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英国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生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整整三代人。毛姆一生至少创作了五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寻欢作乐》和《面纱》，以及150多部短篇小说，30多个剧本，还有不少的游记和自传性质的书。毛姆是20世纪英国小说界为数不多的几个雅俗共赏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虽然未受到学术评论界太多的关注，但是却流行世界，影响深远，引起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读者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经久不衰，大有与日俱增之势。
毛姆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父亲是名律师，受雇于英国驻法国大使馆。毛姆在法国度过了他的童年，从小就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1897年，他因染上肺病，又被送往法国南方里维埃拉疗养，开始接触法国文学，特别是莫泊桑的作品）。父母死后，1884年他由伯父接回英国送进寄宿学校读书。对于年幼的毛姆来说，英格兰是个灰暗、沉闷的陌生国家。毛姆的少年生活是凄苦的，他贫穷、寂寞，得不到至亲的关爱，口吃的毛病使他神经紧张，瘦弱的身体使他在同学中间低人一头。1891年，他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学医，次年回伦敦在一家医院就医，实习期间曾到兰贝斯贫民区当了三个星期的助产士，这段经历使他动了写作的念头，其早年的学医生涯及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他的影响都反映在他1897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兰贝斯的莉莎》中。这部写贫民窟女子莉莎悲剧性结局的小说受到批评界的重视，特别是得到当时颇有名气的艾德蒙·戈斯（1849—1928，英国诗人、批评家和传记作者）的赞扬，使毛姆决心放弃行医，从事文学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欧洲战场救护伤员，还曾服务于英国情报部门，这些经历又为他以后写作间谍故事提供了素材。毛姆一生喜好旅游，足迹所至遍及印度、缅甸、马来亚、中国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和法属岛屿，他还到过俄国及南北美洲。1930年以后，他定居法国南部的海滨胜地。在这段时间里，毛姆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1948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和评论文章。鉴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功，五十年代牛津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女王也授予他“骑士”称号。毛姆于1965年病逝，终年95岁。
毛姆一贯主张写自己的亲身感受，从不写他不熟悉的人或事物。他说任何有理智、有头脑的作家都写自己的经历，因为唯有写自己的经历时他才最具有权威性。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短篇小说巧匠、优秀的长篇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散文作家和自传作者，毛姆的文学成就就是他漫长曲折、阅历深广的一生的忠实反映。在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它的社会功用方面，毛姆与他同时代的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这些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们有所不同，后者将小说作为揭露时弊、阐述思想的工具，并以此来达到实现社会改良的目的。毛姆更多地是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常常是以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人生。毛姆对于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并不十分感兴趣。他认为，作家在戏剧和小说中不应该灌输自己的思想。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娱乐，当然也可以有教谕的作用，但是如果文学不能为人们提供愉悦和消遣，便不是真正的艺术。因此，毛姆更关心的不是内容的深化，而是情节的冲突。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和剧本中，毛姆执意寻求人生的曲折离奇，擅长于布疑阵，设悬念，描述各种山穷水尽的困境和柳暗花明的意外结局。他说他的基本题材就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个人戏剧”，这种戏剧性毛姆认为是文学想要愉悦读者所必须具备的。
在毛姆这四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中，《月亮与六便士》尤其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和好评。该作品对理想与现实、肉体与灵魂、艺术与生活、文明或是世俗（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传统）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了深刻的探讨和剖析，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给人的思想和心灵以诸多的启迪。上述的这一主题是毛姆在许多作品中经常探讨的，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作者把它表达得更集中，更强烈，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从这一方面讲，我觉得《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创作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在我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本序中我曾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时至今日，它仍以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独树一帜，在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放射着异彩。”我觉得把这一段话放在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上，也非常合适。
