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封建家庭的罪恶更使他触目惊心：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人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憔悴以至于毁灭，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权威向着渴望发展的灵魂压下来，因而更加激起他的憎恨，并由憎恨封建家庭而憎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他期待着献出自己的一切以换取理想的新世界“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
他怀着理想走出了公馆的大门，几十年来不断接受人民的营养，写出了《家》《爱情三部曲》《寒夜》等辉煌的作品，以他的坚定的反封建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高尔基——曾是遭尽苦难的流浪汉
1892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一个历史艰辛，遭尽苦难的流浪汉终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时正值革命后的动荡时代，文学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思潮激烈斗争的复杂局面。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虽然在揭露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它却不能指出改造现实的途径，也不能正确表现历史主人公工人阶级的作用；而那些泛滥一时的颓废流派，则鼓吹悲观厌世、逃避现实，反映着没落阶级的情绪，完全与无产阶级相敌对。年轻的高尔基初登文坛就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创作道路的问题。
高尔基幼年便失去了父母，10岁就到“人间”独立谋生。他到处流浪，当过学徒、搬运夫、面包工、守夜人等，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亲身感以沙皇专制社会的丑恶腐败，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有深切了解。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激起他对光明和幸福的强烈渴望，也使他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作家要“启发人的真诚渴望，用它像锤子似的捣碎和摧毁生活的一种形式以便创造出另外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形式。”正是基于这种崇高的使命感，高尔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创作了一大批深刻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歌颂自由和理想、号召人们为新生活而英勇斗争的中短篇小说。这些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紧密结合的作品，体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充分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斗争情绪，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并为作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高尔基同时以作家和战士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斗争洪流。1901年3月，他在参加彼得堡学生游行示威，目睹沙皇政府镇压群众的暴行后，立即写出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在这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中，高尔基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借海燕捷如闪电、纵横无阻的英姿及其对“更猛烈的暴风雨”的呼唤，形象地概括了无产阶级高昂的战斗热情，预报了革命高潮的迫近。作品很快便在俄国各地大量翻印，不胫而走，在工人运动中起了极为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高尔基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沙皇警察机关的注意和监视。不久，刊登《海燕之歌》的《生活》杂志被查封，高尔基也被投入监狱，继而流放外地。反动势力的进攻不但没有吓倒他，相反却激起他更旺盛的斗志。1905年革命中，高尔基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发表演说，起草宣言，愤怒抗议沙皇军队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暴行，因而再次被捕。但反动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得释放了他。出狱后，高尔基又全力投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的创办工作，并首次和列宁见面，与这位革命导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5年12月7日，莫斯科工人由政治罢工发展成武装起义，高尔基满怀激情地迎接这一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多方努力，积极为起义群众筹集经费和武器，而他的住宅简直成了起义的据点和战斗的指挥中心。
经过革命斗争风雨的洗礼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接触，高尔基更加坚定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进一步明确了“为谁写、写什么”的创作宗旨。1906年，他在流亡生涯中写成了长篇小说《母亲》。这是一部“真正面向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书，它成功的概括了俄国工人阶级怎样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实际斗争而逐渐成长的过程，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成为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文献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尊基之作。
