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最后一期,对于学生来说,就意味着是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按照政策的说法,每一届的学生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读高中,另一种选择就是读中专。考上中专是国家包安排工作的,正好还可以赶上最后一次国家的福利。
要么就选择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当然,考上大学也是包分配工作的。
无论是农家的孩子或者父母,都有这样的期盼,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中专,这样就不用再回到家里过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当某村有人考上了中专,就如“范进中举”一样,一定要放鞭炮庆祝,或者请上一顿酒席。
也有不让自己的子女读中专的,一般也有两种,要么就是学习成绩非常拔尖,对高考期望更多,要么就是家财丰厚,一届考不上,再复读几届,总是能考上的。因为考上大学,比考上中专,分配的工作待遇是不一样。
八九十年代,能考上大学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谁家的孩子要是考上了大学,全乡皆知,甚至于全县皆知。如果是重点本科,至少还要请上村里的电影放映队来放上几场电影,以示庆祝。
于是父母就常常会引用为典型案例来说教育自己的孩子,看看,谁家的孩子那么争气,考上了某某学校,看你这样子,成绩这么差,你以后怎么办?
虽然说父母是操尽了心,但是对这群无知少年来说,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该玩的就玩,该上课的就上好课,至于违反学校的规矩敢胡作非为还是不太多。
不过还是有件事情给爆发了。
那天学校有节体育课,到了初三体育课基本上不上体育,只是形式上做下体操,然后就是自由活动。吴永军不知道从那里搞了一副扑克出来,于是叫上了吴时杰、谢东东三个人一起去后山打牌。
这乡镇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后面就是一片大山,随便找棵树荫底下,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事情被谁告发了,于是报告了班主任,而班主任正好又是吴家村的。初三毕业生,还在学校打牌,这还得了。
吴时杰和和吴永军不知道要怎么办,只知道事情搞麻烦了,吴永军说:“要不我们先躲一下吧,先不去学校露面,反正也就要毕业,应该也没有什么事情。”
打牌是吴永军提出来的,按道理说,他是首犯,如果要处罚,他最严重。
谢东东胆子大一些,说:“大不了罚跪吧!怕什么”。
吴时杰觉得还是吴永军的方案好,先躲上一躲,看看再说。
罚跪这种惩罚,吴时杰只试过一次,就是跪在地上,但是对吴永军而言,是尝试过好几重境界的。学校校主任姓王,叫王坚,学生们都叫他王老虎,人长得牛高马大,一米八零的身材,一副瘦削的脸,他不但发明到了罚跪,还发明了一种叫做“挂腊肠”的方式,就是脚朝天、头顶地,贴着墙壁,不能掉下来。
吴时杰担心的是,在校三年,一年是好孩子,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这次一犯,就是大错误,学校会不会把自己开除了,还有最怕自己的父亲知道。
吴时杰的父亲,叫做吴仲书,是个五十年代的老农民,没有读到书,没有读书的原因不是人傻读不进,而是不让读。吴仲书的家庭往上只要数一代意味着很多的福利是没有的。
吴仲书原本是五兄妹,但是前头一个姐姐和哥哥都没有养活,死了,吴仲书就成了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而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吴时杰的祖父又长年在外面工作,这样家里只有吴仲书和老娘在家,弟弟妹妹年纪小,干不动活,村里的人就会有嘲讽说:“不干活,白拿工分,谁养活你们。”
吴仲书一怒之下,十六岁就挑起这个家庭的担子。
吴仲书跟人学了木匠,那时没有机械自动化,学木匠全是力气活,对于农村人来说,力气不是问题,吴仲书几十斤的斧头拿在手里,抡得满飞。
有一次在暑假,正好是农村的双抢季节,吴时杰猫在家里不想去干活,吴仲书一生气,直接一耳光把吴时杰打在房墙上,吴时杰只觉得咕咚一声响,就倒在地上,爬起来发现脸上全是血。
所以吴时杰一想到吴仲书那双粗糙的手,就心里发自内心的害怕。
当吴时杰一听吴永军说,先躲一躲,是完全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