虽然我们平时把毛姆归为自然主义作家，可从《月亮与六便士》表现的主题和创作手法上看，它倒更像是现实主义或是现代主义的作品。毛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的笔锋像一把解剖刀，对笔下的人物常常取的是一种医师、“临床”的冷静态度。在这部作品中，正是运用这一手法，毛姆对人的本性、人的自然本能以及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潜意识）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而荣格强调的是人的“集体无意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我觉得毛姆更多的可能是受到了荣格“集体无意识”思想的影响，因为他侧重的是对主人公原始的自然本能（也就是未受到文明和世俗浸染的本能）的分析。在平时情况下，这一“集体无意识”可能潜伏在人的内心最深处，当作家通过对主人公的描述把读者身上隐伏着的这一集体无意识召唤出来时，作品就会给读者以震撼。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之所以能给读者震撼，原因就在这里。
跟《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毛姆在这部作品中也使用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既在事内，又在事外；不同的是，毛姆的这个叙述者显得更冷静，更客观，更睿智，更偏重于在事外，更少个人情感（有时甚至对主人公抱着一种调侃的态度）。这样当作者拿着解剖刀在对主人公进行剖析，并对剖析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论时，就更容易让读者信服，更具有说服力。此外，这部作品是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为基础（作品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生涯与高更颇有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采取的是一种传记的写法，其情节和结构并不复杂，所描述的社会面和人物也不多，除了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和故事的叙述者之外，在英国主要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巴黎就是施特略夫和他的妻子，还有就是在塔西提岛跟思特里克兰德有过接触的几个人，狭窄的社会面和生活圈子更易于作者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做深入的解析，增加作品的思想深度。
对传统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是毛姆这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英国资本主义的这一传统，毛姆在作品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我认为良心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士，社会为存续下去所制定的礼规全靠它来监督执行。它是我们心灵中的警察，立在那里监督我们不要违反规条。它又是安插在自我意识中的暗探。人过于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过于害怕舆论对他的谴责，结果自己把敌人引进了大门；而良心就在那里监视着，高度警觉地保护着它主人的利益，把离群独处、标新立异的朦胧欲望扼杀在摇篮里。它逼迫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那条将个人拘系于整体的牢固链条。人让自己相信，大众的利益高于他自己的利益，结果变成了这个严厉主子的奴隶，他把这位主子高抬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就像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把御杖打在他的肩头一样，他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颇感骄傲。到了这一地步，对于那些不肯受良心约束的人，他便觉得怎么责罚也不过分；因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根本无力反对这位主子。当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对他的行为肯定会引起的斥责毫不在意时，我就像见到一个奇异的怪物，唯有惶恐地退缩回去。”
毛姆把思特里克兰德描写成了一个毫无畏惧的反传统的斗士，他在四十岁时幡然悔悟，毅然决然地永远离开了他的那个家，我们知道他原来的家庭——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简直就像是个资本主义传统的化身。他完全遵照着自己内心的声音，依照着自己的本能和其才能所指引的方向行事，把人们对他的看法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传统对他完全失去了效用。他就像是个身上涂了油的摔跤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给予他一种你羁缚不了的自由。所以，他的个性最终能得以张扬，才华得以施展。
这使我想起毛姆《寻欢作乐》中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女主人公罗西，可以说她也是一位反传统的女性。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贞媛淑女形象，她坦荡，率直，纯真，敢恨敢爱，没有做作和虚伪，身上毫无传统道德的影子。我们来看几段作者对她充满热爱的描写。
当别人说罗西是荡妇时，作者以阿申登之口给予了坚决的驳斥，说出了自己对罗西的认为和看法：
“‘你并不了解她，’我说，‘她是个非常单纯的女人。她的天性是健康和坦诚的。她愿意让大家快乐。她愿意去付出爱。’
‘你把那也称作为爱吗？’
‘哦，那么就叫它爱的行为好了。她天生多愁善感。当她喜欢某个人的时候，跟他一起睡觉，在她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从不会再去考虑别的什么。这不是道德败坏，不是生性淫荡，这是她的天性。她这么做，就像是太阳给予光照，鲜花散发出芳香那么自然。这对她是一种愉悦，她也愿意把这份愉悦给予别人。这对她的人格没有任何影响，她依然是那么真诚，纯贞，天真无邪。’
……
‘那么，她的丈夫为什么还要容忍她呢？’
‘我认为我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她不是那种能激起人们爱情的女人，她给你的是温馨和快乐，你对她产生嫉妒是荒谬的。她就像是森林空地中的一泓清水，深邃，清澈，你纵身跳入里面，那是一种天堂般的享受，它不会因为有一个流浪汉、吉卜赛人或是一个猎场看守人在你前面跳进去过，它的水就不清凉，不澄澈了。’”
罗西可以说是一个丝毫不去顾忌传统道德的女性。她用自己的天性和心灵去爱，在让自己得到愉悦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快乐。
《月亮与六便士》于1919年出版问世，这不禁又会让我们联想到我国当时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封建主义旧传统的五四运动，那时鲁迅发出了“礼教吃人”的呐喊，提出“打倒孔家店”“救救孩子”的震撼人心的口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月亮与六便士》看作是一部反对英国资本主义传统的宣言书呢？
市面上《月亮与六便士》的中文译本还不是很多。多出版几个译本便于读者进行比较，同时也会加深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因为各个译者在翻译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加进去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我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因为只有加进去译者自己的理解，作品才能变得生动，变得鲜活起来，就像演员扮演人物那样。
王晋华
于中北大学外语系
2017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