高尔基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也是自由和真理的英勇卫士，他的名字及其伟大的艺术作品永远奏响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凯歌声中。
π之父——祖冲之
月球背面有一座环形山。被称作“祖冲之环形山”它是以最早精确计算圆周率的中国数学家祖冲之（429——500）的名字命名的。
祖冲之，字文远，南北朝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源具）
人。现在我们常用的π值是3.1416，这个数字实际上比圆周率稍微大一点。远在1500年前，祖冲之就确定，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西方人在1000多年以后，才获得这样精确的π值。祖冲之还提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55／113，约等于3.1415929，与π的真值相差不到百分之一，称为密率。它是三十奇数成对写出——113355，再折两段组成，优美、规整、易记，日本数学家称这个数据为“祖率”。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他认真观测太阳、月亮和星星在天空里运行的情况，作了大量详细的记录。他发现当时所采用的《元嘉历》里有许多错误，并针对这些错误编制了一部新历法叫《大明历》。
《大明历》中改进了闰法，把《元嘉历》每19年7个闰月改为391年有144个闰月，使每220年误差一天改进为每1739年误差一天。为了改进因太阳在两个冬至之间位置有偏移而造成的岁差，祖冲之首次提出了历法中一个回归年（太阳在天球上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所需要的时间间隔）的日数为365，2428143日，一个交点月（月球在天球上连续两次向北通过黄道所需要的时间）的日数为27．212223日，这些数字与近代测量结果非常接近。
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设计并制造了计时用的漏壶、指南车、水推磨和千里船等。
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丘成桐
1982年，美籍华裔的丘成桐（1949-）获得了菲尔兹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这项荣誉的华人数学家。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赏，每四年颁发一次，对象是在数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年龄不超越40岁的数学家。
丘成桐出生在广东省，后移居香港。他早年丧父，家境清贫，但学习勤奋，中学时对数学入了迷，后来为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所器重，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在陈省身的指导下，仅用两年时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年仅22岁。25岁任副教授，28岁升为正教授，并且是普林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1976年，27岁的丘成桐解决了微分几何的著名难题——卡拉比猜想，并把微分方程应用到微分几何中去，推动了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的发展，成为这个领域最年轻的学者，名扬海外。
1979年，美国加州科技及工业博物馆授予30岁的丘成桐“1979年加州科学家”的光荣称号，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数学家。1981年又荣获美国数学会颁发的维布伦奖。评奖者认为，很少有数学家能够比得上丘成桐成就的深刻性、影响力及方法和应用的广泛性。第二年在华沙荣获菲尔兹奖。
邓稼先——隐姓埋名为两弹
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在茫茫戈壁，在云雾山中，在无垠草原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之中。青年时期的邓稼先，曾经面临严峻的选择，为了祖国的安危，他选择了一条遍布荆棘的道路。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就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洋归来报效祖国。
新中国如日初升，万事待兴。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落下脚来。祖国张开温暖的手臂迎接了“娃娃博士”。
邓稼先沉浸在青春的欢乐和家庭的幸福之中。30来岁，副研究员，月薪200多元，生活无虞，爱妻是医学院助教，他们有一对可爱的儿女。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常留连在公园的湖畔。
此时在事业上，邓稼先在理论物理方面与他的好朋友杨振宁等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前途无量。所领导对他极为赏识，成名成家的坦途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是，历史风云变幻，祖国面临困难。战争的威胁，核大国的讹诈，黑云般压来。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原子弹！”二机部的领导找到邓稼先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你要参加。”这句话似千钧重担，压在邓稼先肩头！搞原子弹，这意味着什么？每一个物理学家心里都明白——置身于放射性材料之中；进入军事禁区；隐姓埋名，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国；长年工作在深山、沙漠，不能全家团聚。更艰难的是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这神圣的使命。邓稼先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他回到家里，收敛了乐天派的笑容，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一生也值得。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从此，邓稼先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从物理学界的讲坛上消失了。28年间，他的身影匆匆闪现在核武器研制的基层第一线。
