子中年人，说要把刚才登记的摄影机再检查一遍。于是重新取出交给他，他每一台都横看竖看好半天，对小型的傻瓜机特别感兴趣，估计是觉得更像间谍工具。他走后又毫无动静了，大家一次次上那间脏得无从下脚的厕所，故意走得很慢，想打发掉一点时间。
盼星星盼月亮，又盼出三个人，要我们把所有的手机都交出来。我们以为是检查，谁知是全部封存。他们拿来一只旧塑料袋，把一大堆手机全部装进去，说离开伊拉克之前不准拿出来。边说边从地上捡起一根小麻绳，把塑料袋打了死结，又焊了一个铁丝圈。
接下来检查其他通讯设备，当然很快发现了我们所携带的海事卫星传送设施。他们搞不懂是什么，请人去了。很久，请来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对那设备琢磨了好半天，终于取出焊封，用铁条把它封死了。
这比什么都让我们心焦。因为这样一来，每天拍摄的内容就传送不出去了，又失去了任何联络的工具，等于摘取了我们的器官，解除了我们的职能，那还有什么必要进去呢？
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天色已暗，还没有放行的消息。我们原想在天黑之前赶完六百公里的“死亡公路”，现在竟然还没有出发……正愁得捶胸顿足不知怎么办才好，见又出来了人，要我们再换一个门。
我们忍无可忍开了一圈，回到上午来时停车的门口。这次倒是很快过来三个人，要我们打开后车舱的门，准备检查行李。看样子，前面折腾了我们十几小时的那批人下班了，他们是一批刚刚上班的人，一切从头开始。
既然已被剥夺了工作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何况我们是外国人。先是辛丽丽小姐用高声调的英语要他们回忆一天来我们的经历，对方正奇怪一个小姐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
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小姐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铁青的中国男人。
三个人退后两步，想解释又噎住了，终于低头挥了挥手，居然就这么通过了。
以后的事情已经写过，需要补充的仅是一项：我们的技师谢迎仔细研究了海事卫星传送设备上的焊封，发现隔着封条仍能拨号。传送天线在车顶，怕发送时引来监视，就把车开到中国大使馆内的空地上。可惜使馆离我们住处太远，因此经常把车停在路边做等人状，完成发送任务。这种做法活像间谍，却保证了凤凰卫视的每天播出。我的这篇日记，三小时后也要用这种方式传回北京和香港。
我想，一切防卫都会有自己的理由，但当极度严密和极度低效、极度无知、极度腐败连在一起的时候，实在令人厌烦。如果这一切又严重地伤害了本来有可能为他们说点话的客人，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我真为他们可惜。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