他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里参加研究所的兴建，他在生产核材料的车间里穿梭往来；他在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土路上颠簸；他在云遮雾罩的山区指挥着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当核试验出现失误时，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拣拾核材料残片，当工人们给原子弹安装引爆雷管时，他镇静地坐在旁边给“虎口拔牙”的工人壮胆。
28个春秋过去了。头发里夹杂着大戈壁砂粒的邓稼先回来了，回到了温暖的家。此时他的妻子已年过花甲，儿女已长大成人。而他，癌魔却早已侵噬了内脏、骨骼、神经……他辉煌的生命已燃到了尽头。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历程才得以披露，“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邓稼先临终前对妻子许鹿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而无憾！”
霍英东——从苦力到巨商之路
霍英东，香港著名的地产业巨子。他以经营房地产为中心，从杂货铺到建筑、航运、旅馆、酒楼、百货、石油……形成一个遍布海内外庞大的、赫赫声势的工商业体系。广州的世界一流饭店白天鹅宾馆、国内一些著名的体育活动与他的名字相关连，他现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国际足联执委和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
可谁又知道，霍英东先生的今天是由“价值七角钱”的苦力一步步干起来的呢？
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县，1922年生于香港。他的童年是在舢板上度过的。七岁时，父亲在一场风暴中舟毁人亡。从此，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肩上。他与9岁的姐姐和5岁的妹妹全靠母亲经营小本生意，收取微薄的佣金养家糊口。
抗日战争爆发后，霍家生活更加艰难，霍英东只好放弃学业当苦力、学徒、工人。18岁那年，他找到的第一件差事是在轮渡上当加煤工，但不久船主以“不称职”为由辞退了他。后来日本人扩建机场，他去当苦力，日报酬是七角钱和半磅配给米。那时他每天只吃一碗粥和一块米糕，饿得头晕眼花。一个营养不良、体弱无力的年轻人当搬运工，其艰辛可想而知。
有一天，不小心，一个50加仑的煤油桶砸断了他的一个手指，工头见怜，调他去修车。谁料祸不单行，有天他爬上一辆货车，想偷学开车，没想到这辆货本撞了另一辆货车，于是他的差事只好告吹。后来他又当铆钉工、“太古”的实验室的制糖工等。
童年贫寒家境和成年后的生活坎坷煎熬磨练了霍英东的意志，也培养了他自强不息的奋斗性格。
二战结束后，他投身运输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开展航运业，生意十分兴隆。
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不满足运输业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敏锐地看到了香港建筑业的潜力，毅然向房地产进军。1954年他筹建了“立信建筑置业公司”，拿出两年来买卖战余物资积攒下来的钱，拆旧楼，建新楼。他开创了大楼分层预售的先例。从此，房地产成了他致富的基础。正如他所说：“从此翻开了人生崭新的、决定性的一页。”
包玉刚——一条旧船起家
世界各国首脑几乎都知道包玉刚这个名字，他雄踞当今世界船王之首，还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并拥有50亿美元的资产，可谓名声显赫。可谁曾想过当初包玉刚闯入惊涛骇浪的航运事业靠的仅仅是一条旧船呢。
本来包玉刚有固定的工作，也拿过高薪水。他曾从一个普通的职员擢升到高级职员，在银行出任副经理、副行长。但独立创业的强烈意念始终在他心底涌动，他毅然辞去公职，投身于航运，决心去闯一番事业。
那是1955年，包玉刚已有36岁。他的朋友听到消息，大为惊诧，都以为他疯了，劝他不要冒这种风险。“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的人小心翼翼搞了几十年航运业，最后落得个公司倒闭。在航运界，破产、跳海、全家自杀的事，可说屡见不鲜，再说，五十年代在香港经营航运业的有几十家，资本雄厚者有之，历史悠久者有之，他能有立足之地？何况他眼下手里的资金连买一条旧船都不够。
经过一番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包玉刚从日本神户银行贷款75万美元，购买了一条有20年船龄的旧船——“英谖纳”。这是一条只有8200吨位的烧煤旧货轮。包玉刚见到“英谖纳”号后十分高兴，即将它改名为“金安”号，请人整修油漆一新。凭这么一条老掉牙的旧船搞航运，这在世界航运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有人怀疑，包氏仅凭一条旧船，能在惊涛骇浪中前进么？更有甚者，有人打赌：他包玉刚一条破船能成功的话，我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五十年代，香港和国际上普遍突行按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即短期结算办法。这种办法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可以获得较高利润，然而，包玉刚面对局势动荡不定、战争阴云密布的严峻现实，冷静分析了市场情况，毅然采取了低租金长合同的稳定经营方针，打开了经营门路。一年以后，他以善于经营守信用和行动果断，博得了银行和货主的信用，成为拥有7艘货船的船东了。
包氏投身航运业时，董浩云在香港已有“船王”之称，已拥有相当吨位的船队和世界上最大的油轮——564763吨的“海上巨人”号。然而，谁都没想到，十几年后，包玉刚船队迅猛发展，竟然超过了董浩云一倍多，后来又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希尔顿——让处处生出“金子”
希尔顿创立“旅店帝国”经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非凡的创业历程。
